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利：三論非暴力原則與非暴力抗爭運動

受專制壓迫的民眾與專制者相比在人數上歷來就是占有絕對優勢的。既然如此，他們為什麼還要服從專制統治呢？這其實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回答了這個問題：有人認為是傳統習慣──專制文化──使然，有人認為人權意識薄弱──奴性──造成，也有人認為民眾的害怕成全了專制統治。“怕”，其實是問題的根本。我不是說人權意識等不重要，但是人性的常識告訴我們，即使是人權意識旺盛的美國人也是不敢頂著子彈沖的。因此，如果我們不把“怕”的前因後果分析清楚並在實踐中破除怕的困擾、而僅僅高談破除傳統習慣和提高人權意識的話，非暴力抗爭運動將不得其門而入。

民眾雖然占多數，但是卻被專制者分而治之，每個人都是以個體面對專制機器，他們陷入如下描述的“集體行動困境”中：雖然他們一起反抗獲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對於每個人來說，如果不反抗，雖然痛苦，但還過得去，但是，一個人反抗所要付的代價將超過茍活的痛苦，是一般人所不願意也承受不了的；而想坐順風車──讓別人反抗，自己坐享其成──又是人的天性，使得每一個人都害怕自己一旦起來反抗而沒有人或只有極少數人跟進，真的造成一個人或極少數人對抗專制政權的局面；所以大家就只好不行動。

為了維持統治，專制者所做的一切可以說就是為了阻止民眾的集體反抗行動的形成。為此，專制政權大致要做三方面的事。第一，它要盡可能地不讓太多的人的生存條件比在監獄裏或被整肅時更差，以避免超過一定數量的人不需等大家一起行動而奮起反抗，當今的共產黨大談“生存權”即為此意。第二，控制信息，讓民眾無法真實準確地了解他們相對其他人的生存狀況，轉移他們的注意力，更阻礙他們互相串通，謀劃集體行動。近十幾年來，共產黨通過控制信息，使大部分中國人不了解中國相對世界其它國家的真實狀況，制造霸權話語和國際敵人，轉移國內民眾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此為一例。由於中共當局控制信息和刻意宣傳的緣故，人們以為只是當地的官員腐敗殘酷為害百姓，其它地方的幹部都是焦裕祿。就象三年大饑荒期間，大部分中國人都以為只是自己的地方餓殍遍野，其它地方的公社都過著富裕的共產主義生活。第三，不斷制造恐怖，在民眾的精神上心理上造成內化的恐懼狀態。

要求每一個民眾都做英雄是不合適的也是不現實的。然而，非暴力抗爭運動需要一大批不怕強權迫害甚至不怕犧牲生命的領導者。甘地曾經說過，暴力抗爭者有可能轉化成非暴力抗爭者，但是，膽小鬼是不可能成為非暴力抗爭者的。非暴力抗爭運動要求其領導者準確判斷自由的邊界的位置，以把握抗爭的強度和規模。專制統治不僅靠其國家機器制造恐怖來維持，而且更靠民眾自己嚇唬自己來維持。自己嚇唬自己的現象在有了一點社會地位的知識分子中最常見。我們常常遇到到海外訪問的知識分子，連和異議人士打一點點無關政治的交道都是鬼鬼祟祟、躲躲閃閃。共產黨的殘暴在相當程度上是慣出來的，自由的邊界從來不是專制者單方面劃定的，它是社會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如果我們總是“怕”字當頭的話，自由的邊界只會自動縮小。法輪功在長春等地突破信息封鎖的作為，將為民眾在心理上藐視專制當局產生巨大推動作用。

號召民眾不畏強權的同時，對非暴力抗爭運動的領導者來講更重要的是在任意時刻都要思考和尋找降低一般民眾參與抗爭的代價和風險的策略。只有代價和風險不斷降低，才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加入非暴力抗爭運動，才會使外力壓政逐步走向成功。值得一提的是，一代一代民運先行者的努力奮鬥，他們的犧牲、勞獄之苦使後來者反抗暴政的代價和風險一代比一代降低，使我們現在逐步大規模開展非暴力抗爭運動成為可能。

除了從心理上突破“怕”字以外，我們還應該從其它的角度更切實地思考突破集體行動困境的策略。

首先我們能做的也應該做的就是利用網際網絡建立信息交流聯絡中心使籌劃集體行動成為可能。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全國所有有心進行抗爭的人同時向中共專制政權說一個“不”字，中共專制政權立刻就會瓦解。問題的關鍵是這些人如何在同一個時刻采取行動。當然所有的人在同一個時刻一起行動是一個不可能的理想狀態，我只是用它說明信息交流溝通的重要性。昔人用月餅傳遞八月十五殺韃子的信息就是這個意思。我們應該從現在就開始逐步建立各地方、各省、全國的信息交流聯絡站，國內有困難，海外應臨時代為設立。我本人及我們的組織願意成為思想交流、信息溝通、行動協調的中轉站，望有意者與我們聯絡。

專制統治者對付民眾的一個最基本的辦法就是分而治之。當人數眾多的人民不是作為有機的整體而是作為相互分離的個體存在時，它的力量就會比我們想像的虛弱的多。因此，我們就要反其道而推之。其最好的方式就是有機地組織起來，農會、工會、教師工會、記者協會、學生會、自由參選聯盟、信仰自由聯盟、反迫害聯盟、反腐敗聯盟、公民論壇、說真話陣線、城鄉平權陣線、義務教育平權陣線、婦女聯合會、上訪聯合會等等，總要從小規模、局部地區試起。除了組織起來公開訴求以外，還要造成風險共同承擔的局面。具體的辦法有許多，比如說，安撫和幫助受難者的家屬親友，聲援和支持被迫害的人等等。當人們發現，天大的風險都會由人們共同承擔時，每一個人的勇氣都會比平時大的多。這就是丁楚先生曾經講到的“聚孤膽為群膽”的策略。

丁楚先生還談過一個策略，非常值得借鑒，叫做“化專制者整體為個體” 。專制者雖然人少，但是他們卻是一個組織的力量，施行統治是集體行動，其具體的暴虐常常以“黨和國家的政策”等集體的名義進行，因此，與民眾的反抗行為不一樣，他們的統治行為的風險由集體承擔。所以，中共大小官員迫害起人來有恃無恐。非暴力抗爭運動對付專制者的一個策略就是要設法讓他們對付民眾的時候也陷於集體行動困境，亦即，讓他們每個人單獨承擔風險，對自己的具體罪惡負責。所以，非暴力抗爭運動要給中共的官員立檔案，為未來公正的法律審判留下證據，讓他們無法以國家的名義逃脫罪責。

(二00二年三月十四日)

發稿：2002年3月16日    更新：2002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