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耗子————百年諾獎話禁書

一

前英國首相丘吉爾於二戰之前在一次演說中，尖銳而深刻地抨擊了極權主義“鐵幕”背後的檢查制度：

“你們看看那些被當作偶像的專制者，被他們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可是，在他們內心卻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東西——說不出來的東西！——那就是恐懼。他們害怕話語和思想！門外講述的話語，屋裏攪起的思想，因為它們是被禁止的而顯得更為有力。這就是使他們恐懼的東西。一只小耗子——一個小丁點兒——一只思想的耗子鉆進屋裏，甚至最強有力的權勢者也會被拋進一片恐慌之中。”

丘吉爾這位傑出的反法西斯戰爭的統帥，後來以他的文學成就而獲得1953年諾貝爾文學獎。“思想的耗子”這一奇特的比喻，使人想起希臘神話中的阿波羅。阿波羅是最復雜的神祗之一:他是日神、青春之神、男性的美神、音樂之神、預言之神、醫療之神、智慧之神，同時也是鼠神。在阿波羅神廟中，一尊鼠像供在青銅三角祭壇上，祭壇下還有幾只活潑可愛的白鼠。丘吉爾博學多才，也許熟悉耗子在神話中的象征意義，信手拈來化腐朽為神奇，高度贊揚了反抗專制的自由思想者。

極權主義對自由思想的禁錮，在二十世紀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強勢的挑戰，那就是諾貝爾文學獎對“思想的耗子”的獎掖。極權主義的崩潰，是一切堅持正義的人們長期奮鬥的結果。在這些人們中，我們不應當忘記諾獎家族中的一群曾經受到驅逐、監禁、甚至面臨死亡威脅的“思想的耗子”，不應當忘記他們那些曾經被封殺、刪節、甚至被銷毀的禁書。

這些“思想的耗子”，在戰爭的烽煙中，他們在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與納粹和法西斯進行勇敢的意識形態的較量；他們活躍在被德國納粹占領的法國、波蘭、捷克、南斯拉夫，出沒在被被意大利法西斯占領的阿爾巴尼亞和希臘，他們甚至浴血疆場。在斯大林的極權本質暴露無遺之後，他們中間又有人成為共產主義的叛逆者。第三世界獲獎的諾獎作家，更是在獨裁者的檢查制度的夾縫中噴發出思想的火星。

二

1933年掌權的納粹，給現代主義文藝的發展帶來空前的厄運。為了貫徹“領袖原則”，在所謂“純潔德意志文化”的旗幟下，一切“非德意志”文化藝術受到剿滅，兩萬多冊圖書被付之一炬，1929年獲獎的托馬斯·曼的小說《布登勃洛格一家》、《魂斷威尼斯》、《魔山》等文學名著，也一夜之間化為灰燼。納粹東進波蘭之後，遍布殘酷的集中營，一大批德國知識分子被驅逐出境，歐洲不少作家踏上流亡之路：托馬斯·曼流亡美國，不得以其真名出版著作的猶太女詩人薩克斯(1966年諾獎得主)流亡瑞典……托馬斯·曼早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就預見到了並且警告過法西斯主義的興起。1933年，曼在慕尼黑大學發表演講，譴責法西斯主義，因此遭到親納粹文人的圍攻。納粹暴行，激起了曼強烈的道德義憤，他勇敢地直接抨擊希特勒的各種政策。結果，曼的文章被沒收查禁。1937年，在思考德國歷史悲劇的根源時，曼發現，“德國的許多災禍都產自於這樣一種想法，以為要做一個有修養的不問政治的人是可能的。”這位曾經嘲笑過魏瑪時代的民主制度的作家，最後終於在希特勒的極權政治中大夢初醒，認識到只有民主政治才是人類理想的生活方式。因此，曼在流亡中成了一只政治上的“思想的耗子”。

另一位德語作家赫爾曼·黑塞(1946年得主)，在一戰爆發後，不但譴責德意志民族沙文主義，而且反對反動的“民意”，結果漫罵信像潮水般向他湧來。在法西斯橫行時，黑塞與羅曼·羅蘭結成真誠的友誼，堅持反納粹的和平主義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或被納粹查禁，或散失在戰亂中。

意大利是法西斯主義的故鄉，早在1906年獲獎的意大利詩人卡爾杜齊，就在《撒旦頌》中質問專制統治者：“既然信仰自由，為什麼到了信仰的至高境界，就不容許思想自由呢？”

