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康原的大陸人權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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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3月17日訊】康原（John Kamm）是一個知名的大陸人權問題活動家，他曾擔任香港美國商會主席，近年致力於大陸異議人士的營救工作，但他與中共官方的交涉方式，也招致人權組織的非議。據《中國時報》17日摘譯自《紐約時報》曾經獲得美國普立茲新聞獎的蘿森伯格（Tina Rosenberg）的報導：
沒有人會想到，康原竟然變成一個人權鬥士。十幾年前的康原，不但是香港美國商會的主席，更是一家美國化學公司在香港分公司的副總裁。他除了擁有令人欽羨的薪資外，公司還配給他一棟豪華公寓、一部賓士轎車、一個司機、兩名女傭，並享有包括子女就讀私立學校費用在內的各種生活補貼。這種生活待遇，外人實在找不出康原最終選擇在虎口拔牙的原因。

一九九○年五月，在康原準備遊說美國給予大陸貿易最惠國待遇，並到華府參加國會關於大陸人權問題的聽證會前，他參加了一場中共駐香港代表周南主辦的宴會。康原回憶說，這場宴會的經歷，改變了他的一生。

宴會中，周南感謝美國商會的努力，並舉酒向他致謝時，他忽然想到早上才看到的報紙頭版消息說，一個香港學生在“六四”後於上海被捕，目前還在監獄遭受虐待，於是康原隨口問起周南說：“你們為什麼不放了他？”誰知周南在眾目睽睽下當場翻臉，並指責康原是在“幹涉中國內政”。稍後，當康原上洗手間時，據知，他的美國同僚代他向周南道歉，但大約一個月後，那名香港學生獲得了釋放。

一九九○年底，康原在香港美國商會主席的一年任期屆滿，又六個月後，他的繼任者以美國商會的信函通知他，希望他能提供保證，未來媒體提到他的人權評論時，不要再把美國商會扯進去。

但那個時候，康原已經變成一個極具使命感的人了。一九九一年三月，他帶著一份在人權團體處搜集到的大陸政治犯名單，先到廣州，後來又轉到北京，一一拜訪中共有關官員請求會見，並要求中共官員提供名單內政治犯的訊息。經過康原兩年的努力，這份名單中的所有政治犯都獲得了釋放。

康原說，後來他發現，當年那名香港學生之所以獲釋，和他與周南的對話並沒有一定關聯。第一個真正因為他的努力而獲釋的政治犯，是兩名來自湖南的工運人士李林和李志。他說，一九九一年七月間，當李林、李志兄弟獲釋來到香港時，他們曾經一起吃過飯，當時兩兄弟身上還帶著在監獄中被毆打的傷痕。李林告訴康原，他介入他們案子的當天，就是他們兄弟監獄生活改善的開始。康原聽到這段話後忍不住流下眼淚，並且開始認為自己可以在大陸人權問題上有所作為。

一九九一年九月間，康原辭去了那家待遇優渥的化學公司副總裁職務，開始自己做生意，由此才能專心於大陸人權事務。現今的康原，則幾乎已經完全脫離商界，他和妻子、兒女於一九九五年搬到舊金山居住，並成立一個“對話”基金會，專門處理大陸政治犯的營救事宜。

康原估計，透過他在“對話”基金會的工作，至少已經有二百五十名大陸異議人士獲得釋放，或至少獲得較好的生活待遇。包含美國國務院在內，世界上沒有一個組織或個人援助大陸異議人士的成就能超過康原。

美國商界一般認為，介入民運將影響自己公司的商機，但康原則反是。他認為，商人比“國際特赦組織”這類機構更容易成功，因為中共會把商人視為朋友，而不是敵人。中共外交部主管人權事務的高層官員李保東在談到康原時就表示：“他愛中國，他尊重中國，他是建設性的、務實的”。

去年十二月，本文作者到北京觀察康原的實際工作方式。一個寒風凜冽的早晨，康原在北京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的一樓接待室中，與法院的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賀華（音）對坐著。只見康原從手提包中拿出一封信交給劉，他說：“我的好朋友，海戚參議員要求我把這個東西交給你，他告訴我，他希望能和他的好朋友蕭揚（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敘敘舊。”他說，“他們兩人好久沒有通信了，希望我能為他把信帶上。”

劉用懷疑的眼神看著康原，並問道：“這裏面主要說些什麼？”康原回答說：“主要是祝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你知道，我和參議員是很熟悉的朋友，事實上，我是參議員的外甥。”康原並提醒劉，海戚參議員是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共和黨領袖，“他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協助他了解一些案子的訊息。”

顯然，康原熟悉的不僅是北京話、廣東話，甚至還包含中共黨的語言，而後者也是至關重要的。

雖然康原的名單中也包含一些知名的異議人士，但他主要集中在外界還不清楚的異議人士身上。康原表示，他擁有超過二千名大陸異議人士的名單，裏面有百分之八十不為外界所知。

康原二十五年和中共政府官僚交往的經驗，使他了解到應該如何利用中共官僚系統內部的屈從性格和憂懼心理，說服一些重要官僚為政治犯出頭，要求下級部門提供相關資料。

康原與中共官員打交道的方式，也對美國國務院造成影響，一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官員就說：“我們從他的工作中學到必須有耐性，搜集好資料，還要鍥而不舍的追蹤後續發展。”但即使如此，康原也必須經常向華府高官們弄到厚厚一落的信件，並以這些信件來讓中共官員們相信：得到我康原的同意，就等於得到華府的同意。李保東就說：“我們把這些案件看成與雙邊關系有關。”

即使如此，外界對中共政府與康原的交往，或多或少仍持有異議。有人認為，這根本是一種人質談判，康原只是一個被利用的棋子。對此，康原並不否認，但他說：“真正的問題，是你被利用去做些什麼。”“難道我們不應該試著去救出那些人嗎？”

“人權觀察”組織香港辦公室前主任孟羅認為，康原對人權工作的態度太過天真，這可能與他早年與大陸政治犯的接觸經驗有關。

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執行主席蕭強認為，如果一個政治犯獲釋之後，不能對當初他為什麼系獄發表任何意見，對改善中國大陸法律體制或防止下一個政治犯被抓完全沒有助益，人權問題等於沒有任何進展。

發稿：2002年3月16日    更新：200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