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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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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见网10月24日讯】时下,举国如临大敌,街头场站岗哨林立。中共一面制造恐怖,一面铺红摆绿,歌舞升平,以迎接自诩的所谓“辉煌60年”。

读过旷世力作《九评共产党》的人都知道,中共的统治不过是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愚民暴政。在死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八千万无辜同胞面前,它只有罪恶,毫无光彩可言。

谎言是中共的立国之本。几十年来无所不在的宣传洗脑,使得国人一辈子都生活在由谎言构成的封闭社会中,真相被肆意歪曲、掩盖,人们脱口而出所讴歌、赞颂的“伟光正”,其实是地地道道的“假恶斗”。

中共与人民为敌,恐怖庆“十·一”,这既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也是国人觉醒的时刻。

妖孽愚民苍天晓,
人造英雄知多少,
正反典型频频出,
半夜鸡叫何时了?

【谎言揭秘】

周扒皮“半夜鸡叫”

说起地主周扒皮半夜鸡叫,几代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小学课本中的《半夜鸡叫》选自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被中共用来进行所谓的“忆苦思甜”教育,号召人民一定要仇恨“万恶的旧社会”。

但是,只要用常理去推敲,就会发现这个《半夜鸡叫》的真实性大有问题:假如周扒皮真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半夜假装鸡叫、催促长工到地里干活,那四周漆黑一团,长工能干什么农活?你要是地主,你希望长工在黑夜里去糟践你的庄稼地吗?

最近,一位早年在大连新闻单位供职的退休记者写了一篇文章,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问:

“我那时担任农村部记者,有机会到高玉宝的家乡采访,当时高玉宝所写的那个周扒皮原型的地主已死去多年。但他的后代在农村境遇非常凄惨,整天被人叫作‘地主崽子’。当时陪同我一起采访的乡干部还帮我找到了村里几位年纪大的老人,以满足我了解《高玉宝》这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细节的愿望。结果当时的交谈大出我的预料,《高玉宝》中的周扒皮根本就是杜撰的,‘半夜鸡叫’根本就是连影都没有的事。

一位姓阎的老人对我说:半夜鸡叫?我这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我怎么就没听说过?从古到今,谁听说过农民深更半夜去种庄稼的?人有长猫眼睛的吗?那不是去祸害庄稼去了吗?

一位老大娘则说:高家那小子(指《半夜鸡叫》的作者),真是造孽,本来某姓人家(周扒皮原型)在村里还呆得住,他那个书一出,某姓人家算是出了名,每次搞运动,上面都安排人斗他一回。人硬是窝囊死了。现在他家的儿子孙子还动不动给人打,给人骂。”

可怜我们几代中国人,就这么在“半夜鸡叫”中被共产党骗了一代又一代,让无中生有的仇恨在心里发了芽。

搞政治的《白毛女》

说起《白毛女》,即使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听说过这出戏的恐怕也不少。它问世于抗战后期的华北“根据地”,说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佃户杨白劳因还不起地主黄世仁的债被逼自尽,其女儿喜儿被用来抵债,被迫到黄家做工,遭黄奸污,后逃进深山,以庙中供果充饥,头发变白,被迷信的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喜儿由过去的恋人,现已参加八路军的大春救出,一起下山,召开斗争大会,分了土地,打倒了地主。

想当年,解放军打到哪里这出戏就演到哪里,它的上演成了白与黑、善与恶的分水岭,从此一个“旧”中国结束,一个“新”社会开始。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出戏享受过如此“殊荣”,在朝代更迭中产生过如此大的影响。然而,若是细究它的由来,揭开其“创作”过程的内幕,还有很多应知而未知的故事值得一提。

先说这个题材的由来。晋察冀一带民间好几百年就一直流传着一个“白毛仙姑”在夜间显灵向村民索要献供的传说(《人民政协报》1993年7月13日曾载流沙河先生的长文,详细考证古籍中的这一传说的流变)。抗战时,有些“根据地”的“斗争大会”常常开不起来,其原因就是村民们晚上都去给“仙姑”进贡,使得斗争会场冷冷清清。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作家邵子南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题材,为配合“斗争”需要,把村民们从奶奶庙里拉回来,他编了一个民间传奇,其主题是“破除迷信,发动群众”,此为《白毛女》的雏形。

其次说它的演变。延安的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文人对这题材局限于“破除迷信”感到不满足,他们组织了以贺敬之为首的创作班子,冥思苦想,无中生有地发掘其政治意义,硬是将它升格为一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即地主压迫农民,农民起而反抗的戏剧。此为《白毛女》创作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

