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彈性──讀巴金譯妃格念爾著《獄中二十年》(下)

【明心網】制度是由人制訂的，但又不全是由人掌握的。人只在制訂一些具體的法規條文時保持清醒和明確的目的性，從而也具有相應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可是，當這些法規與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念、風俗習慣以及人性深處某些陰暗險惡的東西一起構成一個對整個社會的行為和思想具有約束力的規範體系時，這個規範體系就具有了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自我組織、自我生長能力。它會把制度中所體現的人性的某一面予以放大並推演到極頂，使人性中更為豐富的其它各個方面受到遮蔽、擠壓和否定。它的最終的結果就是按照制度的單一需要，把人改造成與制度的要求完全重合的單一動物，也就是改造成沒有人性、沒有靈魂、沒有獨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工具和奴隸──制度的工具、統治者的奴隸。所以，統治者總是積極地成為制度的維護者，並且總是千方百計地發展制度的冷硬殘酷的一面，以便最有效地奴役被統治者。大致說來，統治者的努力總是成功的，在人類歷史的絕大多數時期，甚至可以說在人類歷史的全部時期，人類都不幸淪為這樣的工具和奴隸。站在幾千年的文明史上展望未來，很難看到擺脫這種工具和奴隸命運的曙光。人類的未來希望是極為渺茫的，所謂人類的幸福，也許僅僅只是以對於自由的那麼一點向往，盡力抵制制度的單一、冷硬和殘酷，求得一點自由的空間，讓人性的豐富性得到一點有限的喘息和伸展。在一個業已成熟的現代社會，人在制度面前的被動性正在漸漸減小，人們可以將比較多的智慧投入到對制度的改造之中，使制度本身具有一定的彈性。人與制度的關系，就不再是制度奴役人的單一關系，而是人與制度相互改造、相互適應的雙邊互動關系。在這互動的努力中，人們既得到了發展智慧的快樂，同時也得到了實現一點有限的主動性和主體性的自由體驗。可是，在一個傳統的專制社會中，人們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和自由，都有賴於制度的執行者和承受者以自己們的共同努力，在制度的嚴密籠罩和殘酷壓制下構成一定的彈性。這麼一點彈性才是人們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所在，也為未來能夠爭得多一點的自由提供了一點微茫的可能性。看一個傳統的專制社會有沒有改變的希望，也就是看這個社會的民眾有沒有足夠的品質、素質和良知用以構成抵制殘酷制度的壓迫與戕害的彈性體系。這個彈性體系存在於人的內心，是人性中較為光明較為美好的那些因素的體現。它是從人們的良知中生長起來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對規範體系的戕害力的抗議與抵消。

在俄羅斯帝國時期，以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為核心的規範體系的冷硬和殘酷自然得到了充分體現，但是，與此同時，發乎良知的彈性體系也一直在綿延不絕地活動和發展。彼得大帝的改革，葉卡捷琳娜引進法國啟蒙思想，亞歷山大二世不聽大臣們的進諫、拒絕鎮壓十二月黨人的秘密活動，都是使得制度與企圖反抗和改造制度的人之間具有某種彈性的積極因素。正是這種彈性的存在使得這段歷史在絕頂的黑暗之中不是完全沒有一點希望可言。韓加爾特作為統治制度的維護者，卻能那樣善待那些執意反抗和推翻他從中受益的統治制度的人，他不是把這些政治囚徒看作壞人，而是把他們當做高貴的人而深懷敬意。凡是制度沒有剝奪的權利，他決不利用自己的職權和邪念肆意剝奪之，也就是決不放縱人性邪惡的一面使那些高貴的人受到更深的傷害。相反，他不斷利用制度的空隙，幫助這些不幸的受難者得到盡可能多一點的權利和自由。他的尊重和幫助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囚者的命運，卻使他們不但得到了精神的慰藉，而且得到了許多信息、知識和思想營養。正是由於有了諸多韓加爾特的各種幫助，妃格念爾們不但通過讀書享有了一個囚徒的精神自由，他們作為一個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的文化人格和精神人格，也在監獄裏得到了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這就是韓加爾特們的良知的意義所在，也是妃格念爾的回憶錄所給予我們的啟示。

