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清華學子的跌宕人生（四）（圖）

【明思網】揭開“勞教”之謎 認識自己可悲之處

後來我從勞教所被釋放後才發現這個“勞動教養”裏面的奧妙可大了。“勞教”是中國特有的、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監禁方式，不經法庭審判，由公安局申報，地方政府批準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自由一到三年，被剝奪自由的人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名義上說，被判勞教不服的可以申訴。但你要真以為可以申訴就太幼稚了。你還不知道怎麼回事的時候，就已經被送到勞教所、扒光衣服、電棍加身了。在外面你都沒機會為自己辯護，在勞教所裏更不可能了。反正，我只看到勞教所裏使用一切高壓手段逼你認罪，沒看到過任何一例申訴成功的。

那麼同是剝奪自由，勞教和經法庭判刑有什麼區別呢？在宣傳上，和中國的教科書裏對勞教的解釋是說這是對輕微違法人員的處罰，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而被判刑的就上升為敵我矛盾了。可是我親身經歷可一點也沒體會出“人民內部”來，出來以後了解了其他地方的情況，我才知道勞教所整法輪功比那些關押經審判判刑的監獄還狠，在全國各地的勞教所出了不少迫害致死的人命案。還有一點明顯解釋不通，經法庭審判可能只判一年，而勞教最多可以三年，還可以延期一年，就是四年。而且有的法輪功學員被勞教期滿不釋放，投入洗腦班，呆幾天然後再次勞教，成了無期徒刑了！說這是對輕微違法人員的處罰，分明一點兒也不輕！

實質是怎麼回事？“勞教”其實是當今奴役中華民族的這個暴力流氓集團為具有任意剝奪人自由的特權，來打擊異己而超越法律規則，而發明的一種完全違背法律的暴力統治方式。因其違法的實質，它一經發明就極力地偽裝，反而以處罰輕微犯罪和人民內部矛盾為名，從而以一種不引人註意的方式得以存在，而且也是貫穿在整個中國宣傳和教育體系中，從小灌輸全國民眾認同。這是這個流氓集團蒙騙全中國人多年的又一彌天大謊。一般的人不會註意它，不知道也想不到去追究它的來歷、用意在哪裏。這是這部暴力機器體系中最奧妙的部分，是殺手鑒。是這個暴力流氓集團的暴力性、違法性、邪惡性的集中體現。

挨整的人一進勞教所就會看清楚，這部暴力集團實質根本不關心社會治安，勞教所惡警為達到整人的目的，會教唆所有需要動用的勞教所內的社會流氓來整法輪功學員。在新安勞教所，惡警教唆那些十幾歲的少年犯來整我，我念書的年頭比他們的年齡都大，他們這樣教這些孩子，這些孩子出去以後會成什麼樣？會怎麼看待社會和政府？是誰在禍害中國社會？

其實平常勞教所關押偷盜、搶劫、吸毒人員，只是為維持這個違法的剝奪人自由的方式有一個得以存在的借口而做的姿態，同時積累暴力整人的經驗。等運動起來了，要整人的時候，比如“文革”整知識分子，現在整法輪功，這才是這個殺手□真正要發揮作用的時候。它的發明者深知他們的整人是無法面對法律的，是見不得人的、完全非法的，根本沒法拿到法庭上說的，那麼就以處罰輕微違法行為為名，瞞天過海地保留了這樣一種可以可以任意地抓人、監禁人、不需要任何法律程序的暴力手段。

我想起我上初中二年級時候的一件事，那是八三年，大概是改革開放以後最嚴厲的一次所謂“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 這事和我也沒關系，但當時聽有的同學說“風聲非常緊”，晚上三五個人在街上走就可能被抓。有一天，學校組織全校學生去長春地質學院前面的廣場看公審犯罪分子，我當時對審判毫無興趣，但我註意到了，當時那些被審的人真的想電影裏一樣五花大綁，被兩個警察在兩邊架著，低著頭。那是冬天，東北最冷的時候，我十二歲，被迫在廣場上站了整個一下午，都凍僵了。現在當我親身經歷了成為專政對象的時候，回想起這事，我的看法完全不同了，因為我看到了這個流氓集團其實根本不關心社會治安，“嚴打”其實是他們在積累暴力經驗，而公審是在威懾民眾，讓所有的中國人從小就得見識被政府當成對立面有多可怕。我簡直郁憤得要吐血了，因為我回頭一看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就是被欺騙、恐嚇、和汙辱的過程。

