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的煎熬――四年来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回忆（下）

【明思网】到了派出所之后，早已在那儿等我多时的沙河口分局保卫科的张克力科长对我進行了审问，张克力对我说：“我们都盯你好几天了，你们家周围全都是我们的眼线。”

当时听说，举报一个炼法轮功的或者举报发法轮功真象传单的都会有3000—5000元人民币的奖励。然后开始用数码照相机和数码摄像机对我進行拍照和摄像并且取了指纹，看得出来他们是在有意的制造他们所需要的那种恐怖气氛好为他们的审讯做好铺垫。而且，张还说：你有什么问题最好是能在地方解决的不要到省里解决，能在省里解决的不要到国家安全局解决。而以他为主的审讯过程当中，除了用了他们惯用的伎俩吓、诈、诱、骗等等以外，却并没有问我任何实质的问题。只是记录了一下自然状况等等。看来他是在执行命令。这之后便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拘捕令让我在上面签字，我质问道，你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力这样做，他们不理我的抗议，于当天下午将我强制的又一次送到了大连市姚家看守所。

面对这一次的无理拘捕，我的精神又一次的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释放以后，有一次我们区的片警刘广胜在街上碰到我母亲说我被抓就是因为给国外打电话了。在我被羁押期间我妻子有一次去分局找负责的，保卫科长张科力说：“他的案子是上边的命令，找谁都没用。”）

这次我被劫持到10监区10号监室，与上一次的监区不一样。后来这里的在押犯人告诉我这叫刑事监区，凡是来到这里的不是判刑就是劳教，而上一次我是被羁押在行政监区。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早有准备的了。

大约是被劫持的第二十天左右我被第一次非法提审，来提审我的两个警察分别是联合路派出所的姚军和沙河口公安分局保卫科的阎光伟，非法提审的内容先是基础情况的采集，之后他们拿出一些别人写的指认我发法轮功资料的笔录，提了一些人名问我认不认识，当我说我要自己看是怎么写的谁写的时候，他们却不给我看，要我自己交待。我说我没什么可交待的，他们就这样草草的结束了这次提审，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似的。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关于我的任何证据，就是在诈我，是非法秘捕秘定判刑在先，然后再找证据。

我被羁押在一个不足30平方米的监室里，和我被一同羁押的大约有20多人，他们大多都是刑事犯，一進屋门只有一条宽一米，长与屋子宽度同等的过道，两边都是离地面高30厘米的床板，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屋里生活、睡觉、吃饭、上厕所等等。这里只有每天深夜才供给自来水而且不是很多，通常都是消防车从别处运水，然后发送到每个屋里的水桶里，而这两桶水就是我们这20多人的全部生活用水，每天三顿饭，通常每天早上都是稀饭、馒头和咸菜，中午，有时是馒头有时是米饭，菜也基本上都是汤菜，晚上同似中午。在这样的小屋里上厕所、喝水、吃饭等等一切行动受到限制，每天唯有的两项内容就是按要求坐着和背监规。

在这样一个空荡的环境中，我始终没有等到任何对于我的结果，每天只能听到的就是铁门和脚链阴森的声音，也经常能够听到在其他监室被羁押的法轮功学员的消息，不是被判刑就是被劳教，其中有个叫杨传军和大副的在被超期羁押将近一年后被判刑三年。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无理的羁押我，这里的警察每天早上都换班，于是我开始问负责我所在监室的姓赵的警察，开始时他说不知道，我们只负责羁押。后来一个和我一起关押的犯人告诉我说：我的案子是国家安全局督办的，具体原因是因为我给在爱尔兰的赵明打过电话；听到这一切我恍然大悟，当时我确是在赵明返回爱尔兰后打过电话问候过，但仅仅凭借这个为理由就可以对我進行超期羁押吗？我想不通，更不明白我哪里做错了，难道朋友之间就不能问候了吗？就是因为我们炼法轮功才被这样迫害的。

这时我被羁押已有150多天了，那些办案的警察一方面没有证据，另一面又不给结果，它们分明就是在用这种野蛮的驯服方式试图摧毁我的精神，最后好在他们的诈、骗、吓、诱的卑鄙手段中向他们妥协，以达到他们收集证据将我判刑的目地。这种精神上的摧残下，我感到那种压抑感的可怕，那种被羁押的痛苦难以言表，我能感觉到我的人的天性的本能的意志那边在这种环境下被消磨得越来越少，而整天发生在身边的暴力意识却被充斥的越来越多。后来，我清醒的认识到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于是我开始用绝食的方式强烈抗议对我的这种无理的无期限的超期羁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羁押期限通常为45天，补充延长侦察期为 45天，可是对于法轮功的羁押要远远超越于任何法律之上，可以无期限的超期羁押），那时我已被超期非法羁押将近200天。

