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貧困，我們無法沈默

（編者按：一個關於現代都市窮人的悲慘故事曾經在大江南北廣為流傳：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過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貴的日子。1994年前後，夫妻先後遭遇下崗。妻子耐不住清貧的日子和沒有亮色的未來，跟著一個有錢男人走了，留下一雙兒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業市場屢屢碰壁後，精神越發脆弱，生存的艱難壓得他擡不起頭來。

偏偏不諳世事的孩子嘴饞鄰居家的肉香，纏著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僅剩的五塊錢，咬牙買下了一斤豬肉。當久違的肉香讓孩子們歡呼雀躍時，絕望的父親在裏面撒下了耗子藥……

當貧困變成了不可抑制的怒火，那張粉飾太平的包裝紙又能包裹多久呢？）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以一個實習記者的身份整日穿行於高樓華宇間。一個暮色降臨的黃昏，在東直門外大街的一個拐角處，一個驚魂未定的女人正在向圍觀者講述她的遭遇：她的爆玉米花的三輪車剛剛經歷了一場劫難。那些穿制服的人在粗暴驅逐她的同時，擄去了她筐子裏當天的全部收入----50元人民幣。她的同伴們動作快，僥幸逃脫了。她在慌亂中騎著那輛破舊的三輪車，卻逃錯了方向。

她象祥林嫂一樣反反復復地自責，我怎麼那麼傻呢，連方向都跑錯了。她和丈夫都下崗了，生活費加起來不到300元，爆玉米花好歹能貼補家用，還有孩子在上學呢。圍觀的人們紛紛嘆息著，安慰著她。這時，她的男人聞訊趕來了，破口大罵。女人沒有辯解，兀自一遍遍地自責著：我怎麼那麼傻呢……

路燈照著她臉上尷尬、慘淡的笑容。北方的風很刺骨，那一刻，我感到這座城市是如此陌生而冰冷。行走在滿街閃爍的霓虹燈中，我在想，這城市到底屬於誰？在這都市繁華的另一面，那些為生計所迫的人們是怎樣生存的？我們真的了解嗎？

在2001年的這個夏天，我終於走進了他們的生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這個貧困群體中我極少看到眼淚，極多地感受到的是隱忍和憤懣。

只有一次。在沈陽夜歸的出租車中，我象往常一樣試圖和司機作一些例行的交談----我一向深信出租車司機最能清晰地感知城市脈搏的跳動；同時幾天來的采訪讓我了解到，遍布城市角落的出租車司機幾乎無一例外地是下崗工人。但是談話無法繼續下去。他粗暴地打斷了我的問話：“不要跟我談下崗的事兒！”

默然。當我轉過頭去的時候，發現這個40多歲的中年男人已是淚流滿面。

半晌，他擡起頭：“我痛恨！”聲音裏那種斬釘截鐵的仇恨令人驚顫。

我想在這個男人不易輕彈的淚水後面一定有著太多的辛酸、無奈甚至悲慘的故事，但我更為憂慮的是他眼神裏仇恨的火苗。

不僅僅如此。在沈陽，在武漢，在城市產業工人最為集中的群落中，人們在紛紛訴說生活困窘和謀生艱難的同時，更多的是對腐敗的指斥和社會不公的憤懣。

在屢屢穿行於貧困家庭、工業區、政府機關的日子裏，我常常置身與一種痛苦、感動和悲憫交織的復雜的情緒洪流中。來自民間的熱忱和地方官員的冷漠，讓我對於采寫的話題有了更深切的反思和體認。

在沈陽，一名出租車司機聽說我的采訪意圖後，堅決不收我的車費；在武漢，許多接受采訪的下崗女工總是拉住我的手，真誠地挽留我吃一頓簡單的家常便飯；在工人村一戶特困家庭裏，癱瘓多年的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感激多年來當地一名記者----我可敬的同行對他們一家的幫助，而為了換取微薄的租金，這個三口之家住進了潮濕、陰暗的8平方米廚房……
這個群體太需要傾訴需要關註，需要自己的聲音不要被遮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他們的真實生存狀態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屏蔽”或低估了。在一系列公開的統計數字中，關於城市貧困的各項指標仍被界定在安全線之內。我們早已習慣了這樣的事實：落後的統計系統再加上主觀意識作祟、官僚腐敗作弊，把一個國家應有的憂患意識和警戒系統淹沒在嚴峻的現實之外。

在奔走於各政府機關之間，從最基層的社區居委會到市級政府部門，我得到事先所能想象到的待遇：疑慮、回避甚至排斥的目光。在沈陽市社保部門，一個女處長明白無誤地向我發出了“逐客令”：“我們本地記者都不接待，就別提外地記者了！”她職業化的生硬表情讓我極易聯想到她面對那些請求發放養老金的老工人時的面孔。

在沈陽市民政局，一名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處長卻對我深入該市采訪舉動十分感佩。他說，這個群體太需要關註了。

但是，誰來真正地關註他們呢？

社會學家告戒我們，適度貧困的存在不是社會的恥辱，不能夠正視貧困，從而掩蓋貧困，結果導致忽視貧困，才是最可恥的。


發稿：200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