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沉重的历史永远沉重——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解读一本书是困难的，无论是一页页沉冤的故事，还是作者沉雷般的呐喊。
解读一个人是困难的，情感、心智、勇气、忠诚，还有那沉甸甸的良心。
解读一段历史是困难的，特别是那段历史浸泡着一个民族太多太多的沉重。

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终于出版，那沉重稍许舒解。是的，仅仅是稍许，已经沉重的历史并不因岁月的磨蚀而轻松，那沉重将永远伴随我们，那沉重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1997年5月，我便有幸看到李锐先生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写的“序”。李锐先生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撰写过著名的《庐山会议实录》，对平反冤假错案自有其切身的体会。李锐写道：“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当代历史要揭开新的一页，仍有两大难题待解决，即‘两个凡是’和如山冤案。不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路线，不解放成千成万被定为‘反革命’、‘反党分子’的新老干部，自不可能出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李锐认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旋乾转坤的搏战”。

李锐是1982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在此之前，他同胡耀邦并不熟识，但1978年李锐在安徽流放时，得以待罪之身先进医院治病，次年初回京复职，却是胡耀邦亲自处理的。因此又可以说，李锐是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直接受惠者。李锐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及，1988年胡耀邦到湖南张家界休假，被成千游人挤挤于道，争相握手合影，李锐感慨系之。惊闻胡耀邦去世的当夜，李锐在悼文中写道：“天下奇冤已扫清，神州莫再有冤灵。此情此景张家界，活在人心便永生。”“活在人心便永生”，李锐说出无数中国人的心声：“回顾我们党、我们国家70多年走过的道路，能够从‘红小鬼’的队伍中锻炼出一个胡耀邦，应当说是中国历史的一种安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安慰。”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有如下记载：“文化大革命”中，“仅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人数的17．5％。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注释本》特别强调：“1977年12月，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组部和各级党组织，发动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进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这就在实际工作中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破除了以前的‘左’倾办案思想和办案方法，使这项工作取得很大的进展。”可见，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的一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以及胡耀邦在乎反冤假错案中的作用，早有定论，本是无需置疑的。然而，正因为这一工作无法回避一个又一个“什么人”的问题，不仅胡耀邦当年需要“下油锅”的勇气，即使在今天，当戴煌出于记者的责任，希望将这段历史如实地告诉国人时，仍然面对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油锅”。

1944年，16岁的戴煌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担任新华社军事记者后，戴煌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与胡志明等人多有交往。1957年，因反对“神化与特权”，戴煌被打成“右派”，遭受诸多磨难。直到1978年彻底改正。在这期间，戴煌先后在东北、北京、天津、山西等地“劳改”，妻子离他而去，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姐姐、侄儿、二哥因受牵连而丧生，第二个妻子不堪折磨患了精神分裂症。恢复工作不久，被迫封笔21年的戴煌即以新华社记者身份，与蒙受冤屈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人谈话，编发了许多平反冤假错案的稿件。可以说，从那时起，戴煌就在为《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准备写作素材。

戴煌与胡耀邦的第一次接触在1979年6月。中纪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到会讲话，戴煌写了会议新闻，照例逐级送审。在胡耀邦家中，胡耀邦兴致勃勃地与戴煌等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端正党风，改革开放，反腐败，同心同德搞“四化”，并提出将这些意见充实到新闻稿中。戴煌觉得这些不是会议内容，加进新闻稿中不符合新闻的真实性要求，建议胡耀邦考虑：会议新闻单发，另发一条他的谈话。胡耀邦略略沉思了一会儿，对戴煌他们说：“你们说得很对!干脆，会议新闻也甭发了。但是，我刚才讲的这些意见，也可供中纪委的同志们参考。”胡耀邦的豁达明快、平易朴实给戴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作为一个记者，在领导人这个特定范畴里，不写胡耀邦还能写什么人呢?