法西斯崛起之後的墨索裏尼時代，克羅齊這位曾經被提名為諾獎候選人的著名美學家，表現了思想家本色，於1925年發起並草擬了反法西斯宣言，意大利詩人蒙塔萊(1975年得主)等不少知識分子都曾在宣言上簽名。

青年蒙泰萊還因拒絕參加法西斯黨而遭到一個狂熱的法西斯分子的毒打，並且被開除公職。四十年代初，蒙塔萊流亡瑞士，參加了抵抗運動。作為抒情詩人，蒙泰萊堅持思想的自由，在他的詩作《希特勒的春天》中，將前往意大利會見墨索裏尼的希特勒，被描繪成在劊子手的高呼萬歲聲中疾駛而過的“地獄的使者”。

1936年，在法西斯主義的鼓噪聲中，西班牙內戰爆發。在持續三年的內戰中，來自歐美各地的民主志士和知識分子在西班牙共同組成了反法西斯陣線。進步作家雲集西班牙，他們在反抗的炮火中舉行了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會。在戰後佛朗哥的極權統治和嚴格的檢查制度下，甚至到了五十年代的西班牙，內戰題材仍然是禁區，大批富於思想性的文學作品被查禁，不少作家、詩人被迫流亡甚至慘遭殺害或死於獄中。

在西班牙諾獎得主中，早在內戰之前，戲劇家貝納文特(1922年得主)揭露社會弊病的戲劇就遭到查禁，內戰期間他還因此被捕羈獄。詩人希門內斯(1956年得主)在內戰爆發後，堅決支持共和派，被迫流亡國外終身未歸。詩人阿萊桑德雷(1977年得主)的作品也被查禁，戰爭接近尾聲時，他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夷為平地。

西班牙作家塞拉(1989年得主)是佛朗哥政權的叛逆者，他的小說《蜂巢》揭發佛朗哥統治下的社會弊端，在阿根廷出版後被西班牙當局查禁十多年，直到1963年才解禁。

在抵抗納粹的知識分子群體中，薩特是思想界極具影響力的領袖人物。薩特的第一部劇作《蒼蠅》，由於借希臘神話影射納粹占領法國，抨擊法國傀儡政權，曾經在德國遭到查禁。

詩人聖瓊·佩斯(1960年得主)同時也是法國政府的一名外交官。法國傀儡政府組成時，佩斯拍案而起，反對政府與德國妥協，結果官方不但撤銷了他的外交職務，而且剝奪了他的法國國籍，沒收他的全部財產，同時查禁他的文學作品，佩斯被迫流亡美國。

1939年德軍大舉東進波蘭時，遭到了自由戰士和詩人的頑強抵抗。波蘭詩人米沃什(1980年得主)在淪陷的華沙參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抵抗運動。他的心靈，如詩人的一本詩集所題寫的，是《被監禁的心靈》，同時也是力求沖破監禁的“鐵幕”的思想的心靈。

三

“鐵幕”一詞，原本也是丘吉爾的發明。共產主義是一幅美麗的圖畫，也許遠遠地欣賞。一旦走近“鐵幕”，情形就有所不同了。它美不美，取決於你在那裏扮演的角色。在那裏，作為獨裁者的斯大林及其繼任，同樣需要克格勃的刺刀和棍棒的簇擁，需要《真理報》的謊言的粉飾。

處在前蘇聯陰影下波蘭，從五十年代起，米沃什就因為官方強制性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而流亡國外。在波蘭，甚至辛波絲卡(1996年得主)這樣的與政治比較疏離的詩人，其作品也因為“不健康的因素”而被禁止出版和遭到批判。

像辛波絲卡一樣，捷克詩人塞菲特(1984年得主)早年也曾謳歌十月革命，後來大夢初醒，拒絕斯大林主義，簽名發表宣言反對捷共的檢查制度。1953年斯大林死後的“解凍”期，塞菲特大力為藝術自由呼籲，譴責政府對作家的迫害和標語口號式的文學。他說：“如果一個作家沈默，他就是撒謊。”

在前蘇聯，拒絕撒謊的兩大禁書，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索爾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島》。

《日瓦戈醫生》首先是在意大利出版的，是作者本人從十月革命以來到斯大林的極權統治下的復雜經歷和心路歷程的寫照，是對血腥暴力的哲學意義和道德意義上的否定。1958年，帕氏榮獲諾獎的消息傳來，官方立即發動了對“賣國賊”的“清算”活動。蘇聯作家協會開除了帕氏的會藉，大學生包圍了帕氏的住宅，向他家的門窗扔石頭，一只“思想的耗子”仿佛成了“過街老鼠”。出於官方的壓力，帕氏不得不拒絕諾獎，開始漫長的在俄羅斯境內自我放逐的寫作生涯，最後在淒涼的心境中謝世。

