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谁在制造暴利？──以书刊流通、汽车、航空和教育市场为例（下）

【新生2月3日讯】汽车业：消费者给贸易保护买单

去年11月，上海举行的大师杯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冠军得主是澳大利亚人休伊特，他得到的奖品是梅塞德斯.奔驰公司赠送的一辆新款奔驰CLK320。然而，精明的冠军却将这辆代表着ATP年终总决赛冠军无上荣誉和幸运的汽车就地转卖，卖出76万人民币。冠军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这辆车在澳大利亚的售价仅为39850美元，还不到76万人民币的一半，这一卖，凭空赚进一辆跑车，何乐而不为呢？

这就是中国爱车人的苦恼。尽管2002年最引人注目的商品是汽车，WTO带给人们的第一个好处就是汽车大降价——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说，从2001年11月至2002年11月，汽车价格总体水平下降了5.6%——然而，中国的汽车价格仍然高得令人吃惊。

举个例子吧：夏利2000国内售价为10.3万元人民币的，而国外同类车售价仅1058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8万元，两者价格相差1.5万元。一汽大众的宝来1.8T(手动／自动)与德国原产车的配置是一样的，它的售价分别为22.68万元和23.98万元，而原产车售价仅为19200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5.9万元，价格差为6万多元。最令人吃惊的是，风神汽车售价为23.68万元，而其在日本的原型车配置要更高，售价却仅为15140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6万元，两者价格差竟有11万元之巨。某款高档车与国外同类车型价差竟达19万多元。注意，这些车型在国内市场的价格，还是经历了去年初汽车降价狂潮之后的价格。

中国人的收入比外国人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比外国低，国产车（即使是同样的款式）的质量又没有外国产的高，凭什么车价却比人家的高？除了中外计税方式有差异以外，主要的根源在于贸易保护、行业垄断。

尽管为加入WTO，政府承诺逐步降低关税，放宽进口配额，但为了保护国产中高档车市场，有关部门刻意地控制进出口许可证的发放节奏，去年曾经出现过大量进口汽车囤积保税区而无法入关的情景。进口许可证奇货可居，一张许可证曾被炒到七、八万甚至十万元之高。结果，进口汽车价格在WTO最初的下跌效应之后，又出现了强劲的反弹。全年进口车价几乎没有太大变化。消费者为某些拥有汽车进口配额的公司作了贡献。

限制进口车，减轻了国内汽车市场的竞争压力，尤其是打击了进口商经销中档车的积极性，因为许可证价格摊到中档车中，显然无利可图。于是，国内的中档车市场波澜不惊，尽享丰厚的利润。

同样出于产业保护需要而对零部件征收的较高关税，也抬高了国产整车的价格，因为这些国产车中的许多部件要靠进口。

从产业结构方面看，长期以来，政府对于轿车领域构筑了严格的市场进入壁垒，民营企业几乎不能进入这个行业，从而人为地抑制了竞争。市场竞争不激烈，价格自然居高不下，现有企业只要稍微用点力气，就可以获得不低的单车利润。全世界汽车制造业的利润都在5%左右，而中国竟然在20～30%，难怪出现了上海通用投产第一年就赢利的奇迹。2001年年底，中国每辆汽车的利润平均在6万元上下，而美国卖到欧州的汽车，平均利润仅十几美元。

另一方面，不管是80年代那一轮汽车工业投资浪潮，还是最近两年的投资高潮，主体都是国有资本，汽车工业的主要玩家都是国有企业，其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中国一汽都拥有15万人的庞大的员工队伍，可是，丰田的年产量是400多万辆，而一汽仅为40多万辆。

这种产权结构也阻碍了企业形成规模优势。市场上虽有竞争，但却没有失败者退出机制。迄今国内仍然有上百家整车厂家，仅轿车厂家就达一、二十家。尽管很多企业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早该被兼并、或破产了，但地方政府动用种种资源，不断输血救助，仍然赖在市场上。结果，各厂商生产规模普遍偏低，生产效率自然低下，同样的车型必然会比国外价格更高。

民航业：政府保护高票价

同是往返于中美之间，购买美国航空公司的机票，要比购买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便宜许多，其便宜的程度大致在20%左右。去年8月份，媒体透露了一个有趣的调查资料：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做过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2／3的受调查者认为飞机票价格偏高。至于机票价格过高的原因，大家应该去问中国的民航主管部门。该部门近年来的表现会让任何一个国家的民航监管部门大惊失色：它不是在致力于创造竞争环境，而是竭尽全力在维持有利于航空公司的垄断价格，强行捏合航空公司合并制造垄断企业。

简单地说，飞机票价为什么那样高，是因为主管部门要航空公司卖高价。各家民航公司自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他们不断地公开或悄悄卖打折票。然而，民航主管部门却认为，这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于是，屡次出面，不断干预，与航空公司、代理机构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猫捉老鼠游戏。民航总局创造了政府管制经济活动的一项记录：仅去年上半年，仅仅为了机票价格问题，就下发了12份文件。总的是精神是整顿机票市场秩序，限制、打击机票暗折暗扣行为，也就是说，确保机票价格不能太低。

