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稼祥: 中共政權的蛻變和未來政局

中共16大還有兩年才會召開，但它早已成為海內外人士關註的一個焦點。這次大會是最高權力移交的大會，還是重走最高領導職務終身制的老路，對中共和中國前途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根據我對中共政權的研究，我對這次大會持謹慎樂觀態度：它將是中共步上自己歷史使命最後階段的一個轉折點。

一、毛澤東時代：全權政體＋獨裁統治

這是中共統治的第一階段。中共從1949年上臺執政以後，前後用了10年時間（1949——1959年所謂“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才完全奠定全權政體的基礎；毛澤東花了20年時間（1949年－－1969年中共9大），才徹底建立起他對整個黨整個國家的獨裁統治。

所謂全權政體，是指這樣一種政體，它完全剝奪了全社會所有個人的一切自由和一切財產；生活在這種政體下的個人，沒有政治自由，沒有經濟自由，沒有社會自由，也沒有文化自由。人從生到死，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生產和生活細節，都由一個叫做“組織”的“全能者”計劃和安排。不能說組織上沒有批準的話，不能做組織上沒有安排的事。在這個政體的全盛時期，你不能愛組織上不愛的人。也就是說，假如你愛上了什麼人，先要向組織上匯報。假如組織上不批準，你最好忍痛割愛。否則，你和你的愛就將被列入“計劃外”。“計劃外”意味著喪失一切生存資源。

所謂獨裁統治，是指一個人壟斷一切權力的統治方式。不言而喻，最容易建立獨裁統治的是全權政體。全權政體已經把所有個人的權力集中到政府或黨的手裏，把所有地方的權力集中到中央手裏，並且粉碎了一切中間組織。獨裁者要做的只是把整個統治集團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裏。1969年中共9大以前，毛澤東沒有做到這一點，他的副手劉少奇是國家主席，在黨內也和他分庭抗禮。中共統治集團分為毛氏集團和劉氏集團。文化大革命是毛個人的集權運動，方法是先粉碎劉氏集團手中的權力，送給紅衛兵等“革命群眾”（通過造反），再從紅衛兵手裏把權力收集到自己囊中（通過對自己的神化，讓紅衛兵上山下鄉，交給農民管教）。

全權政體基礎上的獨裁統治，可以被認為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極端最嚴密的獨裁統治，雖然不能說是最殘酷的獨裁統治。獨裁統治在遇到反抗時才表現其殘酷性，如果獨裁統治壓倒一切，就沒有必要殘酷，甚至可以表現它的仁慈。雖然毛時代比鄧時代和江時代要獨裁得多，但鄧時代對學生運動的鎮壓和江時代對法輪功信徒的迫害，卻顯得比毛時代更殘酷。

全權政體加獨裁統治是不可能遇到反抗的，除了它自己以外，它沒有敵人。

二、鄧小平時代：半全權政體＋寡頭統治

全權政體加獨裁統治的敵人是獨裁者的死亡和他的副手兼繼承人。獨裁是很難繼承的。這不僅是因為獨裁的願望人人可能有，而獨裁者的素質卻十分罕見；更因為在全權政體下，獨裁者的安全饑渴驅使他對所有接近他權威的人都不信任，他必須不停地更換第二把手，以便讓在任的第二把手沒有條件積累足夠的威望來威脅他的獨裁地位；他還要不斷地讓他挑選的接班人幹一些違反接班人意願的罪惡的事情，以考驗他對自己的忠誠。他挑選的接班人還必須有一個最大的長處，那就是愚蠢，使他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沒有可能超過自己。這樣，獨裁者就可以確保自己在國家權力中的“始皇帝”之稱號，以及在黨內的教主地位。