1948年8月,周杨建议将这出戏作为向中共“七大”的献礼,对其主题再次“提炼”,这回归纳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别小瞧这十六个字,它通俗、形象、琅琅上口,老幼皆宜,其极度的夸张不但没有导致对其可信度的怀疑,反而极其切合改朝换代之时,民间那种含混而非理性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称得上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杰作”。

当时中共高层对这出戏非常关心。这出戏将中国划为阴阳两重天,虽然神神鬼鬼但据说有“生活原型”,令人真假难辨,因而被视为宣传战中的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亲自示意戏的结尾要反应中共政策的转变,即“土地要分掉,黄世仁要枪毙”。因为抗战要结束,“减租减息”和“团结地主”的政策又要被“土地革命”和“打倒地主阶级”所取代了。

多少年来中国的观众,习惯于在舞台上看到一些单纯的故事,有谁会想到一出鼓吹惩恶扬善的戏剧背后有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呢?有谁想到自己作为观众的义愤填膺,恰好是中共为一党之私所一手精心策划和操纵的结果呢?这就是政治宣传和艺术创作相结合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这是只有深懂人性的弱点,绝无道德的顾虑,不择手段只为夺取权力的宣传老手才能做到这一点。

到了文革时代,每年的除夕,广播中都要播出这出戏,以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万恶的旧社会”。

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人们排着长队去领取严格按人头配给的一点年货,就在此时,无处不在的喇叭里却传出了幽怨的《白毛女》的旋律。要让人们在与“旧社会”的对比中获得虚幻的满足,并产生由衷的感恩。

然而真正的悲剧在现实中一直上演着,一演就是六十年。

也许,中国近代史上最残酷之处就在于真实的苦难被虚构的罪恶所掩盖。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时代真正把人变成鬼的话,那也只有在中共的统治下,无数的人一夜之间被剥夺了人格尊严乃至生存权利,被殴打、被关押、被驱逐,甚至被残杀,六十年来,中共杀害人民的屠刀从未放下过。在此意义上,“白毛女”的所谓人变鬼鬼变人的主题,倒成了某种令人恐惧的谏言。

可怜“草原英雄小姐妹”

发生在四十年前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为之感动,如今还以动画片和儿歌等形式流传着。而最近被披露出的整个事件真相,却让所有人瞠目结舌。

知情者陈弘莘女士,当年事件发生不久她曾亲自采访过“草原小姐妹”龙梅、玉荣和其他当事人,她说:整个事件和后来新闻报道的内容大相迳庭,真实情况是:龙梅、玉荣的父亲那天跑去喝酒,把羊交给了两个小孩,结果造成了孩子被冻残的悲剧。真正救了龙梅的是一位被下放到当地的“右派”。他当时到车站送儿子,回来的路上,隐约看到一大群羊和一个步履蹒跚的孩子在风雪中,感觉不妙,于是跑过去查看。当时十一岁的龙梅已神志不清,只是下意识的跟着羊群走,嘴里反覆叨叨“还有妹妹”。那个人把龙梅抱到了车站办公室,站里用手摇电话通知寻找另一个女孩。当时九岁的玉荣已冻僵倒在了山坡上,后来被一个扳道工发现。

这个人间悲剧却因为中共宣传的需要,摇身一变成了小姐妹在风雪中勇救公社羊群的“英雄事迹”。因为怕真相败露,那个好心的“右派”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他要强奸龙梅和偷公社的羊。龙梅甚至按照中共的指示,在万人批斗大会上指控她的救命恩人。玉荣却觉得这样做愧对良心而保持沉默。而当时的知情人士都怕被打成反革命被迫害,为保全自己而不敢说出实情。

就这样,谎言被成千上万遍轰轰烈烈地宣传着,欺骗了四代中国人。然而,中共用这样的手法制造的“故事”又何止这一个呢?而谎言的背后又是什么呢?只能是残忍与丑恶。

“地雷战”真相

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根据地,所以有机会听到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现在教科书还会提到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起“地雷战”就急了,并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方言“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说:“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干。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

埋雷的干部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有经过训练。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当心就会送了命。一到晚上,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弄清村民都回来了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儿前把雷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他负责埋雷的一天,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革命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英勇机智抗敌的故事情节大相迳庭。哪一个才是“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呢?主要战场上到底是谁在和日军作战呢?看了下面抗日战争国共两方参战和伤亡情况对比的图表也许您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


《飞夺泸定桥》纯属虚构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

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我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呀)!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老人告诉我们: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的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

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泸定之行,令我非常震惊。“飞夺泸定桥”这样一个荒唐的骗局,竟冠冕堂皇地写进了教科书、党史,甚至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时常在思考,共产党到底还制造了多少弥天大谎?还要继续愚弄欺骗多少国人?

