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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推薦 茉莉:讀圖圖自述中的寬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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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茉莉

(圖為一九八四年諾貝爾獎獲得者 迪斯蒙·圖圖)

南非前開普頓大主教、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圖圖(Desmond Tutu),在他的新書《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以熱情感人、泥土般令人親近的語調,敘述了他作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主席的三年經歷。1994年,黑人終於從種族隔離制度下解放出來,而後,南非走上一條尋求種族和解的道路,昔日你死我活的各黨派,組成了一個新的民主政府。他們為世界創造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奇跡--掙脫鎖鏈的不只是被壓迫的黑人,同時,還有與他們長久地銬在一起的、被視為壓迫者的白人。

圖圖告訴我們:南非成功地進行了一個相對和平的轉型,他們的精神資源來自非洲傳統的正義觀--寬恕與和諧。在傳統精神的支持下,南非人用一種新的方式,告別血腥恐怖的過去--從仇恨、壓迫走向相對穩定的民主。這個奇特的現象,無論對世界還是中國,都是極有意義的。

圖圖的自述,既是一個神學性的思辨,探討善、惡和上帝的意圖,也是一個政治性的歷史撰述,敘述那些最艱難、最具戲劇性的政治沖突事件;它幾乎還可以成為一本介紹有關解決爭執的方法指南,它當然更是一本私人性的自傳……這麼多特殊的內容,全都包含在一本書中,它例舉了許多人性無法想象的罪行,但仍然令人感到希望和力量。

一、一個主教的“以德報怨”

1994年4月27日南非黑人終於獲得選舉權時,圖圖已62歲。自從1975年成為約翰內斯堡的主教,他開始為將黑人和白人一起從種族歧視制度下解放出來不懈地進行他的高層抗爭,1976年他寫信給當時南非總理Vorster,警告種族歧視政策導致黑人的憤怒日益增長,但他的警告只得到輕蔑的回答,幾個星期之後,震驚世界的索維托爆炸事件發生了,從此南非黑人開始激烈的武裝抗爭。

圖圖終於看到民主,準備退休時,突然被總統曼德拉任命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這個機構的責任不僅要披露所有的內幕,打開過去的刑訊室,曝光那些令人發指的罪行,給受難者平反,使作惡者承認其罪行並請求寬恕,--上述的內容只是和解進程的一個基礎,更重要的是,它要促使全體南非人以德化怨。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由16位成員組成,其中包括這個多民族國家的每一個種族的代表,有黑人、印度人、阿非利卡人(荷蘭裔布爾人)、白人(英裔),甚至還選進一位猶太人。委員會成員的政治傾向從左派到右派全都包括,不同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穆斯林、印度教及其他宗教都有其代表。委員們的職業有反對黨議員、著名律師、法官、婦女運動領導人和心理學醫生。委員會直接由總統任命,總統賦予他們不受任何幹涉、獨立做出決定的權利。

委員會的工作顯然是屬於法律範圍,為什麼不選一個法官,而是一位主教來擔任主席?因為它具有超越法律的精神目的:拋棄通常的政治叢林哲學--以牙還牙、吃人或者被吃,主張寬恕認罪者並與其和解,更多地具有宗教的意味。

圖圖在書中幽默地說,他甚至不希望自己最可恨的敵人接受這一艱難的使命。這個巨大工程開始的時候,他們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兩手空空。南非長期的種族仇恨,照樣也使不同背景的委員們之間,很難建立互信和共識,頭半年裏,他們甚至做不出一個決議。

他們到哪裏去尋找共同的精神資源?圖圖帶領他們去旅行,到昔日關押政治犯的監獄,走過一個個囚室,委員們被冷酷的歷史觸動了,他們意識到南非人已經付出了多大的代價。委員們因此接受了圖圖的一個特殊建議,在每一次會議召開前和會議結束後,都用幾分鐘時間來靜默祈禱,以紀念那些死去的人們。訴諸人的宗教情感,使委員會獲得巨大的精神支撐。他們在調查中,觸碰到受難者的深重痛苦,還是受到強烈的震撼,每一個委員都差點被心理重壓所擊垮,要靠安眠藥鎮靜自己,一位女性委員的婚姻甚至因此破裂,大家也曾經接受一個心理學家的指導。委員會成立兩年後,圖圖患了攝護腺癌,使他增添了緊迫感,因此加速了療救受難者的工作速度。

二、沒有紐倫堡

怎樣治愈昔日南非流血的傷口,完成有序的轉型?

