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家不應該忽視經濟學的正義性（中）

在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社會經常面臨著不同的政策選擇；而不同的選擇則會帶來不同的後果。在社會政策選擇和社會後果之間，有若幹內在的、必然的運行機制。有人認為，經濟學的任務只是客觀地描述社會經濟變化和發展的這種機制。也就是說，它的任務不是制定政策；而是告訴政策制訂者不同的政策和不同後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讓後者去選擇。

從定義上看，對經濟學任務的這種界定似乎非常清晰，也十分有道理。但是，在現實中，這種界定從來沒有被人嚴格遵守過。它沒有被人嚴格遵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無法被嚴格遵守。

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的研究對象本質上是人的行為，人在資源的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行為。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的經濟行為涉及許多變量。這些變量的增減、變量參與經濟過程的先後順序、以及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是如此的紛繁復雜，從而導致出巨大的不確定性。這些不確定性使得任何既有的成熟的或復雜的分析工具都顯得無能為力。不錯，為了使得經濟學的分析更加簡潔、規範、準確和富有邏輯性，現代經濟學運用了較多的數學分析工具。例如，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在研究經濟增長和動力機制等重要問題時，都較多的使用了動態優化的數學方法。但是使用微分方程來解決動態優化問題時，對變量的數量有嚴格的限制，變量一多，方程則無法有確定的解。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學家們最常用的方法是簡化變量。這種做法使得許多變量被抽象掉。這個由復雜到簡單的過程，由具體到抽象的過程，便是了經濟學家們發揮他們主觀能動性的過程。由此可見，經濟學家們對經濟過程進行描述是不可能完全客觀的。任何一個經濟學模型的背後，實際上都隱含了建立模型的經濟學家對社會秩序的主觀理解和對經濟行為的價值判斷。

即使是那些抽象的經濟理論模型都不可避免地帶有經濟學家們的對社會的主觀認識，遑論那些與現實生活密切相關，與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交織在一起的經濟政策研究了。在這種情況下，硬要堅持不帶價值判斷，無所謂正義和非正義的經濟學，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便是欲蓋彌彰、混淆視聽了。其實，這種例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比比皆是，一百八十五年以前著名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提出比較經濟優勢的貿易理論便是一個最著名的例子。李嘉圖在他的劃時代著作《政治經濟學及稅收原理》一書中完整地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用來說明自由貿易的合理性。這個理論證明，即使一個國家生產所有的產品都比另一個國家有效率，這個國家仍然都能從兩國間的貿易中得到益處。這個問題的數學證明簡單明了，邏輯性無懈可擊。以至於一百多年後，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薩繆爾森仍然稱之為極為少有的一個沒有爭議的經濟學命題。其實，李嘉圖在闡述這一理論時，不可避免的進行了理論抽象。例如，他抽象掉了運輸和其它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他刻意回避了貿易政策變化所引起的國內收入分配的變化。有人認為，這種回避恰恰反應了他的理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貿易政策的社會傾向性。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處的李嘉圖代表著新興的資產階級利益，而當時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卻保護農業土地主的利益，成為資本主義大生產的發展的一個障礙。他大力提倡自由貿易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目的正是在於解除這一障礙。因此，人們無法指望他站出來清楚地說明自由貿易政策對地主和農民的負面影響。好在在一個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自然會有其它經濟學家對任何一種自稱沒有價值判斷的經濟學理論進行價值判斷。但是這種辯論需要以承認經濟學的正義性為前提。

其實，任何特定的經濟學家代表一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但是象今天的中國這樣，如此大量的經濟學家不承認經濟理論和政策與特定社會利益集團的聯系，甚至以經濟學的中立性來為這種不承認辯護，這種現象除了說明某一特定利益集團已經在社會上占據了超壟斷地位外，無法再有別的解釋。在這種情況下，更需要有經濟學家來代表弱勢群體的利益，否則社會一定會快速走向崩潰。

(自由亞洲電臺)

發稿：2002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