在《古拉格群島》中，我們可以看到集中營裏，像索氏一樣被關押的政治犯，有不少俄羅斯的思想者。這部著作完成於1968年，索氏把手稿委托給列寧格勒一名婦女，同時把微型膠卷秘密傳遞到西方，但索氏有意延緩了該書的出版。1973年，保存該書手稿的婦女被捕，在克格勃的連續五天五夜的審訊下，不得不交代了隱藏的地方，而她本人獲釋之後就自殺了。

索氏在深感愧疚，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決定在國外出版。同時以地下文學的形式在蘇聯流傳。

索氏在被驅逐出境之前，還曾受到蕭洛霍夫的抨擊。蕭洛霍夫在1967年給蘇聯作協的一封信中，譴責索氏的劇本《勝利者的盛筵》和小說《第一圈》，將索氏指為“公開的兇狠的反蘇分子”。結果，最初以手抄本流傳的《第一圈》的手稿被克格勃抄走。

俄羅斯的另一只“思想的耗子”布羅茨基，早在1963年就被克格勃秘密警察逮捕，被指控為“社會寄生蟲”。這位追求自由的流亡詩人，他關於自由的涵義的詩句的確是耐人尋繹的：“自由/是你忘記如何拼寫暴君的姓名的時候……”。正如諾獎新聞公報所指出的：對於布羅茨基來說，“詩歌在這個世界上的功用是另一個主題。這也適用於極權社會，在極權社會中，詩人可以為那些沈默的人們充當喉舌”。

蘇聯克格勃封殺喉舌的檢查的黑手，幾乎遍布世界各地，甚至伸到了聯合國眼皮底下的日內瓦，曾經迫使兩家瑞士書店從書架上撤銷了《古拉格群島》。日內瓦市長就此表態說，避免出版“抨擊一個[聯合國]成員國的出版物”是他們的“責任”，結果輿論一片嘩然。《聯合國人權宣言》所捍衛的思想自由的宗旨，引發聯合國兩百多名雇員發起抗議活動。聯合國不得不於1974年7月召開一次出版座談會，否定了對出版自由的外來幹涉。

蘇聯官方在國際上制造的另一著名檢查案例，是1948年12月，公然將共產主義同路人薩特的劇作《骯臟的手》指為具有“對蘇聯的敵意宣傳”的作品，把檢查的黑手伸到芬蘭，試圖阻止該劇在赫爾辛基上演。因此，1951年，該劇被改編為電影在某些影院反映時，有關方面對影院提出特殊要求是：必須有警察的保護以防止共產主義者的抗議活動。

在共產主義“鐵幕”背後，我們所看到的這一群“思想的耗子”，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他們的反叛就是“講真話”，就是告訴人們：那個皇帝什麼也沒有穿！可是，要“講真話”，在極權國家，往往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四

中國歷來是盛產耗子的國度，曾經被列為“四害”之一的耗子沒有被滅盡，可是，中國的“思想的耗子”卻往往還未出洞就慘遭不幸，以至於幾乎被剿滅殆盡或趕出國門。但中國並沒有像前蘇聯一樣產生出自己的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任尼琴這樣影響深遠的作家。

2000年實際上並非千禧年，而是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流亡作家高行健的獲獎，是二十世紀最後一頂諾獎桂冠。高行健的作品在中國大陸的命運，反映了中國的檢查制度的極端殘酷性。早在文革期間，出於對檢查制度的恐懼，高行健就燒毀了自己的十多公斤手稿。八十年代，高行健的理論著作《現代小說技巧初探》、戲劇《車站》和《彼岸》均遭批判或查禁。《靈山》是作者開始逃亡並且在嚴格自律的情況下開始寫作的。“六四事件”之後，高行健寫作《逃亡》時，他已經在海外獲得真正的表述自由，這部劇作對民主運動作了不公正的評價，但同時也激怒了專制者——如丘吉爾所描繪的那些被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簇擁著的專制者，因此，官方查封了高行健在北京的寓所，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盡管高行健獲得諾獎，但他的作品在中國大陸仍然無法公開出版，更令人遺憾的，對高行健的學術研究也遭到封殺。