這樣的接班人很難在獨裁者死後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自己過於無能；另一方面，被前任獨裁者強力壓制的大批前獨裁者的同僚開始反彈。這就是我們看到的華國鋒被政變搞下臺，鄧小平開始他自己的時代。但這個時代不大可能重回全權與獨裁的老路。完全扼殺自由的全權政體把它自己推到滅亡的邊緣，要挽救統治，必須逐步開放經濟自由；被眾元老分享的政權還在對獨裁統治的免疫期，任何排名靠前的元老對獨裁地位的尋求，都會遇到其它元老的提前防範。

總之，集權和獨裁達到極限時，一個社會的自由化動力便會啟動，如果它不滅亡的話。全權政體軟化成半全權政體，所謂“半”，是指經濟和社會雙軌制的實行。經濟存量雖然還是國家所有制，但經濟增量已經私有化和社會化了。獨裁政體蛻變為寡頭政體。所謂寡頭政體，是若幹寡頭分享最高政治權力的體制。在鄧小平時代早期，至少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和葉劍英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權力；在這個核心的外圍，是鄧潁超、彭真、薄一波、王震參與分享。

寡頭政體是無規則的政治分權。因為它無規則，所以混亂；因為它是一種分權，所以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鄧小平時代就是充滿活力的混亂時代。由於這種政體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權力來源問題，所有寡頭和全體統治者仍然沒有安全感，他們對手中權力的感覺，比在路上撿到一個錢袋的人對這筆不正當錢財的感覺好不了多少。而退居二線的元老們則更加沒有安全感。他們不僅要防範人民（“錢袋”的真正主人）來要回自己的權力（“錢袋”），還要防範在第一線行使權力的最高領導人背叛他們。1989年六四事件，就是元老們這雙重憂慮癥發作的結果。人民在要錢包，而受托保管“錢袋”的趙紫陽似乎想把“錢袋”還給原來的主人。

結果呢，人民沒有得到“錢袋”，趙紫陽失去了“錢袋”，元老們是把“錢袋”拿回來了，但太老了，手抖得厲害，拿不動，掉在地上，被江澤民撿走了。

三、江澤民時代：威權化政體＋新獨裁統治

隨著元老們在最高權力的保衛戰中同歸於盡，寡頭政體結束了，開始進入新獨裁統治時期。有人可能要問，怎麼會是新獨裁呢，其他中共中央常委不是也在分享江澤民的權力嗎？問得有道理，但我想說的是另一番道理。

鄧小平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最高統治權的分離：“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元老們握有最高權力的“所有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公司的控股股東和董事，胡耀邦和後來的趙紫陽以及在一線工作的中央常委是總經理和副總經理。我在“所有權”上加了引號，意思是說，元老們手中的所有權不是真正的所有權，中國主權的真正所有者是全體公民。正因為如此，元老們掌握的國家“控股權”在法律上沒有任何根據，也沒有與之相稱的名義。在名義上，六四前的趙紫陽是中國的最高決策者，實際上他只是個“總經理”，或者說是個“兒皇帝”；真正的最高決策者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八大元老。

這就導致了中國最高名義決策權和最高實際決策權的分離。這種分離的好處是，無論名義最高決策者趙紫陽，還是實際最高決策者鄧小平都不可能奢望尋求毛澤東那樣的獨裁權。壞處是兩個。鼓勵野心家通過陰謀活動和挑撥離間的手段在實際最高決策者和名義最高決策者之間制造矛盾和沖突，以便取後者而代之，這是一個壞處。另一個壞處是，出現重大問題，無人裁決。名義首腦有名無實，裁決了，野心家會向實際首腦申訴，還不如不裁決主動些；實際首腦有實無名，不能頻繁裁決，以免垂簾聽政之譏，只有等到小事變大，大事變危，在眾“大臣”的強烈要求下出來挽救危局。鄧小平這樣挽救了中共，慈禧這樣挽救了清朝。當然，都是暫時的。

