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义工王友琴替巴金圆梦（三）

【明心网】

肉体与名字无声消失

文革中发生无数学生毒打或打死老师事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也是以「历史的义工」自居的文革史研究学者王友琴首位采访的受难者对象。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斗争了学校五个负责人：副校长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和副教导主任汪冰莹。当时这所中学没有正校长。

红卫兵把五人都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往脖子上套了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的牌子，把被斗者拖到操场边的水泥高台上，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高喊「打倒黑帮」等口号，并大声「揭发」和「控诉」。

棍棒殴打、开水淋烫被斗者

全校学生纷纷涌来，聚集在台下。人群中，有人大喊：「到木工房拿棍子去。」还有人去开水房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接着，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红卫兵命令「黑帮」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锹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这些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拿来的旧桌子椅子脚，桌椅脚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劳改」了一阵以后，「黑帮」被揪回大操场旁边的宿舍楼，在一楼的厕所里被淋了屎尿。在宿舍楼走廊的白色的墙上，留下了「黑帮」的斑斑血迹。

「黑帮头子」挨打最重

卞仲耘在三个副校长中排名第一，因为她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所谓「黑帮头子」，被打得最重。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红卫兵在那里踢她的身体，踩她的脸，往她身上扔脏东西，大声咒骂她「装死」。

有人叫来了校工。校工把卞仲耘搬上一辆平常运送垃圾的手推车，当时红卫兵还在继续斗争另外四个人。副校长刘致平一度被强迫跪在这辆手推车旁，另一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的卞仲耘，两条胳膊红肿，上面布满一条条伤痕，眼睛张开，瞳孔已经没有反应，但是嘴巴还呼哧呼哧吐气。她告诉红卫兵卞仲耘有生命危险，应该送医院。红卫兵对她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她被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后来，有工友把那辆手推车推到学校北侧小门旁边。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卞仲耘的身体被用大字报纸盖了起来，上面还压了一把大竹扫帚，手推车在校门口停了一两个小时。7点多钟，有学校「文革筹委会」的人，打电话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卞仲耘终于被送进邮电部医院。但医生检查时，她的尸体已经僵硬，人已经死亡多时。

那天和卞仲耘一起被打的另外四个人，也被严重打伤。副校长胡志涛被带钉子的木棒殴打，又被押到厕所抠洗茅坑盖，手指甲盖都磨去半边露出鲜红的肉，浑身是血水和粪水。她被打得晕倒在地，又被揪起来再打。那天她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后来一直需要穿特制的钢背心。教导主任梅树民，五十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他的背部遭到带钉子的木棍毒打，穿的布衬衣上打出很多小洞，布丝深深嵌进肉里。他遭受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惊悸，导致了严重的心脏病。四个人眼睁睁看着老同事卞仲耘被活活打死，肉体和心灵两方面所受的折磨，极其深重。

最后的照片无言控诉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所工作。闻讯赶到邮电医院，看到妻子浑身伤痕。他当即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照相机，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最后的照片。这些照片保存至今，尽管是黑白照片，但尸体上的大片血斑伤痕仍清晰可见。

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惨死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卞仲耘被打死时，50岁，在这所中学已经工作了17年。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建立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师大女附中位于北京西城区，离天安门广场与毛泽东和其它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远。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都是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干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联系。

在这之前，1966年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对卞仲耘的「揭发批判大会」，全校师生员工参加。几个学生把卞仲耘押到台上，90度大弯腰，以示「低头认罪」；上台「揭发批判」者，都作气愤填膺状，声音高八度，讲话时挥拳头跺脚。有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这个一枪，那个一枪，把卞仲耘捅倒在地。卞仲耘几次倒下，每次有人用冷水浇她的头，然后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起来。

会后，卞仲耘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写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唾沫。」

陈彦荣和无名氏之死

王友琴在接受访问时，在她采访的四百多名「普通人」的死亡故事中，还特别讲述了普通工人陈彦荣的悲惨遭遇。

1966年，陈彦荣是中国科学院气体厂工人。家住北京海淀区蓝旗营109号，恰恰位于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附近。

1968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庆祝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几十万人，多报数字是为了壮大声势)。接见大会后，红卫兵对平民的暴力迫害和杀害的规模急速升级，被打和打死的对象，从教育工作者扩大到北京普通市民。