盡管高行健力求淡化政治，在《靈山》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中國檢查制度的淫威所在，無遠弗屆，在那偏僻的山鄉，連一個唱民歌的老頭兒也擔心“犯原則”。《一個人的聖經》在揭露文革暴政方面，為讀者，尤其為西方人打開了一扇窗口，有其一定的認識意義。小說使讀者看到：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以同樣的邏輯運轉的。納粹統治和共產統治的共同之處在於，兩者都建立在識別敵人和清除敵人的基礎上。主人公告訴那個既背著“猶太人的苦難”又有“日爾曼人的恥辱”的馬格麗特說：共產黨“要尋找敵人，要沒有敵人這政權還怎麼專政？”。

盡管高行健算不上思想家，也不是勇敢的反叛者，但他的作品本身揭發了中國極權統治的罪惡。

五

不少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處在極權主義的思想控制之下。在八十年代以來，在第三世界逐漸增多的諾獎作家中，我們可以發現好幾位被禁錮的“思想的耗子”。

南非女作家戈迪默(199年得主)的《伯格的女兒》一出版就立即遭到查禁，用當時的一位檢查官的話來說，“女作者把羅莎的故事用作一個導彈發射臺，對南非共和國發射粉碎性的重量級攻擊”。官方羅織的另一“罪狀”是，小說竟然把白人寫成“壞人”，把黑人寫成“好人”。根據1963年官方有關出版檢查的法案，戈迪默的二十二本書有三本被南非當局查禁、銷毀，即《陌生人的世界》、《晚期資產階級世界》和《伯格的女兒》。南非政府一直希望戈迪默離開南非，但她拒絕離開，選擇了寫作這種精神流亡的形式。

尼日利亞作家索因卡於1967年至1969年羈獄時秘密寫作的獄中筆記《此人已死》，當時靠地下渠道傳閱，直到1972年才能在西方出版。1986年索因卡的榮獲諾獎，是進步人類對思想的自由的一次社會性的確證。

但是，1997年，尼日利亞政府在缺席審判中判處流亡中的索因卡的死刑，是二十世紀對思想的自由進行的一次最嚴重的顛覆。究其原因，僅僅因為索因卡於當年撰寫了《一個大陸的顯露的傷口》一書，抨擊1995年尼日利亞軍政府處死尼日利亞作家肯·薩羅－維瓦(KenSaro-Wiwa)等八名異議人士的暴行。在這本禁書中，索因卡的政治眼光不囿於尼日利亞，而是關註整個非洲的歷史和現狀，乃至現代世界非民主國家面臨的一個共同的民族主義問題，他直接提出了尖銳的質疑：“什麼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代價？”尤其是統治者以“保衛國家、捍衛主權和促進發展”的名義來褻瀆人的尊嚴、打壓異議人士、施行暴政踐踏人權時，該民族的人民將付出多大的代價？

埃及作家馬爾福茲(1988年得主)本人為思想自由付出的代價，是1994年他被恐怖主義分子奪去了執筆的右手，此後只能靠口授傳播他的思想。由於他的和平解決爭端的思想曾經激怒了阿拉伯世界的原教旨主義者，他的全部小說在許多阿拉伯國家被查禁多年。他的最傑出的小說《胡同裏的孩子們》寫於1959年，最初在開羅報紙連載。這部小說反對政治壓迫，提倡宗教寬容，否定“以眼還眼”的“正義”原則。小說連載不久就被埃及的權威宗教學者指為“褻瀆”穆罕默德、誹謗伊斯蘭先知的“異端邪說”，結果，埃及的伊斯蘭激進分子成功地封殺了該書的出版長達三十多年之久，原作一直只能以報紙連載的形式在地下流傳，後來在黎巴嫩出版回流到埃及，直到1996年才在埃及出版全書。該書的出版，正好表明馬爾福茲在小說中表達的一種信念：“壓迫必須終結，就像黑夜必須讓位於白天。我們將在我們的胡同裏看到暴政的死亡和奇跡的黎明”。

阿裏圖裏亞斯(1967年得主)是比上述幾位作家更早獲得諾獎的危地馬拉作家，他的小說《總統先生》寫於暴政恐怖陰雲籠罩的1930年，他流亡歸來帶回來這部傑作，塑造了一位拉丁美洲專制暴君的典型，當時只能靠秘密傳抄來傳播思想，直到1946年才能在墨西哥出版。該書出版後產生的轟動效應，不但推動了拉丁美洲作家以揭露寡頭政治罪惡為題材的創作高潮，而且在藝術手法上為魔幻現實主義開了先聲，是作者榮獲諾獎的力作之一。這部禁書妙處橫生，下面是作者對舉國同慶的國慶節的一段描寫：