好一个“邱少云”

湖北省安陆市乡村教师廖忠明把小学教材《我的战友邱少云》课文情节失真的疑问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他说,至少有三处内容不符合军事常识。

1·邱少云在战斗前被烧死,他随身携带的武器(如手榴弹、爆破筒)在燃烧过程中为什么不爆炸?武器是怎样处理的文中只字未提。

2·邱少云埋伏的地点距敌人只有60多米,能听到敌人的讲话声,这让人疑问。烈火在邱少云身上燃烧半个多小时,他周围的冬草一烧也都光了,居高临下的敌人大白天为什么不能发现目标?

3·文中数据表达模糊。一个“中午时分”就是几个小时的误差,整个潜伏部队究竟多少人?在山坡的草丛中能潜伏一支多大的部队?歼灭的“全部敌人”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些数字老师都不知所云。

课文中还这样形容邱少云:“烈火在他身上烧了半个多钟头才渐渐地熄灭。这位伟大的战士,直到最后一息,也没挪动一寸地方,没发出一声呻吟。”这篇课文给小学生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邱少云能忍受被火灼烧长达30分钟的巨大痛苦。可人被火烧时,那种条件反射的动作是很难被大脑控制的(不用实验,也可以想像)。

为什么现在有教师出来质疑呢?课文中的描述都太不合常情常理了。如果教材都能造假,我们还能相信什么呢?这样的“人造英雄”又何止一个?

近些年来,在网络等媒体纷纷披露出历史真相:从死在老乡刀下的刘胡兰、董存瑞炸碉堡遭质疑到虚构的黄继光等等。人们开始认真思考中共过去与现在一切宣传的可信性,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其实,如果我们能找到如今热传的《九评共产党》一书来读读,就能揭开那些谎言的迷雾。◇


【明昔察今】

天安门“自焚”谎言

有的人,你跟他一提法轮功,他就摇头,脑子就出现了“自焚”“杀人”场景。他自己并不了解法轮功,头脑中的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不就是邪党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给他灌的吗?其实我们用自己的思想理性的去分析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就会发现多处漏洞。

2001年1月23日下午,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自焚”事件。新华社在事发两小时后,一反层层请示、迟迟不报的常态,在有关公安部门值班人员尚不知晓的情况下,以惊人速度报道了自焚事件,一口咬定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一周之后,中央电视台抛出12岁的小学生刘思影被焚烧后的悲惨画面,公开煽动公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开展强征签名……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在此我们特意将海外各界人士关于自焚一案的分析汇总摘录供读者思考分析。

*刘春玲之死

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后头部,刘春玲立即倒地,打击用的条形物体反弹,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没有飘动感,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发辫或衣物等,而是一件重物。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一名身穿军大衣的警察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在刘被打死的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正在燃烧的头发,没有烧完的部份还很长,这说明她烧着的时间很短,最多不过几秒钟,而那几个性急的警察在她刚点火时就开始灭火,此时灭火她肯定是死不了了,也就只好采取补救措施──重物击头了。

*烧不坏的头发和塑料瓶

脸烧成灰色,头发完好无损?

新华社报道王进东严重烧伤,可他声音洪亮,底气十足。再看王进东的脸,被烧成了灰色,在医院里的镜头他的脸还有植过皮的痕迹,可见脸部“严重烧伤”。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人的头发、眉毛很容易被火烧着,如果不迅速扑灭,头发在几秒钟内就会烧光。可从中央电视台的录像看,王进东的头发完好无损,边缘整整齐齐,这“无情的烈火绕过最容易燃烧的头发”的场景又如何解释呢?

绿莹莹的塑料雪碧瓶

请注意录像上的一个细节:王进东的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官方报道说王进东是用塑料雪碧瓶浇汽油后点燃的且被严重烧伤,但是大火烧过40秒后盛过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原来是个道具。


*“自焚”案中几个明显的医疗救治疑点

出于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敏感,我特别观察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自焚过程和对伤者救治情况的全部镜头以及后续治疗过程的报道。其彻头彻尾的谎言令我不寒而栗。现将几个明显的医疗救治疑点记录下来,仅供大家省视思考。

一、烈焰焚身应本能地奔跑以缓释巨热和巨痛,王进东却身背大火“胜似闲庭信步”?