江澤民上臺後，在六四事件中用力過猛的元老們相繼去世，剩下來的彭真和薄一波已不成氣候。死神解散了這個“董事會”。名義最高權力和實際最高權力漸漸統一到江澤民身上。中共15大前，在“經理層”還有喬石鬧點事。在15大上，江澤民基本完成了組織上一統江湖的工作，隨後從思想上開始獨裁進程：用“三講”讓全黨宣誓效忠；用打擊“邪教”讓全民接受他這個唯一精神領袖；用“三個代表理論”搞出江澤民“思想”，要在思想上和老毛和老鄧分庭抗禮，做共產黨的新任教主。

但另一方面，中共推行的市場化改革和雙軌制因為其慣性還在推進，從經濟雙軌制向其它雙軌制延伸，引人註目的是新聞雙軌制。大報下蛋成為普遍現象。正報仍然是黨的喉舌，副刊和小報開始適應市場和市民的需要。由於經濟增量不斷增大，經濟雙軌制也正在向市場和民營化並軌。所有這一切表明，鄧小平時代的半全權政體正在向威權政體演變。加入WTO後，其演變速度還會加快。

盡管江澤民手裏集中的權力比毛澤東還多，但他已不能集中人們的思想，更不能集中所有的社會資源，反抗其獨裁的成本比毛澤東時代大大下降了。拿法輪功信徒的反抗運動來說，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能的。撇開思想上的恐懼不說，單說到北京抗議，第一要路費和住宿費，第二要旅行自由。對農民信徒來說，這兩樣東西，在毛澤東時代都不可能有。那時，農民出一趟遠門，要花掉終身積蓄；到省外旅行，要持有縣級以上政府部門介紹信，否則，你住不到旅館。江澤民大概不可能只是為了對付法輪功而讓所有人再次失去貨幣，讓所有的旅店賓館見到縣級單位介紹信才給客人開房。

政體進一步威權化是進步，恢復獨裁統治是反動。進步是慣性運動，反動是獨裁者的意志。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江澤民時代的矛盾現象。從威權化受益的資本化官僚和官僚化資本，忍不住頌揚這個時代，甚至稱贊江本人；被新獨裁統治限制了自由的人們，特別是希望享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們，被官僚資本剝奪了生活來源的人，自然憤怒地譴責這個時代，甚至詛咒江本人。

這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這是一個讓人絕望的年代；這是一個生機勃發的年代，這是一個衰敗腐朽的年代；這年代，春風浩蕩，一天誕生一座新城，這年代，道德淪喪，每日下一層地獄；這年代寒冷徹骨，這年代微風和煦……這一切都是真的，但哪種感受對你是真的，要看的你處境。

四、後江澤民時代：威權政體＋寡頭統治

2002年中共將召開第16次代表大會，這次大會很重要，在這次大會上，中共將面臨一次新的最高權力繼承。不論江澤民在這次大會上是否完全交出他手中的權力，他的新獨裁統治都會結束，中共將迎來一個新寡頭時代。

中國將再一次出現最高統治權的分離，以江澤民為首的退休中央常委們將組成新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總公司”“董事會”，新一屆中央常委們將是經理班子，新任總書記是總經理。這種董事會領導下的國家政權體制，被香港信報的專欄作家魯儒略先生稱為“太上皇”體制，或者也可以稱為太上皇領導下的“兒皇帝”體制。

這是中國國家主權的所有權懸空必然帶來的後果。中國的國家主權就象所謂“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產權一樣，名義上歸全民所有，其實全民沒有任何程序和途徑行使這種所有權。財產落到誰的手裏就歸誰支配，國家主權也是這樣。他們可以（1）在所有權的層次上支配它（代表人民行使主權，“三個代表理論”想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也可以（2）在使用權的層次上支配它，還可以（3）在所有權和使用權合一的層次上支配它。獨裁統治是在第三層意義上支配國家主權的。

作為獨裁者支配過國家主權的人通常不會活著向別人移交國家主權，如果非移交不可，他也只會移交主權的使用權，而利用自己在執政時期積累起來的威望和幫派繼續控制主權的所有權，象“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所做的那樣。這在主權“公有制”條件下才會發生這種事，因為主權落不到人民手裏，被他的“兒子”截留了。

