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浩劫（十四）：清華學子血與淚（2）

二、受學生歡迎的副教授被迫流亡美國

前清華大學副教授須寅

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須寅一家三口脫離中共封鎖，成功赴美，並於當天下午抵達芝加哥，受到當地法輪功學員和多位原清華大學同事、朋友們的熱情歡迎。中秋節之際，須寅在海外接受采訪，道出自己的生活經歷，特別是因為修煉法輪功而遭非法抓捕，關押在團河勞教所期間的遭遇。

須寅教授一九九五年在清華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結構工程中的力學課題獲得博士學位後，執教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書育才十三年。在剛開始教書時，承擔著兩門課程的教學，研究生的招生培養和一個本科畢業年級的級主任的工作讓須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負荷運轉，算下來半年的時間幹了一年半的工作量，連他的導師都看不過去，更何況須寅全家在北京沒有親戚，沒有住房，孩子剛剛出生等等因素讓這個年輕的科研工作者特別的累，工作壓力大，神經衰弱，每晚很難入睡。須寅教授一九九五年的時候接觸到了法輪功，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轉法輪》一書，天黑都不知道開燈，看完後什麼都明白了。那叫一個輕松啊，倒頭就睡著了，從此再沒有失眠過。”

修煉法輪功後，須寅教授覺的精神特別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職工作中的優異表現，數次獲得清華大學校系先進工作者、多個國家級教學和科研成果獎等榮譽，在多個學期結束後的學生給予的評估中獲全系最高分，有的學生在評語中寫道：“須寅教授是我從中學到大學以來遇到的最好的老師。”他還在教學綜合評估中總分連續幾個學期獲得全校的前5%。在清華大學，每當一個老師的課程評估的項目獲得本校的前20%後，可得到一個“笑臉”作為鼓勵，有一個學期結束後，土木工程系三十幾個上課的教師共獲得了三十六個笑臉，而須寅教授一個人就得了十一個，幾乎占了三分之一，被同事們稱為不折不扣的教學“得分手”。

中共開始非法打壓法輪功後，這個兢兢業業的教授不得不面對一個新的組織：校六一零辦公室。這個組織主要是由各個院系退休的黨委書記組成，再加上本系的黨委書記，天天輪番的都是中共的宣傳，還莫名的給了須寅教授一個“工會體育委員”的頭銜，不時的以開會為由看管著他，特別是到了所謂的敏感時期，須寅教授說：“有時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突然開會，回家才知道原來是什麼十六大召開，後來我就直截了當的把他們的這個把戲說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象往常一樣，送走女兒上學後，須寅本打算開始準備出全國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幾個海澱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闖開未鎖的防盜門，進行搜查。他們沒有出示任何法律證件就翻箱倒櫃，翻出法輪功的書籍；然後，竟拿出空白的“訊問令”和“搜查令”，當場填寫，並以此將須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關押一天後，經須教授據理力爭，以孩子無人照顧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卻被非法關進海澱看守所，第二天被“國家安全保衛處”的人提審。因須寅教授曾義務擔任清華大學煉功輔導站的副站長，因而被非法勞教兩年。有的警察就直截了當的說：“我們抓人是有指標的，抓刑事犯有危險，抓法輪功沒有任何危險，還有獎金。”“我們現在抓人也是為兩年後的奧運做準備，就是要營造這種氣氛，你就是在奧運會之前被放出來，你也不敢動。”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須寅教授被非法關押在了團河勞教所。須寅在美國接受采訪時說：

“剛開始警察把我和盜竊、搶劫、毒販、殺人等犯人關在一起，在不到十八平米的房間裏，關了三十六到三十八個人。人挨著人、肉貼著肉側著睡，頭對腳、腳對頭，一點空間都沒有，如果夜裏上廁所，回來後就沒有睡覺的地方。很多人共用一個牙刷刷牙，一個毛巾洗臉，冬天洗澡就用刺骨的涼水，每天上廁所都受到限制。兩個人共用一個碗一個勺吃飯，就是你吃一口，我吃一口。這可能是當今世上絕無僅有的。

“我被囚禁在北京團河勞教所期間，單獨關押在小號被迫用固定姿勢坐小板凳面壁，有兩個包夾專門看管，不讓動也不能閉眼。這種體罰一般持續一個小時左右就很難忍受了。警察強迫我每天這樣坐著長達十八、九個小時，歷時八個月之久。每天只讓睡很少時間，致使我的肉體和精神長期處於痛苦、疲憊和緊張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多個警察還車輪式的用汙蔑法輪功的謊言輪番給我洗腦，企圖迫使我放棄信仰。在那裏每天都感覺是度日如年，那種痛苦程度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當提出抗議，他們竟然說：‘我們沒有打你呀。’

“警察還強迫我做奴工。中共送給出席奧運會的世界各國名流、政要的禮品的包裝盒，就是我在團河勞教所被關押期間，警察強迫我們制作的奴工產品。”

在勞教所與家人通信受到嚴格限制，有勞教所認為不合適的內容就扣押了。家屬的來信都全被先查看，並用家裏的來信作為誘惑。須寅教授回憶說：“當時父親有病，他們就拿著信說家裏有事，想不想打電話問問啊？我當然想打電話問問了。他們就說，你只要寫‘保證書’，電話隨便打。在那個時候，這真是個誘惑。但我知道，那種不煉功的保證只是第一步，寫了保證就得寫‘揭批材料’，就是罵法輪功啊，最後每一到兩個月還得進行什麼考核，關於法輪功的選擇題，合格後才能減期，這就是所謂的‘學習程序’。”

