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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紹智: 一黨專政下何來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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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只有通過政治改革才能進一步推動經濟改革,才能緩解當前日趨嚴重的社會矛盾,避免社會動蕩。這幾乎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在中國,盡管呼籲政改者不斷受到打擊,但是這種聲音不絕如縷。

一九九八年春,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曾經寫文章、作報告、開討論會,呼籲政治改革。一時間,海外媒體稱之為“北京之春”。但是“北京之春”剛露曙光,即被中共官方壓制而告夭折,一擱三年,動靜全無。

今年二月下旬,海外媒體又傳來中共將搞政治改革的消息,不過這次與三年前不同,政治改革的方案都是來自中共上層,與老百姓無關。

這些消息是:

中共組織部長曾慶紅日前提出以“擴大黨內民主”作為改革方向。

中國國家體改辦副主任潘嶽日前提出數十萬言的政改方案。

同時,海外更盛傳江澤民有關於政治改革的“四項基本原則”之說,這四項原則就是不搞多黨制、不搞權力分立、不搞新聞自由、不搞結社自由。江澤民的這些原則,實質上就是中共目前實行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的原則,也是禁止政治改革的原則。所以,在江澤民政權統治下,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

那麼,曾慶紅、潘嶽提出政治改革之說,是否空穴來風呢?倒也不是,曾慶紅是江澤民的心腹,在中共中央接班人問題上是鄧小平指定的胡錦濤的有力競爭對手。潘嶽在中國政壇上是新一代中的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們在中共十六大之前提出政治改革,其目的又是抓群眾所期望的政治改革中的旗幟,擡高自己以爭奪群眾,絕無真正推進政治改革的誠意。

何以見得呢?

先說曾慶紅所謂的民主,乃是中共所謂的民主,並非人民大眾所說的民主,中共所謂的民主是什麼?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李鐵映在《中國社會科學》二零零一年第一期發表《關於民主理論的幾個問題》的長文,提出衡量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成就得失的四條標準。其中第一條就是“要看它是否有利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正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此話前半句是要義,後半句是陪襯。而且有了前半句,就是堅持一黨專政,就沒有真正的人民當家做主,後半句等於廢話。李鐵映講的話比曾慶紅坦率一些,真實一些,實際上,曾慶紅所說的民主顯然不能突破李鐵映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樊籬,講民主也是假的。

再說香港的政治改革是什麼東西呢?其政改方案全文固然迄今未見,但據傳媒透露出來的基調是:潘嶽提出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民主社會主義的宗旨、權威主義的政策、民族主義的精神。這四種主義之間的關系,有的是南
轅北轍,有的在中共的字典裏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潘嶽把他們捏在一起,是既打馬虎眼,又心懷叵測,而且傳媒說:潘嶽並不主張走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他反對搞多黨制和三權分立,也反對搞軍隊現代化和西方的普選制度。這顯然和江澤民的政改四項基本原則是同樣的貨色。在江澤民的政改四項基本原則下,不可能有政改;

在潘嶽的四種主義下,也是沒有政改余地的。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潘嶽曾經是一九九二年發表的被認為是“太子黨綱領”的《蘇聯劇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組織者。該綱領提出“以國家機器的強制力為後盾,具有威懾力量的禁忌體系”,“發揮壓抑政治參與爆炸的功能。”這句話不太好懂,實際上就是提出新的強硬戰略,以攫取中國最高權力,重建新的極權統治。這回潘嶽倒把他的宗旨說得比較明白了:“讓政治改革走在暴力革命前頭”,那不是顯然擺明他要搞政改的目的,就是要消弭、瓦解目前因社會矛盾激化而動蕩起伏的人民大眾的抗爭嗎?所以,潘嶽的四種主義的雜拌實質上與“太子黨綱領”是一脈相承的。他的這種“政改”將為重返極權主義開路。

在一黨專政制度下,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改革。堅持一黨專政,卻要談政治改革,顯然是賣野人頭,欺騙人民,欺騙輿論。善良的中國人民要警惕啊!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