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的劳动权惨遭践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人的处境已经每况愈下，随着中国加入ＷＴＯ，大量外国产品涌入，就业危机将更加严重，这对本来就朝不保夕的千千万万中国工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中国南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主要是台湾、韩国、香港人投资）中，工人的劳动权毫无保障：工资低、工作时间长、管理手段粗暴、体罚等违反《劳动法》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

　　根据１９９６年５月《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５年，劳资纠纷的数量急剧增长，每年比上一年度分别增长５１％、７３％和７４％。据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的《中国劳动年鉴》，１９９６年各级劳动仲裁部门共受理案件４７９５１件，１９９７则共受理７１５２４件，增幅高达４９％。据《劳动争议处理与研究》的一篇文章，１９９８年仅第三季度就受理案件２１３０７件，比９７年同期增加２１　４％。

　　下面这封由二十多名工人于１９９５年写给《工人日报》编辑部的联名信，典型地反映了上述问题的严重程度。

编辑同志：

我们是广东省肇杰鞋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公司随意克扣员工工资、扣压押金、无端打骂侮辱我们。

肇杰鞋业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公司派人到四川、河南和湖南等偏僻农村招工，未满１６岁的未成年人也是他们的招工对象。我们这些外乡人到这里后，方知上当。现实与招工说的不一样，想走已不能，因为押金和暂住证都不退，务工的工资也不发。这家鞋厂养着１００多名保安，还设巡逻队，员工想逃插翅难飞。想走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主管批准辞职。一个河南籍员工要辞职，但主管不同意，他翻墙跳出去逃走，被火车轧死了。就是这样，每年仍约有千名员工宁肯不要押金和工资，以及被扣下的暂住证，也要离开这里。打骂体罚员工是家常便饭。罚员工站在凳子上示众、晒太阳、面墙思过、立马步等。员工们常要从早上７点干到深夜１２点，许多人积劳成疾。员工平时不准出厂门，出厂须有主管的签字，工作时喝口水都难得到恩准。　　　　　　　　　　　　　　　　　广东肇庆市肇杰鞋业公司杨双齐、李晓华等２０余人（签名）　　

《工人日报》在征得广东省政府同意后刊登了这封信，随后由省劳动局和官办工会联合进行的调查，证实信中所写均是事实。

　　这封信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三资企业中劳动权被践踏的状况，其中包括人身奴役和强制劳动、限制人身自由、体罚、低工资，甚至滥用暴力等。

　　人身奴役和强制劳动。根据中国的户口制度，到外地打工的民工必须申请暂住证和工作许可证。找到工作后往往还得交相当于半个月工资的现金给工厂作为“押金”。这些都使得工人在与雇主的关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很容易被雇主当作奴隶对待。正如上述例子所反映的，工人们甚至在下班后都没有进出厂区的自由。在这些工厂中，打工的工人们几乎和囚犯在监狱中做工没什么区别。

　　限制人身自由和体罚。工人们，无论男女，在工作时（甚至在下班后）经常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例如，限制工人上厕所的时间，有一家工厂规定每天上厕所超过二次者要扣６０元钱（相当于深圳市公布的每月最低工资额的６分之一）；有些工厂规定工作时（甚至还有吃饭时）不得聊天；在厂区里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走；不许结婚，不许“谈恋爱”，当然更不允许怀孕。如果工人违反了这些规定，轻则扣工资，重则受体罚，甚至被开除。被开除者不仅失去押金，而且连应发的工资都拿不到。

　　工人还常常被迫加班加点，连休息权都被剥夺。１９９４年制定的《劳动法》规定每月加班时间最多不得超过３６小时，但在肇杰鞋业公司，一个月的加班时间竟高达１１４小时。

　　低工资。根据广东省工会的一项调查，３５％被访谈的工人说他们加班没有加班工资，３２％的工人的工资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中国政府允许各地根据当地的物价水平自行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在２７０－３８０元之间），但在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成了最高工资。工人的收入只有靠加班加点才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

　　警察和保安滥用暴力。虽然象肇杰鞋业公司那样雇佣１００多个保安，来监督２７００个职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工厂雇佣保安，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保安公司（他们为工厂提供保安人员）通常都与警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保安人员本身就是警察，他们上班时是警察，下班后就到工厂当保安。这些保安通常随身携带着电警棍和手拷。这种工厂内部雇佣保安人员的做法，对于恐吓和控制工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甚至官方的《工人日报》在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的一篇报道中也承认，有些地方在处理工潮时过度使用警察力量：“问题是公安部门出于自己的考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派警察去处理，结果使得劳资关系更加紧张”。