同年8月27日，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红卫兵抄了陈彦荣的家，要陈家拿出金条、手枪、「变天帐」和「地契」等，陈家拿不出来。红卫兵仔细搜查也没有找到，就把陈彦荣和妻子刘万才一起带走。他的12岁的儿子陈树刚也被打了。接着，「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叫来一辆卡车，把陈彦荣和其妻子拉到清华园中学，将他俩绑在暖气管上，用皮带和铁条抽打。打了一段时间，又被拖上一辆卡车拉到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

在那里，他们又被绑起来，继续被拳打脚踢，还被用木棒和铜头的军用皮带抽打。红卫兵一边打，一边问：「你是不是地主？是不是富农？」「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

陈彦荣夫妇一直被打到后半夜1点左右，陈彦荣死了，快咽气时，他跟妻子说：「我要喝水。」妻子向看守的红卫兵要水，不肯给，37岁的陈彦荣死在妻子面前。那晚跟他们在一起被毒打的，还有一个比他们年纪大的女人。他们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也被打死了。

「打死个人只是28块钱的事」

隔天红卫兵把陈彦荣的尸体与同时被打死的女人，一起送火葬场烧掉，未留骨灰，但要陈家付28元（人民币）火葬费。

陈彦荣被打成重伤的妻子第二天被放回家，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疤。「红旗战斗小组」的人对她说：「你回家拿28块钱来。」当时的火葬费是28元。所以在北京的中学里曾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吗？」指的就是火葬费。「打人的人这样说，觉得很得意，以为表现了他们打人的无限权力和对被打死的人的轻蔑」。

陈彦荣家里拿不出28块钱，被红卫兵打死的人，跟人借钱也不容易。大儿子陈书祥东借西借，好不容易凑全了这笔钱。他拿着钱去北大附中。到了学校门口，那里的恐怖气氛使他犹豫再三，不敢进去。当时打人还在校园继续进行。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儿女，红卫兵把这些人叫做「狗崽子」。

陈书祥害怕进去后也会被打。徘徊了一阵，他在校门口听到有人说，今早有两具尸体被拉去烧了。他想其中之一必是他的父亲。他改变了主意，无声地离开了。后来红卫兵来他家拿走了那28元钱。

尸体被摩托车辗来辗去

据北大附中校内的目击者、一位老师说，曾经看到有死尸丢在校内空地上，红卫兵骑着摩托车从死尸上辗来辗去。不知道那是否是陈彦荣的尸体？陈彦荣被火化了，他的骨灰被丢掉了。留下来的是一张未被使用的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给北大附中红卫兵的证明信。因为陈书祥那天没有进北大附中，所以没有交掉这张证明，得以保存。

王友琴强调，北京在1966年夏被红卫兵打死的几千个老百姓，都像陈彦荣这样，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不用提供罪名和罪证，也不用刽子手行刑，就由一伙红卫兵随意打死。「北京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这种做法的野蛮和残忍，前所未有。到了九十年代，还有一些当年的红卫兵，在不能掩盖他们打死平民百姓的事实时，就转而辩说，他们当时打死的是『坏人』，拒绝认错。事实上，在被打死的数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判过死刑，甚至没有被判过任何罪。」

陈彦荣之死，不是孤立事件。1966年8月27日，即陈彦荣被打死的那一天，据一份内部统计，北京有228人被打死。这还不是打死人最多的一天。1966年8月下旬，北京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再加上大量被打被侮辱后自杀的人，比如，作家老舍就是在8月23日被斗争和毒打后，于8月24日自杀身亡。「北京城猛然增加了大量的死亡人数，以致北京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烧不过来，出现了火葬也要排长队等候的情景。」

据指出，「平常火葬场焚烧的尸体，都是身体干净服装整齐的。让死者干净整齐地离开人世间，文明社会的人们已经这样作了数千年了。但是这些人被从打死的现场直接送到了火葬场，加上他们是被打死的，尸体上有大量的血，时值盛夏，死人太多，烧不过来，尸体上加了冰块，所以尸体堆上冰水和血混合流淌，气味极其可怕。目击者说，惨不忍睹，恐怖至极」。

