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大陸官方和禦用學者總是對百姓的儲蓄存款那麼放心不下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中共國居民存款一路攀升，現在官方報道說是已經突破八萬億元。對如此的大好形勢，為官方唱贊歌的經濟學家現在三緘其口，再也不出面說“中國投資的潛力非常深厚”或是“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力”有長足進步了，倒是為官方打算盤的經濟學家正逢其時。他們一個個站出來發表高論，宣稱要引導籠子裏的“儲蓄老虎”合理分流，甚至更有人抱怨中共國投資渠道過於狹窄，老百姓除了持幣待購以外、別無選擇。言下之意，當然是“督促”黨國官方趕緊想想辦法，不要讓這一路攀升的居民存款閑置，給銀行和國家造成進一步的風險！

然而，事與願違，在宣布居民存款突破新記錄的同時，中共國證監會卻突然宣布停止在國內繼續執行國有股減持計劃。換句話說，就是承認，已經沒有辦法讓老百姓在深滬兩地股市買國有股來分流居高不下的儲蓄了。這，對那些處心積慮打老百姓儲蓄存款主意的禦用經濟學家來說，豈能不感到痛心疾首！

我們暫且不論大唱贊歌與大唱反調的人有什麼經濟學意義上真正能夠站住腳的論據，單就現象而言，總有人惦記老百姓的存款，就有點讓人心驚肉跳、忐忑不安。現在中共國的這個改革、那個改革，都是向老百姓要錢：在職的擔心，下崗的擔心，生病的擔心，孩子上不起學的也擔心，加起來構成了人們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不論那些經濟學家唱什麼調調兒，百姓們都置若罔聞、不屑一顧。

回想過去，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國成立之初起，還沒有什麼人敢於公開虎視老百姓在銀行裏的存款、把它當作可以隨便“分流”、“投資”或是“轉借”的對象；盡管事實上，這樣的分流、投資、轉借在中共國始終沒有停止過，但那也是打著其它名義悄悄進行的。可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經濟專家卻誠懇得可愛，不但把“分流”別人的錢宣之於口，而且還不以為恥地聲稱那是經濟學的金科玉律。

在這些禦用學者的慫恿之下，共產政府說一聲要頒發特別國債二千七百億元，它就可以下令所有國有銀行拿老百姓的存款“自願認購”；說一聲鼓勵上市籌資，它就可以開動所有宣傳機器，把老百姓放在銀行裏面的錢全都請出來，投入中共國那絕對不如賭場的角子機裏。中共國的特色實在是邪門到家了，就憑黨國總理的一聲命令，來自老百姓存款的幾千億元銀行資金，就可以如此荒唐地被投入或撤出股市。

從一九九六年中共國商業銀行法頒布以來，商業銀行對中央銀行的準備金比率直線持續下降，從法定的百分之二十五降到百分之十六，降到百分之八，繼而降到百分之六，降到現在不足百分之三。中央銀行的行長可以公開宣布，只要商業銀行有利潤，壞賬率可以達到百分之百。如此等等，都是官方及其禦用經濟學者對老百姓存款的“大度又兼不在乎”。人們終於看到，中共在所有刺激經濟的方法用盡之後，贓官們竟然虎視眈眈地盯上了百姓放在銀行裏面的八億元存款。

其實，中共當局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稍稍有些“民為貴、君為輕”的意識，稍稍有些起碼尊重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基本規則的畏懼，稍稍有點現代金融學的常識，都不會發生面對巨額存款惶惶不可終日的尷尬。而現在的尷尬，非但沒有在那些始作俑者那裏引起稍微的歉意，反而加劇了他們對老百姓那點可伶存款的“惦記”與“算計”。禦用學者們哪裏懂得，“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

要知道，不論老百姓出於什麼心態不斷存款，存款首先是銀行欠老百姓的債務，是老百姓對銀行的債權訴求。任何對如此債權訴求的蔑視和無視，都會在任何國家裏造成極度的社會動蕩，最近發生在阿根廷的騷亂就是最好的佐證。

其次，存款是一個社會對老百姓動產產權的認同，任何侵犯這樣產權的行為，不論行為者是誰，都必須承擔民事乃至刑事的責任。不認同這樣的產權，侈談尊重所有權就是一句分文不值的空話，要建立社會信用就是冰上弄火，水中撈月。不知道那些慫恿政府不惜一切代價、迅速實現私有化的經濟大腕們，對這樣的產權問題作何感想？這幫家夥，動輒要把老百姓的這部分最後紙面上的產權，劃歸這樣那樣巧立名目的基金、股權抑或是別的什麼“投資形式”，最終在全然不透明、信息不對稱、社會不公正的前提下，讓老百姓自願地“血本無歸”，實在是無恥缺德之極。近來，中共國不論發生什麼樣的經濟悲劇，老百姓都會直截了當地痛罵經濟學家了，其原因也就在這裏。

我奉勸共產諸君不要血迷心竅，與老百姓作對的人最終是沒有什麼好下場的，不要再算計老百姓的八萬億元存款了！你們如果真的有三韜六略盡管施展吧！

發稿：2002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