“聰明人”組成的社會，太傻！

外國人顯得很傻，不如某些中國人“聰明”，但我認為，由“聰明”人組成的國家，卻比不上“傻冒”組成的國家。

與國外回來的朋友聊起，不少人都覺得這世界上屬中國人“聰明”，而外國佬整個一傻冒兒。

筆者有一位朋友在保加利亞經商多年，談起自己在異國的所見所聞頗有感慨，他說，在保加利亞經商能賺錢的多是中國人。且不說在東歐市場上批發搗騰各種假名牌，單在稅款上做手腳就能發大財。原來，在當地經商納稅，全憑個人申報，稅務官則根據個人所報數額審核課稅。因此，在保加利亞開公司做買賣的中國人，無論是海關進口，經營批發，還是個人收入所得，很少有據實申報的。“享受”如此的稅收“優惠”，幾年下來，便賺足了錢。非但如此，他們還把經驗傳授給後來者，並且自鳴得意地將保加利亞的稅務官譏諷為“傻的洛夫斯基”。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題為《“傻冒”英國人》的文章，講述了中國人眼中的英國“傻冒”現象。例如：在英國上火車沒人檢票，只要到窗口買好票就行，站臺絕對開放，卻無人逃票；到湖區劃船，既用不著交押金，也用不著扣押證件，只要購票領船就行，而回來時，根本沒人查票驗船，只需要把船像原樣拴好，便萬事大吉。在經濟交往中也如此，一次，中國留學生從英國向國內寄回一塊手表，可家人收到的只是一只空盒子，手表不翼而飛，當這位留學生向英國郵局提出此事時，郵局未讓他出示任何證明，便很快地賠償了他的損失。更讓中國人不可思議的是，在英國某大學實驗室裏，領取貴金屬如白金、黃金做實驗時，竟無人管理，也沒人監視。只是根據個人實驗需要領取，用多少都行，惟一需要註意的是，這些貴金屬不能私用。

凡此種種，在國人眼中都屬有利可圖、有空子可鉆、有便宜可占、有機會可騙的事，而英國佬們卻循規蹈矩，這，不是很傻嗎？

人生在世都希望自己聰明，誰也不願當傻瓜。可什麼是聰明？什麼是傻？兩者背後隱含著何種更久遠的生命力和意義？

其實，“聰明”與“傻冒”的爭論，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就是一個誠實和信用的問題，而恰恰正是這個問題，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巨大作用。

臺灣的熊秉元先生是研究和教授經濟學中的制度學派的，該派學說中有一種經濟理論，稱為“低度均衡”經濟現象，即：交易成本過大，缺乏口碑信用，產品品質難以提高。熊教授認為：“低度均衡”經濟現象，嚴重地制約著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

制度學派的學者們對此曾進行深入研究，最後結論竟出人意料：這種惡性循環的“低度均衡”，竟是經濟生活中買賣雙方的“聰明”所致—正是由於這種“聰明”的價值取向，使一些國家和地區縱有先進國家的經濟模式作榜樣，在不乏資本與技術的條件下，但仍難以擺脫貧窮和落後。

熊教授提到了中東地區的商品交易方式。那裏有不少集市，從事各類商品買賣，商品多是自制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產量不大且質量參差不齊。由於買賣雙方多萍水相逢，極有可能在交易後永不再見，因此，買賣雙方十分看中當次交易，都想在本次交易中占到便宜。於是，一樁小買賣，雙方當事人往往要花很長時間討價還價，賣者巧舌如簧，買者假以辭色，挑三揀四，在這個過程中，各種欺瞞詐騙發揮得淋漓盡致。此種交易的後果，自然加大了成本，賣者不再考慮商業信譽和口碑信用，也不花心思改進產品，結果不僅使市場難以擴張，更重要的是對人性的摧殘—忠厚老實得不到獎賞，反而被當成“傻瓜”、“冤大頭”，以致無容身之處。最終形成整個交易環境是，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眾人習性相近而墮落為虛浮狡詐之徒。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心態反過來又加劇了買賣交易的不確定性，從而形成惡性循環。於是，這種“低度均衡”的惡性循環，成為一些國家與地區長期貧窮的重要原因。

在我們發展市場經濟的進程中，難道不該警惕這種無商業信譽、無口碑信用的“低度均衡”現象嗎？

一連串虛假，使我們遭受損失、蒙受恥辱，使整個社會產生迷惘與困惑，難道商品經濟就代表著“假貨到處有，騙子四處走”惡劣現象嗎？

其實，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不單需要商品意識和市場觀念，更需要一種精神的力量。這種精神力量，是與社會文化和道德的取向緊密相聯的。歷史上的英國人不僅給世界帶來了工業革命的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的模式，“他們在三件大事上也走在了世界民族的前面：虔誠、商業和自由。”（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而我以為，商業就是適應市場經濟的才能與冒險活動的反映；自由則是對民主與法制的依賴。

市場經濟是一個龐大的系統空間，任何人都不可能改變其固有的秩序與發展規律。市場規律的存在，決定了市場所要選擇、造就的人選，只能是適合於在這種經濟法則條件下生存的強者和遵守者。在適者生存的經濟發展中，培養自身的生存發展之術，有良好的操守、信用，才可能有公正和效率。正如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說的：“要記住，信用就是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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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稿：200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