在古老的中國，也曾經存在過這樣的彈性。湖南巡撫陳寶箴起用譚嗣同這樣具有新思想的人執掌改革大權，光緒皇帝支持康有為們厲行變法大業，紹興行政長官在奉命處死秋瑾以前，以一個崇拜者的身分再三向秋瑾致恭致敬，所有這些都是他們的歷史理性和內在良知的表現。令人痛心的是，隨著歷史境遇的惡化，人們心中的良知似乎越來越少。僵硬的制度越來越沈重地壓在了這幾代人的身上，人們只能痛苦而又無望地承受，而找不到一絲良知的彈性為人們提供片刻的喘息和些微的慰藉。這些苦難深重的人不但不願意抵消制度的殘酷，而且常常沿著制度慘無人道的一面勇往直前，一任內心的惡毒與下流無限度地發泄，走得比制度本身更遠。由於良知的徹底喪失，人們在行使制度所賦予的權力時，分寸感也徹底喪失了。一系列令人發指的野蠻事件，構成了一個令人發指的野蠻時代。在這樣的野蠻時代，任何人都可以沒有任何顧忌地放縱靈魂深處的骯臟和下流。於是，一個野蠻的時代迅即被他們塗抹成一個骯臟下流的時代。制度沒有規定必須割去政治“犯”的喉管，張志新的喉管卻被割去了。制度沒有規定對女政治“犯”必須施加強奸之刑，監獄當局卻命令眾多刑事囚徒肆意輪奸張志新，並給輪奸者以獎賞。制度沒有規定必須對劉少奇施行人格侮辱，可是他們卻將飯菜吐上唾沫倒在地上，讓那個連政治“犯”也稱不上、而只能含含糊糊地稱之為“走資派”的老人象狗一樣趴在地上吃飯，並拍下錄像，送給另一位更老的政治老人欣賞。制度沒有規定必須挨家挨戶地屠殺守法的公民，可是在北京一個名叫大興縣的地方，卻突然之間被殺絕了二十戶，連剛出生的孩子也沒有放過一個。這類事件在這個名叫中國的廣袤土地上，不知道發生過多多少少。制度沒有規定必須將政治“犯”的遺體吃掉，而那些勇敢的官兵卻將徐錫麟的臟腑炒吃了。六十年後，這樣的事在政治領袖們的鼓動下，成百成千地出現在這個美麗的“神州”大地上，而且吃得更加幹凈，連腳板也不舍棄。制度沒有規定必須把教授變為職業挨鬥者、把書籍變成灰燼、把圖書館變成批判會場，可是這一切都曾經非常堂皇地存在過。制度沒有規定可以先騙人家提意見，然後又翻臉不認人，將這些奉命進諫的人打翻在地，從而一夜之間就凈賺五十五萬右派分子。制度沒有規定“壞”人不能治病，可在文革時期，有那麼多的危重病人，僅僅因為階級成分不好，所有的醫院都拒絕接納他們，任他們不治而亡。制度沒有規定一位女性必須捏造自己情人的罪過，可有一位女性就曾指控她的情人羅隆基是地主的兒子（在那個時代這本身就是罪過）而且可能是國民黨特務，以便通過出賣情人而解脫自己。最近一些年來，上海一位老教授在多種場合談到他受批判的一件往事。那是文革之前，全國上下都在批判他的《文學是人學》中的觀點。但那時的氣氛還不算蕭殺，批判會上的發言還保持在思想批評的分寸上。彼此還以同志相稱，聲色俱厲的漫罵和侮辱還沒有正式登場。突然，一位受教於這位教授的女學生跳出來講話，她既不稱同志，也不喊一聲老師，而是義憤而又蔑視地直呼其名，以此開始她的聲討和控訴。這讓那位教授驚訝不已，怎麼也不可接受。在往後漫長的野蠻時代，老教授不知受到了多少迫害、多少淩辱。可是，這一聲比制度更冷酷更下流的喝斥，終於成為他靈魂深處最為深重的傷害，直到垂垂暮年依然無法將它熨平或擺脫。沒有被制度規定的這一切，全都以制度的名義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寫到這裏，我真想面向蒼天發一聲追問：中國中國，究竟從哪一天起，我們的良知喪失得如此徹底，我們的靈魂墮落得如此下流？可是，面對如此深重的罪惡，我們一點也不想檢查一下我們的靈魂和良知，而只是一味地將責任推給制度。實際上我們的所作所為早就超過了制度給我們的許可與指令。我們的心靈比制度更加陰暗、更加殘暴、更加下流。我們的心靈是世界上最惡毒的地獄，一切光明、美好、正義、良知都被我們所絞殺、所埋葬。面對這麼多的苦難和罪孽，我們竟然可以如此無動於衷。我們既不想為改造制度投入熱情和精力，更不想喚起內在的良知稍作懺悔。僅僅一句“當時形勢所迫”就打發掉了一生的罪孽和一個民族的苦難。從此以後，我們拿什麼去面對孔孟老莊的教誨、拿什麼去面對未來的歲月和未來的人類？也許，野蠻、暴政、愚昧、專制等等等等都是可以逐步改造、改革和改變的，可是，面對這樣的下流、這樣舉世罕見的下流中的下流，我們將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在如此廣袤的“神州”大地上，作為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一般情況，已經惡劣到這樣，下流到這樣。在那被高高厚厚的圍墻封鎖起來的監獄裏，會出現什麼樣的情形，那真是不敢想象。難怪中國的囚徒雖然最多，可在中國卻最難讀到關於坐牢生活的著作，大約這些親歷者都充滿了欲說還休的悲涼和無奈吧。我雖然向來希望讀到象俄國人妃格念爾的《獄中二十年》、美國人柏克曼《獄中記》之類的著作，但我同時也確實害怕中國人真的去寫這樣的著作。這樣徹底的殘酷、這樣徹底的下流，我實在不知怎樣去面對。我只好面對蒼天一遍一遍地悲嘆，我們身上有如此深重的罪孽，我們卻永遠拒絕懺悔與洗濯，我們還要怎樣下流下去呢？你說這將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思想的境界）

發稿：2003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