“我就是不走這個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為我是重點對象，警察還暗中指使‘包夾’折磨我。‘包夾’就是被關押的看管法輪功的普通犯人，在勞教所裏，一點點恩惠就是極大的誘惑，包夾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們就會變本加厲的對待我們。我當著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夾’對我幹的所有壞事就是警察幹的。”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須寅教授被釋放出來後，清華大學強迫其再寫認錯和不煉功的聲明，否則不續簽教書合同。就這樣，一個優秀的大學教授只好放棄了為學生們“傳道、授業、解惑”的工作權利，攜全家妻小來到美國。

三、被酷刑迫害致死的袁江

袁江

公元2001年8月30日，在甘肅省敦煌市附近的一輛公共汽車上，一名男青年被軍警抓走。立即，他的被捕震動了當局，在蘭州市白塔山的綠化基地裏建起了秘密“監獄”，並拉來兩大車刑具。隨後的兩個月便是酷刑拷打，多方位折磨…但警方始終未能達到目的。

後來，這位年輕人在遍體鱗傷、長期絕食的情況下竟奇跡般地逃了出來，但走不遠便體力不支，勉強爬進一個山洞就不省人事了。在西北寒冷的天氣裏，他昏迷了整整四天。而山洞外面，甘肅省動用了兩千軍警，地毯式地將蘭州市翻了個過兒。在軍警搜捕行動後，他爬出大山，摸黑進了一戶人家。然而他的傷勢太重，遠遠超過了人體所能承受的極限，在高燒昏迷中他堅強地挺著，終因多處內傷發作，於2001年11月9日不治而去了。

他的名字叫袁江，29歲，出生於一個教師之家，父親為西北師範大學教授、系主任，母親是某學校高級教師。袁江於1995年7月畢業於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曾經因病休學一年，清華大學早期的法輪功學員之一。回到甘肅後，成為甘肅省法輪功義務輔導站站長，以及蘭州市電信局所屬的信息技術工程公司副總經理。他是市電信局公認的任勞任怨、一心奉獻的技術骨幹和中層幹部。

袁江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於1993年開始修煉法輪功，身心巨變，他樂呵呵的樣子給許多人都留下深刻印象。畢業回到蘭州後，就積極在當地和周邊地區傳播、洪揚法輪大法。據當時看到的人說，當時袁江每天早上在西北師範大學偌大的操場上煉功，很長時間只是一條橫幅一個人，但他堅韌不拔地繼續著。也就是短短的一、二年時間，僅蘭州市區的大法修煉者就達到了數萬。98、99年，西北地區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激增，書籍、資料奇缺，袁江經常用自己的工資買來，又托運、郵寄出去。

酷刑演示：懸空吊起

1999年迫害開始後，袁江因不願放棄法輪功信仰被解職，改任技術總監。袁江於2001年1月被迫出走，2001年9月30日在甘肅敦煌附近被捕，當時因沒有身份證而在一輛班車上被抓。袁江被捕後，甘肅省公安廳的打手們迅速麇集，光刑具就拉了兩車，酷刑折磨他近兩個月。邪惡之徒把所有的刑具都用上了，將袁江以“大”字形吊銬，大打出手，最後看見他確實不行了才放了下來，但仍給他戴著手銬腳鐐。

袁江自行解脫了手銬腳鐐逃離了魔窟。那是大約10月26日的事情。由於長期被邪惡瘋狂迫害，袁江遍體鱗傷，加之長期絕食，身體極度虛弱。袁江艱難地潛出了魔窟，行走不遠便體力不支，他鉆進了一個山洞。在西北十月末的這個山洞裏，他昏迷了整整四天。

而山外面，邪惡動用了兩三千軍警，在蘭州各交通要道、車站進行盤查，將蘭州市幾乎所有法輪功學員的家庭進行了非法搜查，並波及到其他縣、市。有的家門被撬壞，甚至有一位六十多歲的法輪功學員被逼從四樓跳下，摔壞了腰、腿。

後來，袁江堅強地爬出山洞，到了一位學員家。在那裏，一直挺到11月9日，終因多處內傷發作，不治而去了。當地一位學員回憶見到走出魔窟後的袁江的情景時寫道：瘦得幾乎脫了相，要不是同修指引我怎麼也不會相信這就是你！你兩眼微睜、口鼻流血、一動不動躺在那裏。那個時刻我腦子一片空白，淚如泉湧、心如刀絞，我強忍著悲痛，摸了摸你的額頭已冰涼，拉了拉你微發硬的手，再看看你的腿，我幾乎昏過去。你的右腿膝蓋以下竟然呈黑色的。小腿肚處有手掌大一塊和腳的右側也有一根手指大小的地方都沒有了皮肉，整個一條腿就象幹癟了的枯樹枝……

袁江去世後，公安緊接著開始了大搜捕，許多參與過掩護、救助袁江的法輪功學員相繼被捕。他的父母親也遭嚴密監控。蘭州大法學員於進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因幫助袁江，再次被綁架，二零零三年底與妻子夏付英一同被非法判刑，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家人接回，身體虛弱，不能吃東西，於十一月二十五日離世。

   更新：2016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