就在我开始以绝食方式抗议对我的超期羁押之前，我已无数次向我所在监室的负责管教和他的上级反映过我的情况，可是他们却都在“法轮功可以无限期的超期羁押”这种指令的带动下对我的情况置之不理。在我绝食其间看守所的一名领导姓夏的大队长来到我的监室前给我一张表，是约见检察官的申请表，他说我们这里只负责羁押你，你不要给我们找麻烦，我说羁押是你们的工作，但是把超期羁押的情况向有关司法部门和你们的上级以至于你们的上上级反映同样也是你们的工作，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了都不向上反映呢？他说你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所有法轮功的案子都比较特殊，该向上通报的也都通报过了，你的情况也很特殊，最后还得是办案单位负责。

就这样在我绝食的第四天我见到了来自大连市检察院的检察官，他们把我的办案单位和办案人的姓名一一作了纪录，并且立案调查，最后说你先回去吃饭我们会在十天内给你答复，我说一天不见结果我就会坚持一天，直到有结果为止。出人意料的在第五天早上就有位民警来到我们的监室前悄悄的告诉我说，我的办案单位来电话说经过研究已经有结果了，是被判教养一年但是院外执行，于是我开始進食了。可是这却是他们的阴谋诡计，事实是第六天的时候我被判教养两年，理由是非法聚集，也没有院外执行。在这个问题上我明白了，整个公检法机关从上到下对待法轮功的问题都是互相包庇的。

2003年1月24日，我是由联合路派出所的警察劫持到教养院的，教养院有一个医务所，凡是送来的犯人都要检查身体，但是，因为我在绝食，身体可能会有问题，他们怕我有病教养院不收，他们就交不了差了，这几个办案民警企图跳过这一道程序，可是在教养院医务所的要求下最后他们没办法还是按程序办了，当时诊断我有高血压，而且大夫还给我开了药。但我还是被送進了教养院。

来到大连教养院的每一个犯人在被下放到各个大队之前都要到新收大队，目地是学习院规，对于法轮功学员只要从开始進入新收大队开始就会被两个犯人严加看管称为“包夹”，目地是防止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说话和阻止炼功。

我到新收大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从八大队（专管迫害法轮功的大队）来的帮凶对我進行洗脑，周凤武和石广大两人在八大队被利用专门作洗脑转化，他们把我单独叫到新收大队的活动室里，先是说他们的那套邪理，如果我不听，他们就动手打，说是要给我打出“正念”来，周凤武在外面放哨，石广大脱下鞋来打我的头，我立刻站起来，大声的喊着：“你凭什么这么做？”之所以他们敢这样放肆就是因为后面有负责洗脑的警察（八大队的队长们）为他们撑腰。

到新收大队第四天，我被转到了八大队。整个八大队是一个独立的楼以前没迫害法轮功时叫做教学楼。在这里四个楼层，每一个楼层都有不同的用处。一楼关押的是已经在高压下放弃修炼的人员，环境较舒适，很少劳动，常户外活动，有电视看。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的分别关在二、三楼，环境很恶劣。很多人被关押在一个房间，干活（捡豆子就是把红、白、黑、紫等各种花豆分类，这些豆子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都是出口的）、吃饭、睡觉都在此房间。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监控之内。这里的环境脏、潮湿而且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很多学员身上都起了疥疮，非常痛苦。四楼是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实行迫害的地方，即進行迫害“转化”的地方。我认识的几个学员都曾在这儿遭受迫害。

曲飞，男，我是在看守所认识他的，他年纪不大一张娃娃脸，但我在教养院见到他时他的脸和头部被打肿了。我们之间是不允许说话的，我听说他在遭到几个普教犯人的毒打后仍然没有放弃对大法的坚信。几天以后，被洗脑而且死心塌地的做洗脑转化几个劳教人员又一次对曲飞進行了迫害。其中劳教人员宋书武用鞋底子不停的抽打曲飞的嘴，洗脑骨干杨立新用床板疯狂的殴打曲飞，叫嚣：“你死了得了，教养院死几个又能怎样。”

当晚曲飞脸、嘴全肿了，浑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他们是软硬兼施，这之后，又把曲飞带到一楼，又以“关心”的方式诱导他写保证书。通常对于从新收大队刚刚送来的法轮功学员是立即送到四楼严管。然后先是由犹大和其他劳教犯進行洗脑和威胁。如还不放弃修炼，犹大和劳教犯就会开始進行迫害。在这里的恶警实行的是比威逼、利诱更加隐蔽、狡猾的手段，表面上它们不直接参与，背地里所有犹大干的事都是由他们指使的，它们是不想让别人抓到它们的把柄，以便事发曝光后推卸责任。

