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说党史中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名义上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成立的，到今年的七月一日，它就满八十四岁了。说「名义上」，是因为中共成立的日子并非七月一日，而是「七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年）》，中央文献出版社，二○○二年，北京，P85。以下简称《年谱》）。

一个走过了八十四个年头的政党，连它的生日，居然都是假的。中共大规模篡改历史是从延安整风开始的，一九四五年在中共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其集大成者。

《决议》是毛亲自主持炮制的。他不但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而且不顾羞耻地胡吹遵义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北京，P22-23）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毛泽东及其吹鼓手们炮制出来的神话重复一遍。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当年参与炮制《决议》的胡乔木在四十多年后，终于「天良」发现，承认该《决议》「实事求是不够」（《笔记》P643）。所以中央党史出版社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胡乔木题记、邓小平题签），就对遵义会议作了如下改写：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P127）

但是欲盖弥彰，「事实上」三个字正好戮穿了他们继续推行个人迷信、神化毛泽东，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而死抱毛泽东sT尸的卑劣用心。

「遵义会议」所产生的核心是张闻天

现在终于有人出来拆穿这个谎言了。他就是张闻天的秘书——何方先生。一九二二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十五岁参加革命，十六岁入党」的何方先生，以八十三岁高龄，于去年完成了七十多万字的巨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以下简称《笔记》），并于二○○五年四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

何方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十七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笔记》P3）

在遵义会议上，首先是博古向大会作报告，接着是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撤销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定仍由中央军委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毛泽东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提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罢了。在常委分工时，仍然是由于张闻天的提议，毛泽东被指定为军委书记，「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年谱》P443）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多个当事人对毛当时角色的说法都是很明确的，就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P42）

毛不可能领导中国红军

开遵义会议的时候，「中国红军」是分散在几个「红色区域」的，跟中共中央一起行动的只有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贺龙领导的二方面军以及跟中共中央断了联系的留守江西苏区的部份红军，都是中共中央所无法指挥的。即使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也仍然领导不了张国焘的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的存在是中共中央到达哈达浦之后才知道的。「可见，说确立对全军的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笔记》P4）

经总书记张闻天提议、政治局讨论通过，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由中央军委成员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但仍明确周恩来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周恩来年谱（1898-1949）》，P273。《笔记》P5）由此可知，这时候的毛泽东连一方面军也指挥不了。毛在二十多年后对林彪、刘少奇和杨尚昆反对由他指挥军事还耿耿于怀。他甚至怀疑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要夺他的权等等，都证明了「毛领导全军」属欺人之谈。

毛何时才真正抓到军权？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直属于中央军委，组长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兼，全权负责军事。毛泽东得以进入三人小组，也是由于「张闻天的坚定支持」（曹英：《龙争虎斗——中共领导人权力斗争纪实》，名流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香港，P453）。至此，毛对中央红军不过是参与领导而已，不但谈不上领导全军，连领导一方面军也谈不上。

毛开始走上中央红军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召开的最后一次沙窝会议上，因周恩来生病，张闻天提议常委分工由毛泽东负责军事，特别是九月十二日的俄界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而由毛出任政委之后。张闻天在一九四三年的《反省笔记》也证实，「出了草地以后，三人团实际上已不存在（恩来病了），一切行动全权由毛泽东同志负责。他领导全军打出了腊子口难关，到达了甘南的汉人区域。」（《笔记》P6）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标志长征结束。中共中央十一月三日在下寺湾召开政治局会议，又是在张闻天的提议下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这才正式确定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因为张国焘「闹独立」，二、四方面军仍未到陕北，有些红军又失去联络，所以，「对全军的领导」也仍然谈不上。

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进行了改组，毛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何方以为，这时虽然实现了统一指挥，但领导关系在公众印象中还不够明确，有些责任还分不清。例如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在中央军委还是在张国焘，就长期说法不一。明确和稳定地确立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还是在抗战爆发后的洛川会议上。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二十五日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四方面军被整垮，张国焘被贬斥，毛泽东才算抓牢了军权，从此成为中共的终身军委主席和中共军队的终身统帅。

质疑确立毛对全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何方从八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遵义会议选出的总书记是张闻天。毛是五届五中才由候补政治局委员转为正式委员，其党内地位在中央书记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之下，且受「左」倾军事路线的排挤，无甚实权。所以虽然通过「反党小派别活动」，把张闻天、王稼祥从所谓「左」倾中央分化出来，但仍然要委托张代表他和王稼祥在会上作《反报告》。这就是使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决议》和取代博古担任总书记，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一贯掠人之美的毛，尚且不敢把《遵义会议总结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那些为虎作伥的人却不肯死心，竟造谣说《总结报告》是张根据毛的意见写的，可是又提不出证据来。陈云把张的总书记改为「负总责」，企图抹杀张闻天的历史地位以突出毛泽东，但终为许多知情人所否决。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也不得不承认张在遵义会议上作过《总结报告》和「被选为总书记」。（《笔记》P50）