江澤民和所謂第三代中共領導也會這樣幹。只要這樣幹，新任中共接班人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領導核心，每一個新常委後面都有一個卸任的老常委在支持，高層權力分配將會出現十分復雜的新格局。每個新常委分享的權力大小直接受三個方面因素影響：一是自己在權力格局中的排序，也就是名義權力；二是支持他的老常委在影子“董事會”裏的地位以及老常委過去組織的幫派勢力；三是他本人行使和謀求權力的能量。即使是新任總書記，如果支持他的老常委不是最有力的，或者他本人的權力意志不強，謀權的能力有限，他就掌控不住局面，更不用說建立新的獨裁統治。

在中共統治再一次寡頭化的同時，中共政權將進一步威權化。被判了死緩的國有經濟將被執行死刑，私有經濟將繼續成長。特別是加入WTO以後，國有企業倒閉得更快，現在靠國家輸血生存的國有企業是無法與外國資本競爭的。可以預期，外國資本進入哪個經濟領域，哪個經濟領域的國有企業就會失去市場。國有企業退出經濟領域，社會組織的發育就會有更大空間。當政府和國有企業穿一條褲子時，自由工會是對國家的挑戰；而當私有經濟和外國資本成為經濟主體時，獨立工會就不再被當作政府的敵人，而被當作平衡資本的一種力量。這時候反對獨立工會，政府將付出更大代價。

總之，後江澤民時代，政治上將進一步無規則分權，而政權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力將繼續減弱。

五、搶旗幟的競賽：第二次改革

不論是胡錦濤或別的人當上接班人，他的工作環境都將更具競爭性。中國的政治環境將是一個寡頭競爭環境。鄧小平時代曾經面臨過這種環境。那時眾寡頭分為兩個半派別，以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和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還有以薄一波為首的半個騎墻派。

權力競爭往往表現為旗幟競爭。在政治上占據最大權力份額的派別，一般有挑選政治旗幟的優先權。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胡耀邦、趙紫陽挑選了改革與開放的旗幟，這就至少逼得想做接班人的鄧力群去扛“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旗幟。如果改革失敗，鄧力群就會成功。經濟改革的成功，最終讓鄧力群在中共13大時退出了政治舞臺。

寡頭競爭是旗幟競爭的基礎。中共16大後，新一輪寡頭競爭將引發新的旗幟競賽。如果新任總書記不能有足夠的洞察力先搶到改革的旗幟，他的競爭者就必定要搶。誰先搶到改革旗幟，誰就先搶到了權力的杠桿和制高點。改革是當今中共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它內順民心，外應大勢。

所以，中共16大後中國將會開始第二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在全權環境下展開的，主題是經濟改革；第二次改革在威權環境下展開，主題自然是政治改革。用政治改革來遏制腐敗，是當前可做的最能得民心的事情之一。政治改革首先可以被看作是鄧小平的繼承人對社會欠帳的還帳。鄧小平在1986年發動政治改革，但先後兩次學潮所打斷。86學潮導致胡耀邦下臺，中斷了他領導的政治改革；89學潮使趙紫陽遭到軟禁，使他以更大力度推進的政治改革夭折。

江澤民對政治改革的冷漠讓人難以理解。最近公布的關於六四的天安門文件如果真實，則可以提供一個解釋：江澤民並不是鄧小平的繼承人，而是陳雲和李先念的繼承人，他繼承的是反改革派別的意志。他只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的強大壓力下才被迫假裝成改革派。這將為搶到改革旗幟的中共改革派增加新的“合法性”：他是鄧小平和改革派的正統繼承人。

聽說國家體改辦已經受命為中共16大研討政治改革方案，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被邀參與研討。這並不表明政治改革已經開始，但卻可能是搶政治改革旗幟的競賽已經開始的一個信號。(2001年1月23日於美國麻省)

(摘自北京之春)


發稿：2001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