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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計劃”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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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勁松

三月間,以“橡皮圖章”著稱的中國人大、政協兩會,又在北京召開年會,號為“九屆人大、政協四次會議”。此時,江西省芳林小學特大爆炸案的硝煙還未散盡,四十二縷冤魂猶在空中飄飛;不久前,被稱做“法輪功信徒”的天安門廣場史無前例的自焚案,猶令文明世界驚訝莫名。然而,數千名被欽定的“代表”、“委員”們,濟濟一堂,既沒有對芳林小學慘死的師生起立默哀,也沒有為種種社會危機流露忡忡憂心。依然故我地高談闊論,談笑風生。

在最高領導人的引導下,代表們自覺地將討論話題主要局限在經濟上,只要大談特談經濟,便百無禁忌,便體現“社會主義民主”。談些什麼呢?似乎什麼都談到了,又似乎什麼都沒有談。該談的和不該談的,都規劃好了。一句老話:走過場。鎮壓民主,但假民主的戲還是要演的,足見獨裁者對民主的恐懼。

觀察今年的“兩會”,還是有幾個話題值得一評。

其一,農民問題。

朱熔基在“十五計劃綱要”報告中,把“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努力增加農民收入”,列為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再過一年便將卸任的朱熔基,多次提醒說:“飯”字怎麼解釋?沒“食”就“反”!朱熔基說話,歷來一語雙關,他的這句話,聽起來,既象是在表達危機感,又象是在點撥農民兄弟:熬不住了就反吧!

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到目前,已經有一億五千萬農民成為閑人,無所事事,他們的出路何在,成為一個大難題。土地有限,人口太多,以農為本,已經不適用於每一個農民;向城市進軍?但城市裏能向農民敞開的崗位早已飽和,連城裏人都紛紛下崗,哪裏還有機會給農民?

仍然堅守土地的農民們,長年收入低,負擔重,多數人唉聲嘆氣,覺得自己“活得不象個人樣”;“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談何容易,當局曾多次以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來增加農民收入,但這一手段目前已經失效,而今國家收購農產品的價格已經高於國際市場價,在中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刻,這種情況,對農民極為不利,中國農業很快就將面臨國際社會雪上加霜般的沖擊。

鄧小平生前一再擔心地說:如果中國要出問題,就出在農民身上。以鄧小平的智商,和他對國情的了解,在中共黨內可以說得上“料事如神”。他的這一告誡,今天看來,似乎愈來愈將有應驗的跡象。

其二,通貨緊縮。

一些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經歷多年滑坡之後,去年止跌回升;連續多年呈現負增長的物價指數,也在去年止跌回穩;據此認為中國宏觀經濟出現“重要轉折”。另一些人,尤其經濟學家則持相反看法,他們認為,經濟增長指標和物價指數仍然處於波動狀態,極不穩定,很難定義為“出現轉機”。計委主任曾培炎承認:通貨緊縮的形勢依然嚴峻。為了繼續刺激經濟,政府今年將再追加發行1500億人民幣的國債,用以投資基礎設施。看來,通貨緊縮,仍然是套在當局頭上的緊箍咒。

其三,軍費開支。

當局在兩會上宣布,今年軍費開支預算為1410億400萬元人民幣,而去年的軍費開支預算已達1200億人民幣,比前年增長12.7%,今年的軍費開支則又比去年猛漲了17.7%。當局把軍費大增的理由美其名曰“提高軍人工資”,及“防衛作戰準備”,但誰都知道,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對付臺灣,和抗衡美國,才是真正目的。盡管朱熔基在報告中提到臺灣問題,口氣出奇的溫和,但“不惜把臺灣打爛了重建”的虎狼之心,卻在大筆軍費開銷中暴露無遺。中國軍費連年猛增,把全世界都嚇了一跳,中國似乎又回到了窮兵黷武的毛澤東時代。此舉除了徒然引起臺灣和其他周邊國家的不安,提高西方的警覺,加劇兩岸軍備競賽之外,並無多大好處。何不將這一大筆軍費,用於和平建設,比如,補貼貧困的農民兄弟,實實在在增加他們的收入?

其四,“十五計劃”。

朱熔基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第十個五年計劃”,即“十五計劃”,被官方禦用文人稱頌為“向計劃經濟告別”,理由是,過去所有的“五年計劃”,包括“九五計劃”,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而“十五計劃”的制定,則以市場經濟掛帥。

禦用文人的具體解釋是:中國過去在五年計劃中提出的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是中央指令性目標,在很大程度上都沒有考慮錯綜復雜的市場因素和經濟規律。而“十五計劃”提出的目標,則主要是預測性和指導性的,較少行政上的強制性。

然而,“十五計劃”,是否真正和完全告別了計劃經濟?答案卻是:未必。畢竟還是被稱做“十五計劃”,這種五年一度的計劃,本身就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而且,“十五計劃”中,仍然羅列出一堆指標性的東西,7%的經濟增長目標,便是其中一例。

通觀“十五計劃”,謹慎而保守,據說是為了所謂政治上的穩定,即保持第三、第四代領導集體的平穩過渡,一句話,千方百計保護既得利益者。為此,計劃中還摻雜了其他大量政治性內容。尤其是要求繼續嚴打他們自認為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的法輪功。

由此看來,即便是告別計劃經濟,也是一步一回頭,戀戀不舍,共產黨的獨裁本質和僵化思維,在“十五計劃”中依然斑斑可見。


(摘自自由亞洲電臺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