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读《历史的先声》随感 (8－10)

「三个代表」是「死灵魂」──随感（之8）

谢泳先生一篇文章《为什么总不要最好的》里有段话：「一个民族自外於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我们应当树立好的东西在哪里都好的信念，不能以自己的特殊处境为理由，再拒绝汇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此时读来，仿佛是《历史的先声》这本书最恰当的注解！《历史的先声》选编的半个世纪前《新华日报》、《解放日报》那些社论文章，字字如箭、句句如刀，乾净利落地把那个「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国民党独裁政权的反动本质，解剖个彻底，让人一目了然地看到它崩溃灭亡的必然下场。

再看看《论「三个代表」》（江泽民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江核心」虽然口口声声地宣称共产党「总是代表著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著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著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却公然践踏宪法，控制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对大规模的腐败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对公民选举权公然进行剥夺，对各种重大灾难事故不承担责任，等等；对现代民主制度这类人类实践的文明成果采取排斥和敌对的态度，坚持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张报纸」的专制统治。这不是自外於世界文明的主流是什么？这难道不是可怕的事吗？用自己的「三个代表」之矛去攻击世界民主政治之盾，难道不是太可笑吗？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

山西大同市一位组织部长撰文说「『三个代表』是我党的灵魂和准则」。对照《历史的先声》里那些社论文章来看，这具灵魂只能是个「死灵魂」。它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被枪炮打死了，就被唾沫淹死了，是《聊斋志异》里那张「画皮」：自娱自乐可以，是吓吓老百姓的一戳就破的道具而已。

我是「朱而多」，我怕谁──随感（之9）

以前在报章上发表小文章时，曾用过一个笔名叫「朱而多」，引起同事们善意的笑谈。我理直气壮地回答曰「有什么可笑的？难道这个名字不好听吗？」

是呵，有些人是先知先觉，有些人是後知後觉，有些人则是不知不觉。一种言论、一个思想、一套官腔，听得太多了，人就麻木了，仿佛一头猪，只听懂那么几个唤它吃喝的吆喝声，所以这头猪即使长了一对大耳朵，却只配下酒菜用。而人长了一双耳朵，在这种言论环境下，不知不觉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更多的「朱而多」们，则生活在另一种自以为「自知自觉」的状态之中。

茉莉女士在一篇关於西藏问题的评论文章中提到一件事，说加拿大一位记者和他的同伴在大陆的火车上，遇到一名年轻的中国女学生。他们聊起西藏问题，加拿大记者及同伴认为江泽民应和达赖喇嘛坐下来谈判。那位汉族女学生说，「西藏人很乐意被我们中国人解放，达赖是奴隶贩子，他不敢回来，因为西藏人民恨死他了。」这位加拿大记者因此惊骇地得出结论：「原来人民真的可以被欺骗！」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名中国汉族女学生，就是一个典型的「朱而多」！而也就在前不久，我和几位朋友去和另一拨朋友吃饭，席间无意中议论起「时政」来。一位不关心政治的报刊编辑兼青年作家，突然极其严肃地说：「党是好的，只是群众素质太差，党要生存，只好适应这样的国民。」而另一位一直在抱怨官场多么多么腐败的民营企业家，竟然也同声附和说：「对，党是好的，只不过是官场太腐败了。」

这言论听了，不禁让人感到好生奇怪：中国国民素质再差，难道就不如同样是东方的民主国家印度、巴基斯坦？连伊朗和非洲这些第三世界国家，都在实行民主选举，中国老百姓真的差到连好坏香臭都分辨不清了吗？中国老百姓呼唤民主选举、呼唤新闻自由、呼唤出版自由、呼唤结社自由的强烈之声，难道身为记者、作家和民营企业家，就长了一副「朱而多」充耳不闻吗？真是奇谈怪论也！巧的是，在饭桌上，刚好上了一道菜：半只扒猪脸，那一只硕大的正宗的猪耳朵竟无一人动筷子，真是绝妙的讽刺。

江泽民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的民主绝不会是西方民主的翻版，不是西方人想看到的那种民主，美国前总统卡特曾问我，中国已经实施村级干部直选，为什么不继续向上扩大，甚至直选国家主席？我当时的答覆是，这根本很不通，中国有10多亿人口，还有1亿多人不识字。」这样的谬论在稍有常识的人看来，简直是奇谈怪论。但恰恰中国有成千上万只「朱而多」听了之後喜形於色，连连称好，歌功颂德。无怪乎会有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会写文章探讨中共政权长盛不衰的原因，试图解开独裁政权连坐高庄的政治谜团。