　　另一个严重问题是，这些工厂的卫生条件和安全措施极差。例如在台商投资的厦门佳美刀具厂，４００名工人中，差不多有四分之一在工作中受伤或致残，却仍然有很多人继续留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因为他们工伤致残后，更找不到其他工作；有些人甚至一再受伤。１９９３年深圳智利玩具厂的一场大火中，６０人烧伤，８７名工人丧生火海，原因是该厂把所有的出口都上了锁，窗户都堵了起来。根据一名死者遗留下来的信件，她在火灾发生之前曾多次要求辞职，却一直得不到这家港资厂老板的批准，结果被大火夺去了生命。据１９９７年《安全生产》中的一篇文章，在１亿５千万国营企业职工中，有１０％的人在“不够安全、不够卫生”的环境中工作。每年约有２万人死于各种工伤事故。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工人任由外国资本家宰割呢？答案是：共同的利益使地方政府和外国资本家串通一气。合资企业的中方，很多都是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肇杰鞋业公司的中方，是国营的中国旅行社。政府机关及其下属的企业，和外来的投资者一样，想靠榨取工人的血汗来赚钱。结果，本应是中立的监督者和执法机关的政府部门，反过来成了资方对付工人的同谋。

　　国有企业的职工面临的则是另一些问题：工厂倒闭、下岗、失业，以及原来享有的各种福利待遇的萎缩。到目前为止，１亿５千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产业工人中，有１６００万人失去了工作，另外还有１３８９万人领不到工资，或只能领到部分工资。换句话说，约２０％的城市职工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除此之外，还有大约３千万退休职工，他们的退休金的增加，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有些人甚至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在有些地方，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被民工抢走，因为民工干同样的活只拿一半工资，而且根本没有任何其他福利。正是在这些国有企业工人中，各种抗议活动层出不穷，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有高达２０万工人参与。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这样的抗议活动可能会愈演愈烈。

　　针对外界对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的批评，中国政府的反驳，经常是声称公民权和政治权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奢侈品，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贫穷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在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同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工人和集体企业工人下岗失业；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在忍受长工作时间和低工资的同时，还经常挨打受骂。他们的劳动权和人格尊严被公然践踏。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能不怀疑，中国政府是否有诚意解决自己的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问题？

　　在关注中国工人的遭遇方面，国际社会已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工会运动。在１９８９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内部也出现了一些主张捍卫工人权利、要求组织独立工会的人。但他们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其主要成员或者身陷囹圄，或者被关进了劳改营。

　　以国际劳工界为先锋，国际社会对中国劳工问题的关注，大体上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结社自由问题，批评中国政府拒不接受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中的第８７条（保障结社自由）和第９８条（集体谈判的权利）；第二，要求释放上述独立工会运动的活跃分子；第三，反对中国出口劳改犯和囚犯生产的产品。

　　所有这三个问题都属于公民权和政治权利的范畴。前两个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几十个著名的或不那么著名的独立工会运动的倡导者。笔者认为，除非爆发在规模上和组织能力上都超过１９８９年的全国性动荡，在最近的将来，中国是不大可能出现独立工会的。当然，即使如此，国际社会还是应该继续要求中国政府释放那些试图组织独立工会的人士。

　　但是，国际劳工运动也应该关注第四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直接关心那些默默无闻的、每天都在严酷的劳动体制下饱受折磨的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人。他们的劳动权被任意践踏，不仅违反了国际劳动标准，而且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劳动法和其他法规。

　　中国的劳动权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中国劳动大军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中国工人的状况对世界劳动市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已经导致了全球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而且，笔者在每年访问中国的出口工业区时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在下降。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发达国家中也能感受到其后果。

　　由于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在同一个赛场上比赛，富裕国家在工资上是无法与发展中国家竞争的。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根据人道的理由和经济的理由制定某些共同的标准。劳动标准的推行应该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应该通过与中国的双边接触和多边接触（例如亚太经济论坛），呼吁中国政府信守国际的和国内的劳动标准。在ＷＴＯ谈判和其他经贸谈判中，都应该包括一项要求中国遵守劳动标准的“社会条款”。国际劳工组织虽然为劳动标准的制定提供了讲坛，但是国际劳工组织本身的决定对各国政府并没有制约力，因此需要各国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坚持原则。这样做并不是保护主义，而是为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争取起码的工作和生存环境。

　　争取劳动权和人权的运动，与要求释放不同政见者、要求结社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等运动，并不矛盾。笔者认为，目前更为紧迫的问题，是为那些劳动权被践踏、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大声疾呼。否则，另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恐怕为期不远。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笔者曾有机会在当地工会官员的陪同下，参观深圳市的一些由当地政府兴建的职工宿舍。当工人们听说有工会官员和外国人来参观时，几十个工人跑过来围着我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日本老板已经几个月没给他们发工资，他们甚至没有钱买食品。一个人在人群中大声喊道：“我们民工也是人！”


发稿：200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