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遣送”

我是武漢水利電力大學九三屆本科畢業生，工學學士。今年5月4日晚上，在上海市崇明縣侯家鎮，因為找不著旅館，看見街上白底紅字的牌子 “有困難，找警察”，我滿懷希望地進了當地派出所，尋求幫助。由於一時沒找著人，又累又困的我在值班室睡著了，沒想到這一覺使我跌入了噩夢般的恐怖深淵！

晚上被叫醒後，就被他們關進了拘留室，第二天又以盲流的身份被送 到了該縣的遣送站（當時我隨身帶著我的身份證、畢業證等證件，他們也打電話到我的工作單位北京電力建設公司幹部處核實過我的身份）。

作為一個懂法學法守法的公民，在崇明縣遣送站凍了一夜（屋內沒有被褥，大小便都在屋裏）後，我根據《收容遣送條例》中不服遣送者可提出申訴的條款要求申訴，卻被拒絕。該站管理人員說：“我們正在為上海市遣送50萬人而努力，你這樣自投羅網的還想申訴？”我只好給家住上海的同學楊立廉打電話，她說好第二天到上海市遣送站保我出去。

5月7日我和另外的27人擠在一輛車上被送到上海市遣送站（蒙自路430號），在那裏他們翻檢了我的行李，並搜查了我的全身，拿走了我的一些日常用品（我的349元因藏在襪子裏僥幸未被搜走），而後要在一張申明在遣送中出現任何意外遣送站均不負責的文件上簽字。我對管事的警察說，我是大學生，證件都在包裏，下午還有同學來保我，可不可以不簽，卻被強令簽字。

吃完中午飯，就被押上了前往徐州的火車，我對他們重申有同學下午來保我，要求留下等候保釋也被無禮拒絕。（在去徐州的火車上，我把我的情況向押送的警察反映，並把我的證件給他們看，他們也表示同情，並說直接送我回北京，但由於中途由徐州公安接班而成了泡影。）

下車前身上的皮帶也被抽走，下車後在進入徐州遣送站的路上，由於沒有皮帶加上還有兩件行李，走得有點慢，頭上立刻被打了幾警棍，但這一切只是恐怖噩夢的開始。

進遣送站後，這裏的公安問我們有沒有錢物要“保存”，因為在上海遣送站所有“存”的錢都被無端扣了100元，所以我不敢說有。又讓我留電話叫親友來保我，我告訴他我是大學生，本來有同學在上海保我的，在徐州沒有親友因而不留電話。

進了屋（他們叫號子），兩個兇神惡煞般的家夥就撲了過來，擡手就打了我幾個耳光，另一個就開始搜掠我的行李，稍有點不滿就對我拳打腳踢，他們不但搶走了我的209元錢，還搶走了BP機和一些衣物，之後又強迫我雙手抱頭蹲在木板鋪上，蹲得我雙腳麻木，幾乎昏死過去。好不容易聽到了睡覺的命令，四十多個人一起擠到只有十來平米的木板鋪上，多數人只能側身緊貼著睡，其滋味可想而知！

第二天早上、中午的“飯”是這樣的：一小碗面湯，一個不到二兩的小饅頭。吃不飽是肯定的，但沒有想到中午飯後又一場浩劫到來。剛吃完飯，兩個家夥（據說是遣送站指定的“管理”人員）打開鎖著的鐵柵門進來，命令我們低頭，雙手搭在前面人的肩上，對我們一個個地進行搜身、搶劫，並瘋狂地搶奪我們身上的衣服、皮鞋，凡被他們看中的都被搶走，而且稍不如意就對我們非打即罵，還恬不知恥地教育我們：“到這地兒就沒有東西是你們自己的了┅┅”我藏在鋪下的最後120元錢也被搜走。後來又有兩幫人對我們進行了搜搶，我的所有行李、甚至身上的衣褲都被搶走。我雖盡力保護我自己的證件，還是丟了人壽保險代理證。

晚上睡覺前被勒令唱歌，不唱者即被毆打。極度緊張而又五音不全的我帶著哭腔“唱”著“世上只有媽媽好，沒媽的孩子是根草，離開媽媽的懷抱，幸福哪裏找。”不知為什麼號長拉下臉來命令我兩腿伸直放在鋪上，他穿著皮鞋的腳在我的膝蓋上碾壓，而後對我拳打腳踢，知道反抗無益我只好咬牙忍受。他的名字叫“吳一瓢”。據我觀察，徐州遣送站的管理大致分為三層：第一層是站裏的工作人員，第二層是他們從被遣送人員中選出來的值班人員，這些人按“老大”、“老二”┅┅排下去。“老大”對其他被遣送人員有著予取予求的絕對權力，第三層是“老大”挑出來的號長們，這些人對號子裏的其他人員又有著肆意淩辱搶掠的權力。有些值班人員竟以此為業在各遣送站轉來轉去，正常情況下一個遣送人員在一個站只能呆一個月，他們有時卻能呆兩三個月。

以後十天吃的頓頓都是面湯小饅頭，睡的是幾十個人擠在一起的大通鋪，不能洗臉刷牙，加上每天吃得又少又差，我病倒了。一連十多天解不下大便，原來身體十分壯實的我變得又黃又瘦，他們不管不問，把我關進病號號子裏了事。由於該號子的糞坑堵了，整天只能同屎尿的惡臭為伴。到5月19日好容易解下來了，可又拉起了肚子，幾次下來，整個人變得虛弱不堪。

關了我12天後，遣送站認為不會有人為我送300塊錢來，當天下午這樣一個衣服臟破、身無分文、身體虛弱到極點的我被“遣送”出徐州遣送站的大門，他們不管了！

我很慶幸我活下來了，更感激有熱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出來後徐州熱電廠一位楊先生給了我10元錢，我終於吃上了10多天來的第一頓還算飽的飯，但晚上只能在街頭露宿。第二天，徐州發電廠的王豐先生又幫我同家人取得了聯系，我才在徐州一位侯先生的幫助下回到了北京。

人雖然活回來了，但精神幾乎被摧垮了，回來後整晚做噩夢┅┅現已無法正常工作，終日裏恍恍惚惚！

我是一個大學生，一個守法公民，我到派出所只是因為相信“有困難，找警察”的牌子，只是去尋求幫助。即便是對那些真的盲流，這種非人的待遇也是不人道的、非法的，因為中國是個社會主義的法制國家，怎麼能 容許這樣對公民肆意踐踏侮辱？因此我強烈要求有關部門和機關對我的遭遇進行調查處理，還我以公道！


發稿：200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