二，在遵义会议后的几年里，都是张闻天召开和主持中央会议。有人统计过，张召开和主持的中央会议，前后多达一百三十七次。即使《毛泽东年谱》，对于毛出席和参加、主持和召开各种会议，还是有严格区分的。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毛参加中央各种会议一律用「出席」。一九四三年三月中央机构调整后，则一律用「主持」。

只有一次例外，《年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写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与事实不符。这天的会议也是由张闻天召集和主持的，地点仍旧在张的住处。张闻天是有职有权的总书记，霸道如毛泽东，在条件未成熟时，还是不会违背制度擅自「召集会议」的。例如，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曾致电张：「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它与其关连的问题」（《年谱》P538-539）。

毛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三，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中共中央同各方面联系与处理重大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例如和共产国际、各地红军和党组织的联络，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决定方针政策等等，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张主持会议作了决定后，再电告毛、周的。
即使对毛的分工和任命，也是张建议和提交政治局或常委会讨论决定的。从遵义会议上增补毛为常委到下寺湾会议毛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无不如此。（《笔记》P10）张闻天真是毛的大恩人，但毛后来却那样作践和羞辱张闻天，也算得是天下第一等忘恩负义的人。

四，从政治领导和决策过程看张闻天的核心地位。把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个人的《选集》、《文集》和《年谱》作一个对照，就可以明显看出，各人在政治领导和决策中的作用了。如一九三五年甚至到一九三六年，在整个形势和政策方面张的重要文件极多，毛几乎是空白。其间著名的《抗日救国宣言》、《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等，都是张闻天起草和发布的，毛只是表示同意和提出些修改意见。再把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的著作作个对比，那么核心和非核心、为首和不为首的区别也很明显的。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毛在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了要「除蒋」、「审蒋」的主张。两天后以毛领衔的《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诸先生》仍呼吁「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年谱》P623），而张则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后来事态发展证明，中共执行的不是毛的主张，而是张提出的方针。

从遵义会议以后的一些重要会议，例如一九三六年三月晋西会议、一九三七年八月洛川会议等，也都是张闻天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毛只按分工作军事和统战方面的报告。有大量的事例证明，至少在一九三八年之前，张闻天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共总书记。（《笔记》P14）

毛当年承认张是领导核心

五，遵义会议后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是公认的，毛本人在当时也是尊重这个事实的。

一九三六年张闻天曾以书记处名义把以他为首的政治局及其常委名单呈报共产国际，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延安整风前，名次排列虽不很严格，但绝大多数都是张闻天排第一位，有「洛博周毛」、「洛毛周博」，也有「洛恩博泽」，但极少以毛泽东打头。毛到陕北后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之君」；还称张的夫人刘英为「娘娘」，而自封「毛大帅」。这都说明毛在当时并未「领导」过党中央，而是在张闻天这个「有道明君」领导之下。毛一辈子开囗「实事求是」，闭口「要做老实人」，偏偏他自己就是大大不老实的狂人。

何方先生的真诚忏悔

六，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即张闻天）。这恰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既然「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了，哪里还有什么「第五朝是洛甫」？如果洛甫是第五朝领袖，那他毛泽东又凭什么资格「领导党中央」？

七，遵义会议后，毛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十四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就显得十分孤立，他曾对利瓦伊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毛的「王明同志不能到武汉去」的提议，就被大多数否决。

刘少奇一九三九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四一年写的又在一九四三年作了修改的《论党内斗争》，就没有一处引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在延安整风前的文章也没有引用毛的语录。

八，最后何方先生指出，说遵义会议确立的不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而是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不但有悖历史事实，而且有损中共及其包括毛泽东在内领导人的形象（《笔记》6-23）。

非常感谢何方先生，以耄耋之年，仍辛勤笔耕，以五年的时间写出了这部《党史笔记》，给后人和历史留下了认识中共及其领袖们珍贵而丰富的史料，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严格地解剖了自己。他对自己由于私心杂念而揭发批判过张闻天表示忏悔，并通过研究中共历史，恢复其本来面目来赎罪。这种彻悟，没有一点道德勇气是做不到的。

(《争鸣7月号》)

发稿：2005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