在被打死与驱逐间选择

还有一个与陈彦荣同时被打死的女人。没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被送去火葬场烧掉了。「从那时起，她的肉体与名字，都永远地消失了。比陈彦荣更甚，她是一个无声无息而且无名的受难者」。

就在陈彦荣被打死后，「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出「通令」，北京市九个城区近郊区有十万居民被驱逐出北京。这些人占了当时总人口的2％。这些人被注销户口扫地出门，被强迫去农村地区，只被允许带走每人一个锅一个碗和极少量的衣物。他们中有的人在火车站，又被守在那里的红卫兵毒打甚至被打死。有的人在火车上被打死，也有的人被送到农村后，再遭斗争而自杀。

总之，这十万人后来的遭遇十分悲惨。但在当时，只能在被打死和被驱逐之间选择，他们只好毫无反抗地离开了。

也就在陈彦荣被打死的时期，北京砸毁焚烧了无数文物和书籍。当人命都不能保障的时候，没有人会站出来保护文物。尽管这些文物和书籍对收藏者来说非常珍贵，但人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护它们。

王友琴说，考古学家可以从骸骨挣扎的姿势，来判断在被挖掘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秦国的诸国王的坟墓中，有人是被活埋的。但是，未来的考古学家，却不可能这样来发现一个37岁的壮年男子陈彦荣的死因。因为在1966年那个夏天，被红卫兵打死的陈彦荣和其它有相同遭遇的人，都已经被焚烧成灰。而且，连骨灰都已被"伷！赋怂堑募胰耍挥腥酥浪鞘窃蹒鬯赖模绻颐遣荒苡梦淖掷醇右约锹嫉幕啊埂?p>文革网站文库资料

1.「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网站(Chinese Holocaust Memorial)，网址www.chinese－memorial.org，由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琴等人2000年10月建立。

该网站首页设有四个栏目：「前言」、「受难者名录」、「纪念文字」和「研究与评论」，醒目大字书写其宗旨「为死难的亲友留下永久纪念，为您见证的死难者留下记载」。其中已有700多名死者收录在「受难者名录」内，键击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看到关于此人的故事，有的还有照片和有关材料的复印件；另外还约有70个「无名氏」栏，内容为只知道死亡时间、地点或某人的亲属，却不知道死者具体姓名的。

《纪念文字》目录内，则收集有王友琴采访文革受难者亲友和其它人写自己熟悉的死者的故事，如经济学家张五常写乒乓球国手容国团之死；遇罗文写哥哥遇罗克的故事和二姨王桂兰之死；彭令范写《我的姐姐林昭》等。《研究与评论》一栏，则收录有王友琴执笔的《学生打老师》等文。

2.网上「文革」博物馆(Virtual Museum of Cultural Revolution)，网址www.cnd.org，1996年由一群旅美大陆学者在留学生电子刊物《华夏文摘》创办，主编为现在华府从事空间科学数据系统开发工作的学者华新民，目前已收录200至300多万字资料。网页造访次数20多万次，每天超过六千人次。

进入网址www.cnd.org后，点击左下角的「文革博物馆」，才能正式进入「展厅」，展厅有中英文选择。此网上「文革博物馆」分成九个「展厅」：包括最新展出、文献资料、学术研究、史海钩沉、往事回忆、上山下乡、国际风云、文艺作品及人物追踪。该「博物馆」目前开始收藏图像和音响方面的资料，包括文革期间的照片、宣传画、歌曲和样板戏等。

3.《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近日面世，由宾州迪金森大学学者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历史学家余英时作序。收集逾万篇以上的原始文件，总字数近三千万，相当于一个袖珍型「文革博物馆」。

参与编纂「文库」的八位学者，包括宋永毅（美国狄金森大学）、石之瑜（国立台湾大学）、丁抒（美国明尼苏达州若曼学院）、周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沉志佳（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王友琴（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周泽浩（美国宾州约克大学）。

宋永毅等人三年多来，走遍世界各地的亚洲图书馆，征集了众多的私人收藏及第一手文字资料，在数以百万计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中进行专业性编辑校勘，汇集成光盘中的上万篇文献。「文库」以类相从，分成七个单元，所收的都是第一手数据，余英时形容其为将来研究文革的学人，「提供了最方便、最重要的原始资料汇编」，「为革命暴力蹂躏中国，保存了最宝贵的纪录」。

(世界日报)

发稿：2003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