不过，胡耀邦在位时，戴煌并没有动笔，只准备有朝一日，比较系统地写些值得留传后世的文字。1988年10月，胡耀邦离开总书记岗位已近两年，有人约戴煌写胡耀邦，他也仅写了第一次会见的无拘无束，并加了这样的题记：“他在塔尖上，我不想写；他似乎默默无闻了，我却乐于把这沉睡多年的草页公布于世。”

1994年秋，《炎黄春秋》杂志约请戴煌写一些介绍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炎黄春秋》以发表人物传记和史实性文章为特色，在北京颇有影响。《炎黄春秋》的上级主管部门是炎黄文化研究会，而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是仍然健在的老将军肖克。此时，胡耀邦已去世5年，5年风风雨雨，戴煌更加感到胡耀邦的伟大，感到胡耀邦的智与勇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是如何珍贵。戴煌应允《炎黄春秋》，既期望以此表达对胡耀邦的怀念，又因为几年来，耳闻笔记，已有不少积累，不吐不快。即使如此，戴煌并没有马上动笔，而是南下北上，采访了数十位知情人、受害人和当事人，补充收集资料，前后历时8个多月。

1995年9月，第一部分书稿终于脱手。戴煌将打印稿分送所有提供材料的人及挚友亲朋，请他们核实补充材料，提出批评意见，然后一一收回斟酌定稿。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30余万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记叙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为平反冤假错案呕心沥血的事迹。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这时，他所面临的，正是“两个凡是”的甚嚣尘上。而胡耀邦认为，拨乱反正，首要的就是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因此他在中央党校组织力量，撰写并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可以说，这是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前奏。

1977年12月，胡耀邦就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仍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上任伊始，他用“积案如山，步履艰难”八个宇概括形势的复杂与严峻，开始了每天挖‘山不止的工作。当时，横豆在胡耀邦面前的大山，一是“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和精神的禁钥，一是那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仍然权高位重，他们枢不将“文革”时期中央专案组的材料交给中组部，也不允许中组部召开全国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会议。他们不打算也不可能自己否定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施虐者与蒙冤者很难取得共识。不准开大会，胡耀邦便决定开小会，会议的名称改为“疑难案例座谈会”。与此同时，经过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随后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在全国掀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向“两个凡是”的顽固堡垒发起最后冲击。

戴煌将“文化大革命”时期轰动全国的“六十一个叛徒”案看作突破“两个凡是”主阵地的突破口。回顾这段历史，李锐写道：“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中央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一种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勇敢地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如前所述，针对“两个凡是”，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中组部的工作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2月16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平反冤假错案取得决定性胜利。

有资料显示，到1982年底，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30余件，全国共平反纠正约3O0余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余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又有资料显示，“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经法律手续错判误判的“反革命”案件共17．5万件、18．4万人全部得到平反或纠正。仅此即可以看出，平反冤假错案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因此不难理解，这一举措对于“思想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潮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记述了几宗曾经轰动全国但内情鲜为人知的大案的平反经过，如张扬和他的小说(第二次握手)、被打成大右派的葛佩琦、“伊玛尼党”冤案、福建地下党冤案、李之琏与温济绎的冤案等。特别是发生于1977年底的李九莲案，更是骇人听闻。

古人云：“读《出师表》而不下泪者，非忠臣也；读《陈情表》而不下泪者，非孝子也。”今人亦云：“读《阿Q正传》而不仰天长啸，做国民任人摆布直至以颈血供人观赏者，非志士也。”无论如何，读《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也有这种感觉，压抑、愤激、热血责张。我想，此书给读者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一如邵燕样先生所言：“年轻人该读，可以幢历史，知道今天来之不易；过来人该读，可以温故知新，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各级新老干部尤其该读，可以知民心之向背，知从政之取舍!”我们常讲以史为鉴，(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鉴之史，醍醐灌顶，启智慧，开蒙昧。二如戴煌《文后补言》所载：“像胡耀邦那样从总体上看虽非大政治家但在风波诡诱、派别林立的政坛中能够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表现出献身精神者，则几如凤毛麟角。”胡耀邦的清明朗彻、磊落坦荡、实事求是、疾恶如仇被国人奉为楷模，难怪人们称其为共产党人的“良心”。从胡耀邦身上，我们应当学会如何做人，如何做事。不过，我想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即本书作者戴煌，又何尝不是本着这种“良心”，一旦能够执笔为文，便奔走呼号，为民请命?不久前(1998年3月27日)，戴煌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工人投票罢免渎职厂长，齐齐哈尔连发三起血案》，便是又一次泣血的呐喊。三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平反冤假错案肇始于70年代末，邓小平说这番话的时间是80年代末，现在到了90年代末，中共十五大重申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无疑将从体制上、制度上铲除各种各样冤假错案发生的社会政治基础。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有理由相信，古老文明的伟大中国将以民主、法制、欣欣向荣的步伐昂首迈入21世纪。

历史是沉重的，我们的民族在沉重的历史中成熟。

让沉重的历史永远沉重!

(摘自《方法》1998年第6期)

发稿：2002年9月1日    更新：2002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