在勞教所的殘酷肉體和精神迫害中我真切的體會到了我多年上學所學所背的一句話的真正意思。這句話我從上初中的時候，政治課本上就叫我們背，說我們國家的國家制度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無產階級專政”。說實在的，經過那麼多考試，背了那麼多年，到我從清華大學畢業也沒仔細考慮過這話是什麼意思，到底對不對。我心裏想的就是，讓我背我就背，愛什麼意思什麼意思，反正跟我無關。政治課本對此的解釋就是人民對少數犯罪分子的專政。反正也說了知識分子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是統治階級，行啊。就這樣，“專政”這個一向代表暴政和不人道的詞，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我們的國家制度的定義裏，所有的中國人從小就被洗腦灌輸認同它，認同暴力，認同對同胞的迫害。

不過這現實和書上說的還是相差太大了吧，我沒犯罪啊，我們被抓的的都是主流社會民眾，是這個社會受過最好的教育、最安分守己的人，人們經常說我們是國家的棟梁。我們這樣的人被當成“少數”來專政，那還剩誰是大多數？誰是統治階級？我驚詫覺得搞錯了的時候，細想也不奇怪，其實我自己才可悲，是我自己認同了它，認同這個系統整任何人。想起來，我認同“專政”這個詞的時候完全是盲目、不理智、和不負責任的。當我成為專政對象的時候，我才發現這事不對，而且不是和我無關，這可不是寫在書上背著玩、無所謂的事。其實現在很多中國人對自己是不負責任的。一個暴力的、錯誤的機制被認同下來的時候，那麼它用在誰身上不過是當權者一句話的事了。也許今天沒輪到你，但也許明天就輪到你。只要說你是“極少數”，是“人民的對立面”，這套整人的暴力機器就在全國人民的認同下加在你身上了，歷次政治運動整的都是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來打擊“極少數”。

重獲自由 情感復蘇 始知愛爾蘭的營救

2002年3月，我離開了被迫害一年十個月的北京勞教所。說實話，當我邁出勞教所大門的時候，我沒有感到有什麼區別，沒有喜悅，沒有想將來要做什麼的打算。在我離開前兩星期的那次蓄謀已久的電擊折磨中，我的精神已經被強奸了，一個人精神的自由被剝奪了，肉體的自由已經毫無意義了。

而且那也不是自由。從我被釋放開始一直受到嚴密的監視。有一次，我哥開車帶著我出去，看到後面一輛轎車從家一路跟著。一天，我父親、我還有我侄子去商場，我父親騎著三輪車，我抱著我侄子面朝後坐在後面，後面一輛轎車走走停停，保持一百多米的距離一直跟著。在官方的刻意封鎖下，我當時不知道國際社會對我的營救活動，本想陪父母多呆些天，可是我發現我這樣被監視只能帶給他們壓力而不是快樂。

有一天我回家稍微晚了一點，一進門感覺氣氛很壓抑，原來家裏人都以為我又出事了，他們的壓抑心情壓得我侄子直想哭。我從勞教所出來以後在國內那幾天吃不香、睡不好，怒火壓抑在我胸中，我的胸快炸了。我知道我要做什麼，我要的是真正的精神的自由，我遲早要徹底地揭露他們！我不知道當局會不會讓我出境，我決定試試，於是讓我哥幫我定了機票。我出了勞教所在家呆了十天後，我父母到機場送我，分手時跟我說，“如果這次能出去，就永遠別再回來了。”

我回到了愛爾蘭之後，看到海外法輪功如火如荼的發展，許多西方人也在修煉法輪功，各界給予了法輪功很多的支持。對於我個人的情況愛爾蘭社會各界給予了廣泛的關註和支持。許多我所在三聖大學的同學跟我講他們曾參加過呼籲釋放我的遊行，為我寄過請願信。我收到很多件他們送給我的當時他們遊行時穿過的印著我的照片的T恤。我看了他們當時遊行集會的錄像，他們在中國駐柏林使館外用中文不停地呼喊“釋放趙明”。

三聖大學學生呼籲釋放趙明

我們校長跟我說他參加朱熔基來訪時的晚宴時當面遞交了兩封要求釋放我的信。在朱熔基總理和愛爾蘭總理阿亨會談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好幾個記者提關於我的問題，愛亨總理對記者說他已在和朱熔基的會談中向朱總理提出了我的問題。聯合國高級人權專員馬麗。洛賓遜女士曾是愛爾蘭總統和我所在的三聖大學的法學院教授，她也向中國提出關於我的事。在如此眾多、友善的人們的關心支持中，我從理智和邏輯上知道他們這麼做很難得，應該感謝他們，但我就是感動不起來，我只是在應酬。在勞教所的電擊折磨、肉體煎熬、精神迫害後，我在情感上完全是麻木的。