《历史的先声》里选用《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一篇社论中引用吴（日含）的一段话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後，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这段话应该是回敬江泽民的一个「标准答案」。然而，前「首席独裁者」毛泽东先下手为强，干掉了吴（日含），又干掉了无数个吴（日含），才会有现任「首席独裁者」江泽民如此狂妄发挥而不知羞耻的荒唐言论。

50年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的沧桑浓缩在一本薄薄的《历史的先声》这样普通的书里了。而「朱而多」们，如今也翻身当家做了主人。他们豪迈地宣称：「我是朱而多，我怕谁！」

苍蝇和老虎，鱼儿和自行车──随感（之10）

「打苍蝇不打老虎」，这是中国大陆新闻从业人员所恪守的一条「戒律」。谁都知道老虎惹不起、老虎屁股摸不得，而打苍蝇，就容易得多，成就感强，并且和老虎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於是乎，苍蝇是越拍越多；老虎呢，越养越肥，繁殖惊人。老虎们串通一气，新闻单位大气不敢出，臭屁不敢放，对老虎们敢怒不敢言。前不久，本省一位著名的青年作家兼报纸副刊编辑，就曾善意地对在场的几位朋友说：「他们（指新闻单位的领导，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导，即各种老虎）真的很强大，真的很厉害，真的惹不起。」看他还不到30岁，竟说出如此令人丧气的「大实话」，真让人为中国（大陆）这些混蛋作家感到可悲，为这些混蛋记者、编辑感到可怜。老虎固然可怕，固然不敢动手打，难道不能开口骂吗？在报社里不敢骂，难道和几个朋友们在一起吃饭喝酒也不敢骂吗？如此没骨气，恐怕连挨了打的苍蝇们也看他不起了。

《历史的先声》里有一篇中共《新华日报》1946年3月30日社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说的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全国各地遍地是灾，惨不恶闻。事实上，仅仅几年之後，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不但天灾越来越多，人祸更是连年发生，史无前例，惨绝人寰，人神共忿！这人祸其中之始作俑者，也绝逃脱不了新闻媒体的干系！比如1970年1月5日，云南省发生的「通海大地震」，震级达7.7级，死亡人数15,621人，死亡人数仅次於唐山大地震，但是，万恶的「一党独大」让它的「喉舌」新华社仅仅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结果，当时这个「一党独大」对国际救灾援助采取闭关政策，国内援助也主要倡导「精神支援」，因而地震发生後，灾区先後收到全国各地赠送的数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至於急需的救灾物资和款项则少得可怜。

虽然比起「文革」，现在的新闻可以「打苍蝇」了，是历史性的进步，但这进步到底有多大呢？现在的新闻是有了「打苍蝇」的自由，但是老虎们毕竟随时有可能剥夺这点小小的自由，随时收回这可怜的「打苍蝇」的权利。《历史的先声》有一篇社论就如是说：「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无知」，「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可是，走进了新时代的新闻媒体，依然起劲地将打苍蝇进行到底，依然起劲地宣传「三个代表」，讴歌「江核心」，真是比苍蝇还恶心！

最近举国上下宣传「三个代表」，掀起一个接一个高潮。令人不解的是，就连一些知名作家、知名学者以及其他一些知名人士，也都大谈特谈「三个代表」的好来。好像人人都吸食了精神鸦片似地昏言乱语！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流行一句女性主义口头禅──女人需要男人，就像鱼儿需要自行车。套用这句话来说，「一党独大」需要「三个代表」，就好像男人需要女人。但是对於可怜的「新闻自由」来说，新闻单位之於「三个代表」，不就像鱼儿需要自行车一样荒诞和可笑吗？

高尔基说过：「把人放在猪圈里，而要他成为天使，这种要求是愚蠢的。」同样道理，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大陆新闻媒体，把打苍蝇的好手硬要塑造成「打虎英雄」，这种要求也是愚蠢的；而把实现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寄希望於各位老虎、寄希望於「一党独大」、寄希望於「三个代表」，则更是愚蠢之极！

（全文完）

（民主论坛）

发稿：2002年11月24日    更新：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