民航部门还拿出了更厉害的一招：去年6月20日，民航总局等五部委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严厉打击暗扣和非法经营销售国内机票的行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条是，对非法经营销售国内机票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以按照刑法有关规定查处。情节严重的，可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可没收财产。到7月初，五部门又召开联席会议，针对目前暗扣销售和非法经营销售机票问题突出的情况，部署集中开展专项整顿。五部委还决定建立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加强对民航市场秩序整顿的领导。

民航主管部门还抓住一切机会，让机票价格维护在高水平。去年10月份，国际油价上涨，国外航空公司没有一家敢涨价的，国内大部分旅行社打出的招牌上面也写着四个大字：“维持原价”；然而，民航总局却一纸令下：国内机票价格开始上调，价格上浮幅度在6％左右。然而在国际市场油价下跌的时候，却不见主管部门下令机票降价的。

不仅如此，政府还竭力创造和维护垄断。民航总局一位官员说，我国民航当前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垄断程度低，过分分散的市场结构不仅无法形成规模效益，而且造成过度竞争。过度而无序的竞争导致航空公司低价竞争，企业收入大量流失，出现严重亏损。如广州到海口每天有20多个航班，有多家航空公司都飞这一航线，效益自然可想而知。怎么办呢？这位官员明确表示，正在进行的航空运输企业重组和航线结构的调整，目的就是促使航空运输市场从过度分散向寡头垄断转化。正是根据这种理论，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捏合下，成立了三大航空集团——中国航空集团公司、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这些措施更多地为了制造垄断，而与改革的目标相去甚远。就在去年，受911事件冲击，全球民航业陷入困境，美国各大航空公司为压缩成本，纷纷大幅度裁员；而同期正在重组的中国民航，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裁员”二字。重组后的三大集团的人机比例均在２００：１左右，而欧美航空公司的人机比例一般维持在８０：１。各家公司自己也承认，机构臃肿、人员众多、官僚主义盛行是限制我国航空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这些人员的工资又异乎寻常地高。这些成本当然得由消费者来分摊，机票怎能不高？

据说，今年，主管部门将会给予航空公司一定的机票定价自主权，航空公司据说也要开始进行改革了。我们只能用这些安慰自己：机票总会有降价的那一天的。

教育收费：可怜天下父母心

根据法律规定，中国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不过，农村的孩子大多数就没有享受过义务教育，他们的父母为了孩子接受基本的教育仍然要掏这样那样的钱；而在城市，很多家长根本瞧不上政府对自己尽的那点义务，为了自己孩子的能接受到好教育，而不惜血本，大笔投资。

北京可能是择校最严重的地区。据说正常的择校收费标准是３万元，而不少一类校的择校费严重超标，达到四五万元，有的甚至高达六七万元。北京地区共有中学７９１所，其中有择校生的大约占三分之一，为２００多所。综合计算一下，全市中学择校生的年收入在１０亿元以上，这还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经过初步统计，北京市中学收入过千万的至少在２０家以上，而且这些收入可以视为纯利润。在另一个大城市上海，政府明文规定，寄宿制高级中学、市重点高中的择校费（一次性）最高分别为4万元和3万元。

至于这些费用的使用情况，在北京，高中的择校费不上缴，初中的择校费通常自留７０％至７５％，剩余的２５％至３０％由教育局统一调剂给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的三类校，以提高三类校的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

对于相当于工薪家庭一年总收入的费用，家长们自然不乏怨言，但想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仍然咬牙掏出，而且是争先恐后。

面对中学阶段择校收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屡禁不止，也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遵守"三限"政策，即：限分数，即不准违反规定录取低于最低录取分数线的新生；限人数，即不准超过国家规定的班额，不得挤压招生计划指标，变相扩大择校生人数；限钱数，择校生交费标准，由教育部门提出，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学校不准超过规定标准收费，不得向择校生收取赞助费或建校费等。

其实，择校不能说是什么坏事情。父母有权决定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而大多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从而有一个较好的前途。但好学校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因此在进入的门口就存在竞争，有竞争就需要一个甄别标准。以前的甄别标准就是孩子自己的考试成绩和父母的权力，现在则在这之外，又增加了金钱因素。有时人们只看到了收费太高的问题，却忽视了权力在择校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你要给给孩子办择校，最苦恼的不是筹钱——毕竟，三四万元的费用现在的大部分家庭都拿得出来——而是你拿着钱，人家该未必要你家的孩子，到头来，找不到门路，你那钱都贡献不出去。

但既然是公办学校，收取这种费用是否合理？公办学校既然由本区（市）财政收入支撑，就理应为本区（市）范围内的每个孩子平等地开放；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是最合理、也最能为额度所接受的办法。但这显然又限制了那些乐意将更多资源投入孩子教育的家长的选择范围，而众所周知，家长的教育投资对于社会是有益的。

既然择校收费根本无法杜绝，而剥夺父母在孩子入学上的选择权，也不那么合情合理，那么，唯一的出路也许是取消公办学校；但这不等于政府放弃投资教育的责任，但政府的教育资金不再分配到学校，而是分到每个孩子头上；所有的学校都自负盈亏，也即成为民办学校，靠自身的教学质量来争取学生。这就是美国开始实行、国内也有试点、周其仁先生大力推荐的“学券制”。实行这种制度，政府公平地尽到了对每个孩子的教育义务，学校处于相对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家长也有了充分的选择余地，或可解决公办学校却又收费的悖论。

（环球市场信息导报，2003年1月20日）

发稿：2003年2月3日    更新：2003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