“洗脑转化班”的人员，要求每月写三书，按它们的指示行事，如若不从，则加以威逼；如若声明重新坚持信仰“真、善、忍”，则立即送入严管迫害。秦岭，23岁，我和他在一楼关押过几天，就在他声明所有其当时在迫害下所写的“转化书”等全部作废时，被队长王化金暴打并指使犯人把秦岭铐住，拖到四楼迫害。

我们几个月才允许接见一次；来往信件需队长过目；所有信息被严密封锁。
在八大队专门负责洗脑且被评为积极工作者称号的是中队长王化金，他专门负责调遣、安排、组织被其利用的那些败类对法轮功学员進行残忍的洗脑。我因为是海外的学生，案子又是上面督办的，它们很重视，把我和最恶的两个洗脑转化的人周凤武、石广大分在了一个屋，他们整天对我進行威胁、利诱，用歪理诱使我转化，睡觉的时候，他们两个睡在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周凤武是里面法轮功学员众所周知的610特务，给他减期提前释放他不走，在里面横行霸道后来劳教到期了还不走，靠在里面迫害法轮功学员挣钱。

他们威胁我不转化就要给我上手铐、送严管。他们的严管就是把你单独放到一个屋里然后找两个普通犯人看着，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受到限制，在严管期间会不间断的由那些败类轮流来洗脑不让睡觉，即使让睡也只给三块床板（那种床通常都是由十二三块7或8厘米宽的木板组成的床板）。

在拘留所长达八个月的羁押、在拘留期最后被判劳教时的欺诈的沉重打击下，我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这种邪恶的持续不断的扭曲心灵的洗脑压力下，我已经无力再承受下去了，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写了他们要求的所谓悔过书等，我的精神彻彻底底的分裂了，我完全失去了精神，失去了神态，眼睛里一直到底都充满了绝望的散光……，那种痛苦无法去形容，我只希望我能被瞬间熔尽以解脱这种痛苦。一段时间内我的精神都处于萎靡、绝望、不理智的状态，实际上已是精神不正常状态。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精神几度处于绝望崩溃的边缘，在没有了精神的支撑下我每天拖着的麻木的身体煎熬的度过着。

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绝望的痛苦中，有一天晚上，当我两眼无望的望着屋里的长明灯时，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把一个床单塞進了我的被窝里然后转身就走了，我小心的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张印有字的白布，原来是师父在元宵节的讲法，我不敢相信同时又特别的激动，我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又把这篇难得的经文给了其他人。

转化和没被转化的都要劳动，把很多颜色大小不同的无纺布下脚料，按颜色分出来包装的，有搓二极管的（就是把刚刚从工厂生产出来的两段都不直的由两块橡皮对着搓直）。

由于沉浸在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我的身体情况逐渐恶化，2003年5月有一天早上我只觉天昏地暗瞬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重重的栽到了地上，后来被送到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神经性高血压，血压不稳，医生的结论是要求住院观察治疗，但劳教所警察把我带回了劳教所。一个星期后再次检查，医生还要求住院观察，警察又把我带回了劳教所。

2003年6月12日我被所外就医。我家人交了5000元押金，包括给大队2000元，院管理科3000元。

被释放后，我父母找了医生在家里治疗，打针、用药。治疗持续了半年左右。在2004年的3月15日被正式解除了教养。后来我身体也一直很弱，七月份我得到消息可以回爱尔兰。但由于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安全的担忧，在办签证的过程中，心理压力也很大，我从大连三次飞到北京办签证，从办签证开始到到达爱尔兰，我瘦了很多。虽然我已经回到了爱尔兰这个真正信仰自由的国家，虽然我已从劳教所出来一年多了，可是我还是没能完全从那种精神的痛苦中走出来。

我在此感谢爱尔兰政府和爱尔兰人民、感谢人权组织、感谢国际特赦、感谢我的学校、感谢爱尔兰学联、和我所有亲切的同修们及所有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的人，我也恳请爱尔兰政府能够继续关注在中国的另一位曾经在爱尔兰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的状况，杨芳，我也希望她能够和我和赵明一样早日回到爱尔兰继续学业，使她和她的亲人早日免于在那环境下的精神迫害。

这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迫害还在继续，好人不应该遭此浩劫，我愿意用我的个人经历作为证词，呼吁社会各界群众以及国际社会人士能关心、关注此事。伸出正义之手，用法律来终止这场对人权的践踏，使更多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能够尽快的从被迫害中解救出来。

发稿：2004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