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贫困，我们无法沉默

（编者按：一个关于现代都市穷人的悲惨故事曾经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过了很多年平淡和珍贵的日子。1994年前后，夫妻先后遭遇下岗。妻子耐不住清贫的日子和没有亮色的未来，跟着一个有钱男人走了，留下一双儿女尚未成人。失意的男人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屡屡碰壁后，精神越发脆弱，生存的艰难压得他抬不起头来。

偏偏不谙世事的孩子嘴馋邻居家的肉香，缠着爸爸要吃肉。男人掏出家中仅剩的五块钱，咬牙买下了一斤猪肉。当久违的肉香让孩子们欢呼雀跃时，绝望的父亲在里面撒下了耗子药……

当贫困变成了不可抑制的怒火，那张粉饰太平的包装纸又能包裹多久呢？）

那年的冬天我在北京，以一个实习记者的身份整日穿行于高楼华宇间。一个暮色降临的黄昏，在东直门外大街的一个拐角处，一个惊魂未定的女人正在向围观者讲述她的遭遇：她的爆玉米花的三轮车刚刚经历了一场劫难。那些穿制服的人在粗暴驱逐她的同时，掳去了她筐子里当天的全部收入----50元人民币。她的同伴们动作快，侥幸逃脱了。她在慌乱中骑着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却逃错了方向。

她象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地自责，我怎么那么傻呢，连方向都跑错了。她和丈夫都下岗了，生活费加起来不到300元，爆玉米花好歹能贴补家用，还有孩子在上学呢。围观的人们纷纷叹息着，安慰着她。这时，她的男人闻讯赶来了，破口大骂。女人没有辩解，兀自一遍遍地自责着：我怎么那么傻呢……

路灯照着她脸上尴尬、惨淡的笑容。北方的风很刺骨，那一刻，我感到这座城市是如此陌生而冰冷。行走在满街闪烁的霓虹灯中，我在想，这城市到底属于谁？在这都市繁华的另一面，那些为生计所迫的人们是怎样生存的？我们真的了解吗？

在2001年的这个夏天，我终于走进了他们的生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在这个贫困群体中我极少看到眼泪，极多地感受到的是隐忍和愤懑。

只有一次。在沈阳夜归的出租车中，我象往常一样试图和司机作一些例行的交谈----我一向深信出租车司机最能清晰地感知城市脉搏的跳动；同时几天来的采访让我了解到，遍布城市角落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下岗工人。但是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他粗暴地打断了我的问话：“不要跟我谈下岗的事儿！”

默然。当我转过头去的时候，发现这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已是泪流满面。

半晌，他抬起头：“我痛恨！”声音里那种斩钉截铁的仇恨令人惊颤。

我想在这个男人不易轻弹的泪水后面一定有着太多的辛酸、无奈甚至悲惨的故事，但我更为忧虑的是他眼神里仇恨的火苗。

不仅仅如此。在沈阳，在武汉，在城市产业工人最为集中的群落中，人们在纷纷诉说生活困窘和谋生艰难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腐败的指斥和社会不公的愤懑。

在屡屡穿行于贫困家庭、工业区、政府机关的日子里，我常常置身与一种痛苦、感动和悲悯交织的复杂的情绪洪流中。来自民间的热忱和地方官员的冷漠，让我对于采写的话题有了更深切的反思和体认。

在沈阳，一名出租车司机听说我的采访意图后，坚决不收我的车费；在武汉，许多接受采访的下岗女工总是拉住我的手，真诚地挽留我吃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在工人村一户特困家庭里，瘫痪多年的女主人一遍又一遍地感激多年来当地一名记者----我可敬的同行对他们一家的帮助，而为了换取微薄的租金，这个三口之家住进了潮湿、阴暗的8平方米厨房……
这个群体太需要倾诉需要关注，需要自己的声音不要被遮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屏蔽”或低估了。在一系列公开的统计数字中，关于城市贫困的各项指标仍被界定在安全线之内。我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事实：落后的统计系统再加上主观意识作祟、官僚腐败作弊，把一个国家应有的忧患意识和警戒系统淹没在严峻的现实之外。

在奔走于各政府机关之间，从最基层的社区居委会到市级政府部门，我得到事先所能想象到的待遇：疑虑、回避甚至排斥的目光。在沈阳市社保部门，一个女处长明白无误地向我发出了“逐客令”：“我们本地记者都不接待，就别提外地记者了！”她职业化的生硬表情让我极易联想到她面对那些请求发放养老金的老工人时的面孔。

在沈阳市民政局，一名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处长却对我深入该市采访举动十分感佩。他说，这个群体太需要关注了。

但是，谁来真正地关注他们呢？

社会学家告戒我们，适度贫困的存在不是社会的耻辱，不能够正视贫困，从而掩盖贫困，结果导致忽视贫困，才是最可耻的。


发稿：2001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