趙明歸來新聞發布會上，"趙明之友"委員會成員伊麗莎白．德路宣讀三聖大學校長約翰．海格提教授的致辭。

為歡迎我回來，三聖學院研究生會、國際特赦和法輪功學員聯合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我在記者會上說：“回憶那些經歷是件痛苦的事情，但是我覺得我有責任告訴人們真相，因為許多法輪功學員還在中國遭受著迫害”在那一刻起，我胸中壓抑的怒火才得以緩解，因為這是我真正的自己本願發出的聲音。

前不久我才有機會靜下來想一件事，愛爾蘭人為什麼這麼幫我呢？這在我一個在中國長大的人來看是不可思議的！我原來在三聖大學的生活圈子很窄，許多學生根本就不認識我，還有那些人權組織的人，他們一起成立了專門的組織“趙明之友”，定期開會協調營救我的活動，還設立了專門的網站來公布有關信息。他們圖什麼？他們有西方反華勢力支持？他們有美國中央情報局操縱？

在我回來之後，接觸了一些曾為營救我做了很多努力的國際特赦愛爾蘭分部的人，才漸漸地了解人權的概念。其實他們不僅在幫我，他們也在幫助各國受到各種人權迫害的人們。有一次他們讓我作為被成功營救的人在他們的一個活動上發言，那次活動他們給全愛爾蘭加入國際特赦25年以上的成員頒獎，有的人都七十多歲了。

還有一次我參加他們的中學生國際特赦成員的活動，給這些中學生講我的經歷。組織者擔心這些孩子坐不住，讓我盡量縮短發言時間。但事實上不是這樣，他們很靜地聽我講，我講完他們提問，問的都是和采訪我的記者問的一樣的問題，表現得很成熟理智。就是說在愛爾蘭這個國家有長期的人權教育基礎，在公眾中有堅實廣泛的人權理念。

人權在這裏被認為是一切社會活動的基礎，當然政治家也維護人權。從沒有中國那種概念，你要求人權就被扣上有政治圖謀的帽子，說你要奪取政權。我在被迫害以前我只想怎麼用自己學的知識賺錢養活自己，別的我什麼都不想，也不管。在經歷這場迫害之後我才開始從人權、人性的基點上回頭看我以前在中國的生活，看發生在中國的這場迫害。

絕不在默認迫害中茍活

趙明被營救回愛爾蘭，和三聖學院的朋友們一起春遊。

回到三聖學院，系裏提供獎學金供我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包括我的學費和基本的生活費用，還是原來的導師，原來的實驗室，在這個自由的國度裏我原來自由平靜的生活又恢復了。但在我的祖國還在持續的這場殘酷迫害使我無法若無其事地平靜生活，我的朋友們的死一次一次地撞擊著我的心。

我一回到愛爾蘭就在明慧網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名單中看到了我的大學同學袁江。袁江96年畢業於清華大學電子系，在他畢業前，我們每天早上都在一起煉功，畢業後在蘭州郵電局下屬的一個公司裏，他是出色的通訊工程師。他在蘭州被警察折磨死了。

袁江

趙明的清華同學袁江，遭受甘肅省公安廳長達一個多月的酷刑折磨後，於01年11月辭世，留下年邁的父母（其父為西北師範大學教授、系主任；其母是某學校高級教師）。

回到愛爾蘭幾個月後，又一個我認識的北京法輪功學員王潺被迫害致死。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在山東被警察拘捕，九天後就被折磨致死了，生前曾在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工作。明慧網記錄的死亡數字一天一天的增長著，我知道中國的情況，能夠核實的死亡消息還只是很小一部分。很多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都很年輕，那照片上的一張一張的臉，都那麼生動真實，它們都是守法的公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就這樣無辜地被剝奪了生命。

趙明的朋友王潺

我決定在秋季學期開始之前請一個月假到歐洲各國旅行，以我自己的經歷告訴各界中國迫害法輪功的真相。這次旅行我到了丹麥、法國、德國、比利時和西班牙五國。我的旅行是所到各國的法輪功學員給我買的機票，在所到各國，我在各國法輪功學員的幫助下約見當地的媒體、人權組織、議員，以我的親身經歷向人們講述在中國發生的迫害，在所到各地媒體做了廣泛的報道。

在丹麥的時候，正趕上亞歐經濟會議，亞歐各國首腦齊聚哥本哈根。我在這期間的一個非政府組織的論壇上，講我被迫害的經歷。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我講完後，聽眾中有個中國人(“中國人權研究委員會”來參加此論壇九人之一)起來用英語提問，他說他來自中國的一個非政府組織，想問我一個問題：“在你被釋放之前寫過什麼東西？”然後還特別提醒我，“法輪功是講真善忍的”。

