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5－7)

将神话进行到底──随感（之5）

神话之所以为神话，是因为它无法成为现实，或者与现实无关。比如翻开《历史的先声》，看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多么令人心潮澎湃：

「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语）；

「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周恩来语）；

「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毛泽东语）；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应该说，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和言论，并不是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比如1989年赵紫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三天的短命的「新闻自由」。但从1949年算起，50多年过去了，这些普通得再无法普通的政治常识，竟神话般远离了人民的生活，成了天堂里的星星，成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手中那几根可怜的火柴，成了知识份子谈话中的禁忌话题，成了普通百姓避口不谈、生怕躲避不及的「瘟疫」。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竟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不知是该执政党的福音、还是悲哀？是中国大陆前进中的救命稻草、阿拉丁神灯、还是童话中的大灰狼、戏剧里的黄世仁、南霸天？

1989年之後，人们听信了当局的宣传，相信了那场「风波」是极少数人挑起来的「反革命暴乱」，相信了当局惩治腐败的承诺。可事实如何呢？13年过去了，电视里、报纸上又在展示取得辉煌成就。可那些承诺又被谁偷吃了呢？这样一个不讲信用的党和政府、在下狠气力推广它的「三个代表」的时候，有没有人想过这又演的是哪一出「神话」呢？

江泽民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坚决抵制西方多党制和三权鼎立等政治模式的影响」。这就等於说，《历史的先声》里那些庄严的承诺等，都成了一堆历史的臭狗屎。与时俱进的中共执政党局，一方面用历史的这一堆臭狗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来拼命证明执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在作贱它、反动它，同时又在制造新的一堆又一堆「臭狗屎」，并想方设法对它们进行全面包装，使它们更富神话色彩，达到其愚民的目的。

一本《历史的先声》里，有那么多人在发出正义的吼声，而另一本《论「三个代表」》（江泽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却仿佛是「江核心」在对那些吼声发出轻蔑的嘲笑──俱往矣，尔曹声与名俱裂，「三个代表」「江」自流！

有什么样的神话就会有什么样的读者──随感（之6）

著名翻译家傅雷先生1954年1月18日写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说：「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真的，巴尔扎克说得好：有些罪过只能补赎，不能洗刷！」

读《历史的先声》里那些激扬文字，联想到50多年来的血腥历史，真有如看了场恐怖电影，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人生做错了一件事，良心就永久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曾经血气方刚、信誓旦旦的政党做错了那么多事情，它的良心能安宁吗？我觉得未必！

江泽民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的讲话中说：「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著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著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著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这段话像个犯过错误的政党说的话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了吗？「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了吗？控制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等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了吗？既然说「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那么必然就包括了这些史无前例的人类惨剧。但「江核心」不但未有半句言说愧疚或不安，反而从字里行间透出那么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和目空一切的自负。「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对历代战争屠夫们的生动描写，此处用在「江核心」身上，也未必就不合适。

神话的一大特点，就是它有庞大的读者群，而最奇特的则在於：这个读者群不但是传播者，同时也多多少少、断断续续成为神话的制造者，用当下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人若迷信神话，就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盲目感，就会失去对常识的基本判断力。陕西作家冯积岐在一篇《吃烟》的小文章里说：「人往往为了顺从，为了适应，把血液里本来的东西清除了，使自己的血变得很纯净，像玻璃一样明亮。在这种清除的过程中，人把自己的本来失去了。」看来，「神话」一旦具有了强制力，或者说，「神话」一旦和现实中的强权结合在一起，人们就被迫顺从和适应，久而久之，把自己的本来（对常识的基本判断或对强权的本能反抗或对罪恶的最普通意义上的敏感）失去了。

《历史的先声》可以说是一部美丽的神话。而《论「三个代表」》可以说是对《历史的先声》的一种反动之後的「新神话」。在这部「新神话」里，西方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一些理论学说，都被看作是另外一种「邪恶的神话」，必须要提高警惕，坚决对抗。「我们与国内外各种
敌对势力的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这些话听上去多像是唐僧、孙悟空师徒取经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啊。

在此，让我们把目光从《论「三个代表」》的神话中暂时拉回来一小会儿，面对《历史的先声》这部破碎的黄卷，缅怀并追思记忆中的伟大的神话：「中国人民早就有实行民主政治的准备」（《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6月24日）。

收起封建的巴掌──随感（之7）

1996年浙江省金华市常山县新昌初中学生程水良和同桌曾月华，因在自修课上移动课桌，班主任郑老师竟要求全班同学根据「班规」打他们耳光。结果，两位同学每人挨了74个巴掌。班主任也给了他们一人一巴掌。

这几年，老师体罚学生并打伤、打残、甚至致死的报导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竟然使得这些为人师表的普通人，使出法西斯的手段来残害青少年？说来话长，各行各业，众说纷纭。但我认为简单明了、一语破的说法还是《历史的先声》里选的舒芜先生一篇文章《斥「人格教育」》的几句话：「封建的教育与民主的教育，具有本质的不同。封建教育是反理智的，要求盲从的；民主教育则是建基於理智主义之上，要启发自由的思考，鼓励自由和意志。」由此可见，两种不同本质的教育，决定著两种不同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手段，决定著两种教科书在编写方面的不同角度，也决定著教育者本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西安的王中陵先生在一篇文章中也有同感。他说：「一位历史学者说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除了时间和地点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这话或许说得有点太绝对，但整个教育长期沦为政治的工具却是不争的事实。」

记得我自己在上大学休学期间，曾在一所县级中学临时代课。面对一群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小家伙，刚开始我还挺有耐心，客客气气。後来招数用尽了，我拿树枝打学生，好像成了习惯性的举动。大学刚毕业时在一所子弟中学教过一年的政治课。班上都是高中同学，我也打不过了，才算戒了这个恶习。但与我同时分配来的两个教初中的老师，却经常大开「打」戒，而挨打次数最多的，是班上两个名叫「李鹏」的男孩！彼李鹏虽然有恶，但此「李鹏」不该无辜受过吧。当时年轻，觉得好玩，满不在乎。现在想来，尤其对照舒芜先生的这段话，才发觉我们简直就是「封建的教育」的最直接的实践者，是帮凶！是一种罪过！尤为荒唐的是，毕业前在大学里，我们却都是「民主、自由」口号喊得最响亮的积极份子！

苏联解体前最令人关注的举动，就是将马列课从大学校园里赶了出去。而台湾走向民主化道路前，也在学校里停止了「三民主义」教育，用「国民教育」替代了党化教育。可见，一个时代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信号，应该是从校园里发出来的。教育既然是封建制、独裁制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那么，它的反抗也就应该最直接、最猛烈！

在《历史的先声》这本书里，谈教育革命、谈学术自由、谈学生问题的社论文章占了相当多的篇幅。可见，半个世纪前各界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教育之於民主的重要性，认为「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再看看近几年沸沸扬扬的教育改革，虽然步伐迈得较大，但对於一些实际性的问题，仍然讳莫如深。也就是说，虽然「收起封建的巴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封建的舌头」还在说话，「封建的唾沫」还在污染环境，「封建的白眼」还在歧视著贫困儿童、残疾儿童，「封建的腰包」还在大学校园里散发著铜臭气。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封建的八旗子弟」们，还在校园里挥舞著权势的招牌。

不知这一「巴掌」究竟打醒了多少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们？

（民主论坛）

发稿：2002年11月24日    更新：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