相信大家对这一段录像印象极深,一个满身是火、体态臃肿的人张着双臂蹒跚前行。大家知道,人体对温度觉、痛觉敏感的神经末梢主要分布在真皮层。相信每一个有被烫伤,被烧伤体验、即使被开水或被菜油溅伤的人都了解那种烧灼所带来的剧烈疼痛,更何况是烈焰焚身时的巨大痛苦了。在韩国学生以自焚抗议全斗焕政府的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焚者经历了点火、狂奔、尖叫、直至倒地不动等几个动作。我们知道,从汽油的燃烧特点看,汽油属易燃易爆有机物,挥发性很大,当燃烧时人体周围空气灼热,呼吸时易吸入油雾,所以汽油燃烧时极易合并气道烧伤、从而引起早期呼吸道水肿、痉挛、狭窄、最后窒息死亡,故自焚者在疼痛、窒息及热浪包围下多以奔跑来缓解痛苦。因在奔跑过程中,火焰被风吹向身后的同时可吸入较凉空气以缓解窒息感和烧灼感。那么韩国学生在烈火焚烧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下,那种近乎癫狂奔跑的表现才是正常的和必然的,绝非天安门自焚者所表现出来的“胜似闲庭信步”。

二、气管切开术后唱歌有违医学常识

积水潭医院医生对汽油烧伤患者实施早期气管切开插管是正常的,但采访中“患者”表现却不禁令人疑窦丛生。

请看引自新华社一月三十日各大媒体报道:

“……思影想说话,因气管切开装了插管,显得费力,但发声仍然清晰……(在经过十几句言语流畅思路清晰的对话后),思影还说:‘阿姨,我要唱歌。’说着,思影竟轻声哼了起来:‘5月里,端阳到,汨罗江上好热闹,好热闹……’这是思影最喜欢的一首儿歌《看龙船》。儿歌唱完了,思影也累了。她轻轻对护士说:‘阿姨,我饿了。……’”

这段文字看似逼真感人,但一个医务工作者稍加推敲,就能看出其中破绽百出。众所周知,气管插管有三种方式:经口腔、经鼻腔及气管切开插管。而前两种方式都需经声门进入气管,患者是绝不可能发声的。而气管切开部位在声带下方,虽然不经声门,但患者在早期也是绝对无法开口说话的,因呼吸气体主要是通过气管插管与外界相通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气流通过声带。患者怎能底气十足、情感充沛地回答记者提问,末了竟还唱了一首儿歌?

即使是在病情稳定的后期,气道水肿、喉头水肿消退后,患者只能发出口齿不清、四面漏气的声音,绝不可能清晰发音的。

另外,中央电视台报道刘思影为重度烧伤。重度烧伤极易合并严重并发症。患者早期需经历脱水、感染、肾衰、呼衰等危险,处于极度衰竭或昏迷状况,并应在严密监护下治疗,怎么可能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地接受记者采访呢?

三、重烧伤病人极易感染,理应无菌隔离,岂能接受采访?

另一点治疗原则是重度烧伤病人危险期后应尽早削痂植皮,而且在实施全麻术后,应将患者送至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原则上即使是医务人员也应少进少出,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一名记者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手拿话筒进行现场采访呢?积水潭医院烧伤科的医生们该不是太大意了吧?更让我佩服的是记者的勇气,接触过大面积烧伤患者的人都知道,病人身上坏死组织的异味是一般人难以忍受的,即使是医务人员戴口罩都不得不经常屏住呼吸,通常要等到查房之后出来再讨论病情,而这位记者却似乎忽略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在病房里谈吐自如,其敬业精神令我这个医生也大感汗颜!(文/建梅)



*揭穿“自焚”伪案

据一位中共高层人士在《欺世谎言》书中披露:自焚的是一些事先组织好的、与警察们商量好的、穿着很厚的防火衣、戴着防火面具的‘演员’。他们‘表演’结束,待事态逐渐平息后则拿着那些事前商定的报酬回家……”

重重的造假后面必定是骇人的阴谋!所有“自焚”伪案的参与者,不管动机如何,他们的命运都是苦涩和令人悲哀的。他们失去的,或者是自己宝贵的生命,或者是道德良知。而这场恶毒阴谋的策划者江泽民,为了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世界上多数邪教都有自焚的特点),无耻的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欺骗世人,煽动仇恨,为对法轮功大开杀戒寻找迫害借口!