“國慶節到了……市民們從窗口往外潑水，潑水是為了避免塵土太多，因為一會兒經過這裏到總統府去的將有：舉著嶄新旗幟的軍隊，承著華麗車馬的達官貴人，穿著金光閃閃制服的將軍，還有急匆匆地徒步行走的下級官員。總統先生，總統先生，你的榮譽充盈天地！總統在一群親信的簇擁下，出現在離人群很遠的地方，感謝老百姓這樣報答他的德政。那個擔任致詞的女人一見總統出來，立即開始演說…‘人民的兒子！……讓歡呼你萬歲的聲音傳遍四面八方，永遠響徹世界！祖國的功臣，偉大的自由黨領袖，忠誠不渝的自由戰士，青年學生的保護人，共和國憲法總統萬歲！’”

這番描繪可以用來對上文引用的丘吉爾的那番話作一個重要的補充，那就是：獨裁者不但需要士兵的刺刀和警察的棍棒的簇擁，以加強其安全感，而且需要親信的旗幟和愚民的鮮花的簇擁，以證明其合法性。而作者的反諷(irony)筆法又告訴我們：在獨裁統治下，官方的一切文字和語言都應當解讀為它的對立面，例如，“人民的兒子”應當讀作“人民的老子”，“祖國的功臣”應當讀作“國家的罪人”……

六

思想，歷來就是傑出的文學家和批評家所強調的文學的一大要素。諾貝爾所景仰的法國文豪雨果，在他的《<克倫威爾>序言》中贊美浪漫主義詩歌宛如一塊青銅，把思想鑲嵌在詩歌的格律中。“思想，在詩句中得到冶煉，立刻就具有了某種更深刻、更光輝的東西。”

思想，尤其是反叛權威的獨立思想或精神上的自由，也是瑞典文學院一貫褒獎的一種文學特質。在歷屆頒獎評語中，我們時而可以發現“思想”或“觀念”的字眼，例如，泰戈爾的“詩意的思想”，羅素的“人文主義觀念和思想的自由”，薩特作品的“觀念的豐富”，布羅茨基的“思想的鮮明”……。

更有意味的是，1999年獲獎的君特·格拉斯在他的諾獎演說中，一方面清算自從蘇格拉底被處死以來的言禁文禍，一方面為無權的弱者代言。

他說，他的寓言小說《雌鼠》中的實驗室雌鼠，代表數百萬實驗室動物，贏得了諾貝爾獎。格拉斯筆下的那些雌鼠，可以說是在極權制度下被當作試驗品的受害者的代表，在小說結尾，在地球經歷過大爆炸的後人類時代，一種半人半鼠的特殊物種得以幸存，“他們把兩種最好的種屬特性結合起來。人類有許多鼠性，鼠類也有許多人性。這個世界似乎是運用綜合來恢復它的健康。”因此，幽默地自稱為一只雌鼠的格拉斯，當然是一只“思想的耗子”，這次諾獎就是直接頒發給一只“思想的耗子”。

在人類思想的傳播媒介中，文學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在“思想的耗子”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如人權、自由、民主、多元化等人類的基本價值的生動的形象體系。“思想的耗子”構築的“鼠洞”是促使極權堤防潰於一旦的潛在的力量。

在中國，耗子自古就有“靈鼠”之譽。最近，科學家發現人類滅鼠失敗的重要原因，是因為耗子的智商特別高，他們有極為特殊的神經系統。在一個城市投入一種新的鼠藥，幾個小時內，消息就可以口耳相傳遍及整個鼠群，此後，它們就會敬而遠之。可見，作為弱者的鼠類，反抗作為強者的人類的殘暴，最有效的對策就是自由信息的傳播。此外，耗子還擅長尋找維生素E含量較高的食物，因為這種物質有助於免疫解毒。耗子第一次吃一種新食品時，很難吃到致命的份量，一旦發現不對頭，它們就告誡同類，保護鼠群，並且把信息遺傳給下一代。在耗子的這種靈敏面前，愚昧的人應當感到慚愧。我們曾經任憑別人進行精神的“洗腦”，讓別人的思想代替自己的獨立思考，誤以為可以“脫胎換骨”，實際上對精神的傷害早已達到致命的地步。只有智慧而勇敢的人，才能具有耗子的那些優點。

在通訊日益發達的信息社會、在愈來愈小的地球上，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不管殘余的極權勢力如何打壓思想的自由，“思想的耗子”總是有辦法迅速傳播自由的信息。

(摘自北京之春)

發稿：200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