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白:“面子与尊严”和“国家与个人”

“面子与尊严”

这次对话是由家中两小儿的哭闹引起的。蹒跚学步的毛毛经过三岁的豆豆身后 时跌了一跤，我随著毛毛的哭声赶来，凭以往经验和眼前情景，认为是豆豆把毛毛 推倒在地。于是抓起豆豆，要给他ｔｉｍｅ　ｏｕｔ，豆豆委屈地大哭起来。在一 旁看孩子的母亲赶紧向我解释缘委，我才知道是错怪了豆豆。我向豆豆道了歉，又 郑重地请求他原谅。豆豆的两个黑葡萄般晶亮的大眼睛望著我，认真地点点头说： “Ｏ．Ｋ．，我原谅你了。”并给了我一个拥抱。父亲在旁边看著，若有所思。

晚上孩子们入睡后，父亲拉我在沙发上坐下，说：“你在美国生活的这些年， 确实学到了不少好东西。你今天错怪了豆豆，马上向他道歉，并请求他原谅。这种胸襟和风度不是所有为父母者都能做到的。中国人最讲的是面子。父母的权威在儿 女面前是不容挑战的。想起你和你弟弟幼时，因顽皮挨了我不少打。有时是错怪了 你们，我心里虽内疚，但从不会想到道歉。常常是，晚上你们熟睡了，我轻轻走到你们的床边，在你们的小脸上亲亲，就算减轻心里的负疚了。”

我一时鼻头一酸，握住父亲的手，没有说话。

父亲继续说：“其实尊严人人都有，三岁的小儿也不例外。父母做错了事，向 儿女道歉，乍一看失了面子，但实际上是获得了儿女的尊重。儿女的尊严受到了保 护，父母的尊严也得到了更真实的维护。做人也是这样啊！你不尊重别人，你也不 会得到别人的尊重。为了维护脸面而拒绝对自己的错失作出反省，拒绝承认错误，只会使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像受损，毫无尊严可言了。”

我想了想说：“其实人都是有良知的。做了坏事、错事，终究会背负心债。早 些反省自己，承担责任，就会早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这点上，西方人比我们 更容易做到。我想，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原罪”意识让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不完美 ，是有缺陷的。犯错之后的忏悔和改过是很正常的事。而西方文明对人性和个体生 命的珍视，也使得人的尊严更容易受到保护。在这里，一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真正是不被国家机器侵犯。”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因为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六四”惨案后不久，大学 里的学生作鸟兽散，各自逃回家乡了。七月上旬的一天，我收到学校拍来的一份急 电，作为毕业班的学生，必须速返校参加学习班，接受政审，合格者才会被允许毕 业。于是又仓皇奔上北去的火车。在北京站下车后，一进地铁通道，就见有两名解放军在搜查行人行李，学生模样的人更是不会放过。轮到我时，没有查到他们寻找的传单和照片，却抓住我的日记本，一页一页地翻将起来。我抗议道：“这是我的日记啊！”“日记又有什么不能看的？”那兵狠狠地扫了我一眼，说。至今我还记得他那充满蔑视的眼神。由于查到两篇关于我在广场帮助援救绝食学生及戒严后参加阻挡军车的日记，我被带到一处地方接受审讯。记得很清楚，当时是被明晃晃的丈把长的刺刀押著走的。看客们迅速地围了上来，又被驱散。审讯室里的兵见我被押进来，毫无顾忌地在我面前挥舞著电棒，第一句话就是：“你得老老实实，否则我就用这个来教训你！”在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自己已不再是个人，而是个可以被随意处置的物件。当强大的国家机器凌架于人权之上时，人的尊严狗屁不值。

父亲此时好像猜到了我在想什么，安慰地拍了拍我的肩，说：“一个人，一个 政府，乃至一个民族，都得有反省意识。面子丢了不要紧，丢了尊严就真要被人耻 笑了。”停了一停，他又说：“我想起了日本人。我始终奇怪，为什么这个民族对 自己犯下的罪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为什么杀人累累的战犯会被他们当作民族英雄来常年供拜呢？是这个民族缺乏反省意识，还是生就侵略扩张、持强凌弱的本性？”

我无法回答。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任何邪恶的东西，终究不会见容于天理人 寰。制造罪恶，坚持罪恶，以至想重复罪恶，最终只会使自己走向衰落和灭亡的绝路。如果说邪恶还能再度辉煌，那我宁愿相信人将再变回做兽。 　

“国家与个人”

这个话题是父亲见我写信封引起的。那天我给在美国的几位朋友回信，一向喜 欢观察、勤于思考的父亲在一旁说：“敢情这美国什么事儿都跟中国倒著来啊。中 国的白天在这儿是黑夜；保守分子在中国是左派，到了这儿成了右派；中国是民怕 官，美国是官怕民；中国的政府对国人凶，对洋人软，美国的政府对自己的公民关 怀备至，对外却耀武扬威、蛮不讲理。就连这写信封，也不一样。在中国是先国家、再省市、再区县、再是具体街道，最后才写收信人名字，美国人却颠倒著个儿来写，真是有意思。”

我放下笔，笑著对父亲说：“可不可以说这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呢？ 在中国，甚至在其他东亚国家，国家最重要，个人最不重要，而在美国，个人最重要，而国家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虽然有点儿牵强，却有些真实性。”

父亲怔了怔，沉思良久，才说：“有些道理。在中国，个人的命运常常淹没在 国家的动荡和全民族的疯狂里。从我们这一代人起，读书时就被灌输集体的伟大、个人的渺小，以及为国家献身的崇高这些大道理。但一个人的生命能有多长呢？几十年下来，多少人在享受到平常人的温暖安宁的生活前就已白发苍苍，甚至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现在老了，想起以前那些狂热，真是不堪回首啊！”

我说：“中国的文化对于国家和个人的位置似乎有些本末倒置。古训就有“先 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有济世之心的贤人君子以此作为座右铭， 无可非议，但如果一个国家政权以此来要求自己的人民，刻己奉公，死而后已，为国家的利益作出巨大牺牲，就很不正常，很不合理了。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 生活的权利，在这种追求中，个性的发展，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知识和才能的发挥，都必须受到保护。我们的思维已太久地习惯了“没有国，哪有家，哪有个人”这种思路，但是反问一句，如果人民的生命和自由被践踏，基本的权利被压制，如果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活泼的创造力因为惧怕“以言治罪”而萎缩，如果一大批农民和 城镇里被淘汰的工人因为远离权力而永远处于生活的极端劣势，国家的强大具有什么意义？国家的强大又如何能够维持？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离开了千千万万的个人，国家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的符号。”

父亲沉默了，不发一言。我理解他的心情。记得父亲告诉过我，他在童年时， 亲眼见到遭到镇压的地主被子弹将脑壳打开了花。从那时起，到反右，到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再到八九年的流血，中国死难无数，一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在哪里 ？！父亲见得太多，早已学会了沉默。我无法再说什么，屋子的空气一下子变得滞固。

(文章来源:<<华夏文摘>>，转载时有删略)

发稿：2001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