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甘地之後，弱者何為？

在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沒有出現之前，我們可以說，無路可走的弱者選擇暴力作為反抗手段，是有其正義性的，是值得同情的。在中國歷史上，“闖王來了不納糧”的故事不斷重演，而李闖王，正是以大刀長矛殺人如麻為手段，為貧困人民帶來“不納糧“的喜訊。在擅長理性思維的歐洲，著名的馬克思階級鬥爭暴力學說產生之前，就有盧梭的暴力奪權學說。盧梭認為，被暴力奪走的權利，人民可以用暴力再奪回來。

那是多麼漆黑的時代！被壓迫被剝奪者除了仿效壓迫剝奪他們的人，除了在暴力與惡果中不斷循環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的解決之途。即使是天才的哲學家如盧梭，也只能為弱者指示冤冤相報的唯一道路。人們既飽受暴力之苦，也陶醉於暴力帶來的復仇快感。

在中國，一代又一代人在共產黨暴力哲學的熏陶下成長。美國911恐怖事件發生之後，不少中國人禮贊“弱者的正義”，他們發表大量文章或明或暗地論證：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作為弱者，有天經地義的施暴權利。

人類難道真的只能這樣無奈和無能？世界在解決自己的矛盾沖突時，難道找不到一種更人性的方式？在為二十世紀的暴力痛苦的同時，我們也驚喜地發現，一種新的神奇的哲學－－甘地非暴力主義產生了，並且在反殖民主義的抗爭中取得勝利。而後，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進一步實踐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哲學也獲得成功。從那以後，受壓迫的弱者不能再肯定地說：他們除了暴力之外，絕對沒有其他的選擇。

你帶領我們從夢想到現實

在甘地的葬禮上，印度人吟唱的吠陀祈禱經文中，有一句“你帶領我從夢想到現實，從黑暗入光明”。非暴力主義在此之前，是一個讓人嘲笑的夢想。最初，甘地提出他要用“非暴力”的方式，把印度從英國殖民者手下解放出來時，連他最親密的朋友、歷史學家 JB克裏帕拉尼也大為驚愕。這位歷史學家不客氣地說：“甘地先生，您可能了解《聖經》和《薄伽梵歌》，但您根本不懂得歷史。從來沒有哪個民族能和平地得到解放。”然而，就是這個被視為怪僻老儒的無稽之談－－“非暴力抵抗”，指導了億萬印度人於1947年趕走了英國殖民者。正如甘地回答他的朋友的：“關於歷史您首先得明白，過去沒有發生過的事，並不意味著將來也不會發生。”那個被丘吉爾首相稱之為“半裸體的遊方僧”的印度人，他身披一塊粗糙腰布，向英國殖民政府發出的“非暴力戰爭宣言書”。其內容非常簡單：號召農民抵制捐稅，城市居民不服從英國法律，印度士兵停止為大英帝國效勞。為了支持甘地的抗爭，印度人只需停止工作而已，他們關閉商店，停止營業，走出學校，進行罷課，或者到寺廟裏去祈禱，或者乾脆閉戶不出，和甘地一起祈禱：“讓整個印度沈寂無聲吧！讓印度的壓迫者們聆聽這沈默的啟示吧！”在世界他國的民族主義者使用激烈的暴力對付外族統治時，甘地發現了“非暴力主義”這一真理。

人們往往誤以為非暴力主義是妥協與怯懦的選擇，甘地解釋說：“我的非暴力是非常積極的力量。它不容納怯懦甚至優柔寡斷。暴力的人有希望變成非暴力。懦夫卻不然。”

通向正義之宮的門檻不可犯罪

從來不認錯的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也多次公開表示：一百年來和平獎的最大疏漏，是沒有頒獎給印度的甘地，說這是他們“永遠的遺憾”。繼甘地之後，一位舉起“非暴力抵抗”旗幟的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出現了。他和甘地一樣個子矮小、其貌不揚，卻同樣具有強大的精神力量。他比甘地要幸運得多，不但在生前獲頒諾貝爾和平獎（1964年），而且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獲獎者。當美國黑人再也忍受不了長達三百多年的屈辱命運，仇恨和憤怒即將像火山一樣爆發時，馬丁路德金站在他的黑人同胞面前，反對一切以暴力來獲取民權與和平的形式。一方面，他在向全世界高呼要求黑人權益，另一方面，他表明自己和平的立場：

“對於站在通向正義之宮艱險門檻上的人們，有一些話我必須要說。在我們爭取合法地位的過程中，切不要錯誤行事導致犯罪。我們切不要吞飲仇恨辛酸的苦酒，來解除對於自由的飲渴。我們應該永遠得體地、紀律嚴明地進行鬥爭。我們不能容許我們富有創造性的抗議淪為暴力行動。”（《我有一個夢想》）

無數次，馬丁·路德·金教導人們說：用恐怖主義來謀求和平，無異於是“以油滅火”他帶領黑人群眾赤手空拳同全副武裝的軍警對抗，在白人的石塊和辱罵聲中前進。

雖然他和“非暴力抵抗”的首創者甘地一樣，死在槍彈的暴力之下，但他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卻取得巨大成功。他深深地打動了包括總統肯尼迪在內的美國白人的心，由此促成了美國國會通過民權法案，從法律上正式結束美國黑人的被歧視地位。他們的抗爭還影響了英國國會通過反種族歧視法，二十多年之後，促成了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崩潰，今天，西藏佛教領袖達賴喇嘛，被世界視為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之後又一位非暴力抵抗倡導者。伊斯蘭教的聖賢和宗教改革家們，也許可以從中得到啟迪。

“非暴力主義”不是萬能鑰匙

詭譎的是，甘地首創的非暴力主張，在對抗有基督教背景的英國人方面有效，但是，在處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沖突上，卻慘遭失敗。二戰時，面對猶太人大規模被屠殺的現實，甘地也曾大聲疾呼說：“如果人類史上有正義戰爭的話，那麼對德國的戰爭將是一場正義戰爭。”可見，非暴力不是解決一切沖突的萬能鑰匙，和平主義者有時也得呼喚戰爭。

對此悖論，科學家愛因斯坦做了清楚的區分，他說：“我幾乎完全認同甘地的那些觀點。然而，對於那些試圖殺害，或者剝奪我或我的同胞生存基礎的暴力，我（作為個人，或集體一起）將會予以強烈的抵抗。”正是這種理論，給予美國反擊恐怖分子的戰爭以正當性。

馬丁·路德·金很清楚，他的非暴力抗爭只能在一個民主國家裏實行。他分析說：“如果我們被禁錮在共產國家的鐵幕後面，我們是不能這麼做的。如果我們被關在專制政權的地牢裏，我們是不能這麼做的。但是，美國民主的偉大光輝，正體現在有權利為正確的事情發出抗議。”
”
在有了聯合國的今天，國際沖突已經有了和平解決的可能，弱勢民族早就可以用非暴力的辦法去爭取平等權利。如果現在還有人非要把恐怖分子的逞兇解釋為“弱者”的正義，但願這樣“正義”不要落到他自己頭上。

（開放）略有刪節


發稿：2002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