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人唾罵的皇帝──袁世凱

從三皇五帝算起，中國的皇上大約總有一、二百位吧。除了唐高宗、唐玄宗、宋徽宗等有數的幾個在生前出於種種不得已把位子讓給兒子自己當太上皇的，一個個都萬分留戀地挨延到生命完結。被史家說得最為震古爍今的清乾隆，80歲上安排了心愛的、正當而立之年的小兒子嘉慶繼位，自己——不知是忍不住、舍不得還是放不下——又掌了三年實權直到撒手西歸。

當皇上就那麼舒服？那位子就那麼讓人戀戀難舍？

在中國長得沒有盡頭的專制皇權更疊史上，有一個突出的例子：皇位費了牛勁才攀上；攀上沒幾天就已經在火上烤；最後在一片罵聲中羞憤而死——這就是20世紀初那個“關起門來”當了83天的“中華帝國”大皇帝的袁世凱。

就在他宣布承受帝位（那天他沒有戴出那頂“垂旒天平冠”，但椅子上已經加了黃緞墊披）之後不過五天，江西都督李烈鈞就到了昆明；12天之後，他曾百般籠絡的“昭威將軍”蔡鍔通電各省 組建護國軍——討袁護國運動開始。他的罪狀麼，按護國軍在“討袁檄文”裏歷數，最鮮明的一條就是“背食誓言”：三年前與南京政府在《臨時約法》裏約定的“主權屬於人民”，在他欣然接受的推戴書裏變成：“以國家最上完全主權奉之於皇帝，承天建極，傳之萬世。”

這時已近1915年底。國號為“洪憲”的登極大典定於1916年元旦。

即將交戰雙方從表面看，所領軍隊、所占地盤、所能調用的物資，實在非常懸殊。用袁本人的話說，護國軍是 “以一隅抗全局”，“不難迅速消滅。”說這大話時他忽略了一個無形因素：大勢所趨、人心向背。盡人皆知，袁世凱一生，只知有“軍意”，不知有“民意”。或者說，在他心目裏，所謂“民意”，是可以營造、收買而隨時服務於自己的——只要牢牢抓住軍隊。

他是這麼想，也是這麼做的

為邀買人心、尋求擁戴，對皇權一整套運作熟極而流袁世凱，把所有能調用的招式都用上了：封王授爵（封副總統黎元洪為武義親王、清廢帝溥儀為懿德親王，還打算將革命領袖黃興招回國賞親王銜）；禮優元老（封“嵩山四友”，免跪拜，賜坐驕子、矮幾）；對各省文武更是輪番招見，緊急加封各檔次將軍（壯威、宣威、揚威……泰武、同武、興武……將軍）。

但人心是買不來的，哪怕再度縱容南征的北洋軍人對所過村鎮實行酬勞式的“三光”。到了轉年三月，袁世凱也知道“完了，什麼都完了”。他以退為守，提出“撤銷帝制、取消年號”，打算返過身來重做大總統。但討伐與通電獨立已響徹半壁東南。這個府庫充盈（對外大借款）、部舊鷹爪遍地、一肚子倒鈎連環計、“滿臉都是戲的政治魔術大師”，已面臨衆叛親離——

5月底，“催命湯”澆了過來——本以為最忠心的鷹犬陳宦從四川發來“斷絕關系”電報，老袁只覺眼前一黑；而當倚為左膀右臂的湖南將軍湯薌銘的電報也到了的時候，他又一次氣得昏厥，從此臥床。

處理政務的“榻前會議”開了幾天，到了6月6日，袁世凱命如懸絲。註射強心針後，大梟雄喃喃吐出兩個字——“約法”。哪個約法？與孫中山定的那個，還是後來自己欽定的“新約法”——這裏邊一項重要的更改是可以指定接班人，那寫著名字的紙條就放在……“金匱石屋”！守候在床前的“太子”袁克定叫道，他知道自己是三人中的一個。打過第二次強心針，大總統又轉醒過來，說出了最後的四個字——“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這個“他”，無疑是力促袁世凱當皇帝的人。按蔡鍔開列的十三名“帝制禍首”（即“十三太保”），一是提供理論依據並造聲勢的“籌安六君子”；二是實際操作“國民情願”的“七兇”。這裏其實漏掉了一個核心人物：“太子”袁克定。

這些人為什麼要賣力推行帝制？而口口聲聲“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過於做皇帝”,“萬一有人要逼迫我，我就出國到倫敦，從此不問國事”的袁世凱，究竟在說真話還是像他歷來最擅長的那樣做假？

八十多年過去，後人翻檢當年文獻、記錄已經知道，從美國顧問古德諾發出“推行帝制第一聲（《共和與君主論》）”，到楊度網羅名流組織“國體研究學術團體”，到全國請願聯合會、20省區軍事首長請“速正大位”，都出於袁世凱的直接授意。有論者認為袁世凱徒有“大奸”之名，其城府既比不上早他1800年的曹操和司馬懿，也比不上晚他幾十年的鄧小平--當一名實際獨掌大權的皇帝化總統有什麼不好？幹嗎非要那套形式--用當時人的話說，“嘿，北京耍起猴戲來了。”

不見有論述分析一個才智野心如袁世凱者，其幼年及成年，對加了輝煌包裝之權勢的渴望，會如何融入延髓血液，越過大腦思維而主使他的行動。再者，總統再顯赫，總有任期吧。任期之後，儀駕沒了、待遇沒了、拍馬送禮的沒了還在其次；最要命的，任內的糗事難保一定遮得住--這點子秘密，當時就已有人點透：“總統之任，必有滿期，退位後無疑齊民。其時白龍魚服，無以自衛，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測之災，必難獲免。”（勞乃宣《共和續解》）再深一層，恐怕就是一姓而千秋萬代的事了--但對這層，小袁想的，恐怕比老袁要多。

有了袁氏父子這層心思，周圍揣摩上意、見風使舵的人還少得了麼？“十三太保”裏邊最具理想色彩的楊度，不是也已經把自己想成新朝宰輔，趕著在巴黎定做大禮服嗎？

有趣的是，當年那些勸進者最拿得出手（並且最能堵住他人之嘴）的理由，竟也是“安定”、“求治、撥亂”（所謂“籌安會”即是“籌一國之安”）；對國民民主權利的限制是為了效率：“於行政上有絕大之關系”；而“在穩定中富國強國（實行經濟軍國主義），然後才有可能談立憲”，正是其理論核心。至於招各省將軍到京“述職”以試探；各地軍政長官對調從蔣介石到毛澤東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不知已經搬演了多少。

最可笑的是那被勸進者。搔到癢處的阿諛奉承太難抵禦，想清醒也清醒不了了。而除了這被捧得忽忽悠悠的大頭，誰都知道，那些除了鉆營不大有別的本事的家夥，本意實在是為了在新朝分點油水。為此，他們是什麼話都說得出、什麼事都幹得出來的。只看那份只供袁世凱一個人看的《順天時報》，那則湖北軍人上報的“宜昌現石龍、黃陂柳發青”；以及1969年林彪們攢出的“光焰無際”“萬年天才”等。最懇切的要算馮國璋那段詞兒了：您老“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與人歸的時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發稿：2002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