注:国际教育发展组织(IED) 二零零一年八月在联合国会议上的正式声明指出:中共企图以今年一月二十三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一生能被几回骗

我天生自命不凡,但却常常被骗。上当受骗在如今倒是随处可见,但有几次却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六四”冲击

我上大学正好赶上军训,对于传达的中央在“六四事件”的果断、合理的处理深信不疑。

来美后第二天,我就和来接飞机的同学们干了起来。我跟他们打赌,天安门根本没死人;对六四的反面造谣全是西方反华势力而为;你们可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等等。可是同学们给了我两盘带子,一盘是前任室友留下的六四实况转播,一盘是他们当天去租来的讲六四的专辑。想不到来美后这么快就尝到了“文化冲击”的味道。原来是自己“曾被洗脑”,以前的盲目自负不见了踪影。除了感慨谎言宣传的“高明”,我有点无可名状的恨:恨他人、但更恨自己糊涂,难怪中国的好多事怎么都搞不好。

法轮功的震动

我没读过《转法轮》,但听学生们讲此书有点玄。从国内的报道,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就像一次在朋友们聚会上我发表的高见:大陆的精神空虚才导致这类玄说的出笼,中共邪党的报纸是要倒着看;但是这一次,中共邪党是绝对的正确!

可是一年后,一件事让我从无可名状的恨转变到对于自己的怨。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中午去华人超市买菜,顺便也吃个午饭。我和太太各买了三盒饭,就去找座。中午人真多,只看见靠近排队的一张桌子旁,有位小伙子在低头喝茶,桌上有一用过的饭盒。我过去有点不太客气地说:“你吃好后,可不可以让给我们坐?”小伙子没吱声,随手把饭盒和茶杯都收了,还用餐巾纸擦了擦桌子,朝我笑了笑站起来就走了。

我和太太还没扒上几口饭,猛然看到一个少妇一手提着一摞饭盒,一手牵着一位小女孩,迳直走到那小伙子跟前,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在嘀咕发牢骚:怎么等了那么久,连个座都占不来。小女孩也吵着要吃饭。

当明白刚才我的座位是怎么回事时,我眼睛便湿了──天底下真有这样老实的年轻人!

真想跟他交个朋友!正好对面空出个座。我赶紧把桌子占了下来,太太招呼他们过来。我与小伙子对坐着一边吃一边聊,才知道那小伙子是炼法轮功的。太太们也在闲聊着,一个说:“你先生脾气真好,哪来的福气呀。”另一个说:“才不呢,你不知道他以前的大男子主义那德行,炼了三年法轮功才好的,我现在不反对他炼了。”走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小伙子留下了一份《法轮功简介》的小报。

这是我出国后吃得最久的一顿午饭。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看完了报纸还发什么愣。”我说:“很久没跟你说上知心话了,这份报纸,你听着,可能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回家后,我一下午都没有平静下来。记得有谁说过:被人骗了一次是别人的过,被人骗第二次那是自己的错。我直闷气,怎么又被中共给涮了。还是太太心平,开导说:“为什么他们(中共)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反对法轮功呢?你读那么多书,其实早该自己明白了。”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希望还不算晚。

试看退党大潮滚滚来

二零零四年底,揭露中共谎言的奇书《九评共产党》问世,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精神觉醒运动遍及神州大地。到2009年9月24日,各级党政军官员和普通黎民百姓已超过6091万人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党、团、队。中共解体指日可待,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即将结束。◇
退党退团退队方法(可使用化名、小名)
* 通过突破网络封锁软件或加密代理登陆大纪元退党网站 http://tuidang.dajiyuan.com
*电子邮件:tuidang@epochtimes.com
*电话:001-702-873-1734 001-416-361-9895
*传真: 001-301-916-2364 001-702-248-0599
*公开张贴:可先将退党声明张贴到适当公共场所,先起到公开表明心意的作用,以后找机会上网。
提示:1、由于中共对网络信息过滤,发邮件请用在国外网站上申请的邮箱,退党词语用符号隔开。
2、可用电话卡在插卡电话上拨打上述国际电话,如果听到提示 “空号”,请别受干扰稍等即通。

法轮大法弘传世界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功著作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文字,在全球公开出版发行。至二零零九年五月,法轮功已洪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学炼。其中港澳台学员达60余万人,印度80多所大、中、小学集体学炼。

法轮大法获得海外各国政府及各界的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00项。这显示了真善忍佛法的超越民族、国界和时空的巨大威德和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