我一聽就明白了，這是共產黨派來的，想阻止我揭露迫害真相。他問完之後，我從第一排聽眾席上站起來接過話筒，我說：“我可以回答你這個問題。”接著我講了在我被釋放前勞教所警察酷刑逼供，違心放棄修煉的經過。我說：“現在的趙明是在自由狀態下發自本願地說話，我借此機會鄭重聲明我當時在團河勞教所酷刑折磨下所寫下的東西是違背我本意的，這些東西恰恰是我受到折磨和精神迫害的證據。”我看著提問的人講，講到這我看到他表現很窘迫的樣子。

後邊的事更令我吃驚，觀眾席裏呼呼地站起好幾個中國人來，紛紛要發言，這是論壇，聽眾是允許發言的。他們看針對我的問題沒有得逞，就開始紛紛談什麼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了，要維持安定的環境。有別的法輪功學員回答他們，我就坐下了，我感到啼笑皆非，也感到很可悲。

在歐洲一個小國的NGO會議裏，提問的和回答的都是中國人，用的都是英語。難道不迫害法輪功就不能發展中國經濟嗎? 還是一個政府發展了經濟，人民就得甘認被其迫害了呢？我也看出來，這些人在講話中已經沒有一個真正能夠支撐他們的理了，他們自己都說服不了自己了，就是在以所謂的愛國主義為借口硬說了。

會議結束後，我走到後面和第一個提問的人握手打招呼，我說：“你這麼大老遠從中國來，就是為了問我這麼個問題嗎？”“你們在政府裏做事的人其實心裏最清楚，你們最清楚我們法輪功學員都是無辜的，你們也清楚你們是怎麼迫害法輪功學員的。”

這還使我想起來當我剛回到愛爾蘭時，翻看在整個營救我的過程中愛爾蘭報紙的報道。我這件事情引起了愛爾蘭全社會的關註，有很多報道。有一篇2002年初的報道，是關於愛爾蘭外長訪華的。報道中說愛爾蘭外長從中方得到確認，我將在當年三月被釋放。後面還有這樣一句，“中國政府說我已接受了充分的再教育。”想起這句話讓我惡心得想吐。我看到這個流氓政治集團一丁點都不掩飾自己是流氓，他們敢把自己違法酷刑逼供得到的東西拿到國際上來炫耀。可見他們歷來對中國人民進行強奸民意、精神迫害使他們已經把這當成順理成章不以為恥了，還以為自己真的還能控制人心。我現在就要用我的的親身經歷告訴全世界，什麼是中國的“再教育”。那是酷刑，是強制洗腦，是精神強奸，他們的再教育是這個世界上最邪惡的事情！

在哥本哈根發生的事情，看似只是一場爭論，其實也不簡單。我只是一個學生，被迫害了，我當然要揭露這場迫害，這個流氓政治集團為了我一個學生竟然不惜耗費中國納稅人的錢派一個代表團來擾亂國際會議，企圖使我緘口，可見他們多麼怕國際社會知道真相。我所說的事情只是在我的經歷中體現出的這場迫害的一例而已，其實在背後都是廣泛實施的一類這樣的事情，意味著一個來自高層的全國性的迫害政策和一筆巨額的資金投入。

在海外，有一個時期，這個流氓政治集團派來的人活動很猖獗，有好心人也提醒我要註意，我也知道這個當年敢當著全世界開著坦克進北京殺人的流氓政權什麼都幹得出來，如果有一天我遇到什麼不測，那一定是中國這個迫害法輪功的流氓集團所為。可是今天這個流氓集團對國人的迫害也殘酷到使得民不畏死的程度，如果我不是今天有機會把真相講出來，我的精神在勞教所被釋放前的那次酷刑迫害中已經就逝去了。現在，我在明慧網上已看到四位(1。袁江，29歲，通訊工程師；2。王潺，39歲，銀行幹部；3。張允弈，30多歲主治醫生；4。白曉鈞，見下圖，35歲，吉林省東北師範大學教師，哲學碩士；)我認識的朋友或我朋友(白少華，白曉鈞之弟，中國人民大學本科畢業，現關押在北京團河勞教所)的家人被迫害致死了，我既然今天還活著，只要迫害沒有停止我就絕不會停止揭露它，寧可在揭露迫害中而死，絕不在默認迫害中茍活。

白曉鈞，我朋友白少華的哥哥，2003年7月受種種酷刑折磨，被打死。

（待續）

發稿：2003年11月15日    更新：2003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