有一個紐倫堡模式可供借鑒。二戰後,勝利的列強在紐倫堡大審納粹頭目,以“戕害人類罪”的罪名起訴戰犯。雖然是大快人心,但有人認為,紐倫堡大審只是“戰勝者的片面正義”。而且,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也是一個“戰勝者”,同樣犯下侵犯人權的暴行,卻無人追究。

圖圖說,如果使用紐倫堡模式,治愈南非的創傷將成為不可能。因為,審判懲罰那些被確認為失敗者的白人,就再難讓他們參與南非的重建。紐倫堡審判的同盟國成員,審判完畢後各自回家,而南非人--無論白人還是黑人,都必須在一個國家共同生活下去--這裏沒有簡單的解決辦法。

圖圖解釋說,南非人確實沒有能力像猶太人那樣,對納粹案件的每一個當事人窮追不舍五十余年。有人抱怨新政權沒有把所有的罪犯送上法庭,圖圖認為這種抱怨太奢侈。將犯罪者繩之以法,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只有正視歷史創傷,用赦免去醫治它。赦免也是一種妥協,而且是力量的象征,不是軟弱。南非選擇以赦免換取和平穩定的過渡。

那麼,是否就對過去的罪惡一筆勾銷、普遍大赦了呢?圖圖認為,不問是非的無條件大赦,對於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庭,勢必制造巨大的痛苦,意味著整個民族失去記憶--忘卻過去意味著一切罪惡將可能會重復。

為了在正義、責任、穩定、和平與寬恕之間取得平衡,也為了不讓事情更復雜,圖圖和他的委員們創造出第三條道路--既不是紐倫堡審判模式,也不是無條件大赦,而是選擇一條尋求種族和解的道路,由“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做出一個決議:在種族壓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所有的罪行,並真誠地請求寬恕,他們將得到赦免。南非最高法院制定了有關赦免的法令。

將“胡蘿蔔”給予那些真誠懺悔的人,對頑固不化分子則以長期刑期的“大棒”來懲罰。赦免絕不是無條件的,首先是犯罪者自己必須申請特殊的赦免,再由一個獨立的專家小組按照嚴格的尺度,決定是否批準某人的赦免申請。當時,有七千以上的舊政權支持者向委員會尋求赦免。許多尋求赦免的白人,都充滿悔意地向受害者請求原諒。圖圖在書中以較長篇幅,公布了一位白人警察太太的信,敘說其夫在執行屠殺黑人的任務後所經受的心理折磨,以及自己目睹丈夫痛苦的難受心情。

一切大宗教,西方的耶穌或東方的釋迦牟尼,都提出人類的最高境界是“以德報怨”。而在現實中,比較實際的作法則是“以直報怨”,即面對多年的怨恨,報以公平和正直。南非方式中最難得的是上述的宗教救贖精神,使得他們面對昔日的作惡者,能克服種族和個人的怨恨,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時堅持公道寬容。筆者在為此文收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中國國內出版的《殖民主義史》和《非洲史》都閉口不提圖圖主教的長期抗爭,可見專制政權多麼忌諱宗教的力量。

三、非洲哲學說:“我與他人分享”

在自述中,圖圖特別指出,這充滿赦免意味的第三條道路,其理念來自非洲傳統的一個特殊觀點,即在當地語言中叫做ubuntu的一個詞。當非洲人以他們的標準稱贊某人是ubuntu的,這意味著此人慷慨好客、友好謹慎、充滿同情心並願意與他人分享一切。

非洲傳統哲學不像歐洲人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因為我屬於某個家園,所以我是人性的。我是某地的一部分,我與他人分享。”“我的人性與你的人性不可分割地連接在一起。”換言之:“個人通過他人的存在而存在。”

圖圖將傳統非洲的這一哲學概念,引入委員會關於法律問題的討論,他因此遭到許多批評,有人指責“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忽略了正義,但圖圖說:“我們認為這裏存在著另一種形式的正義--一個恢復性的、強大的正義,它具有我們非洲傳統中主持正義的特征。在這樣一種正義觀念中,最重要的目標是醫治那些破碎的心靈,使被損壞的關系回歸平衡,而且,試圖給予犯罪者與受難者同樣的恢復的機會,使他們重新適應這個他們曾經傷害過的社會。”

圖圖例舉一些放棄ubuntu傳統的非洲國家所遭受的災難:肯尼亞由於恣意報復,而成為白人移民的墳墓;六十年代的比屬剛果、九十年代的盧旺達,都發生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在圖圖寫作此書時,正好是北約轟炸南斯拉夫之際,圖圖也談到塞族對科索沃的種族清洗是如何殘忍。圖圖引述非洲古老智者的話:“剝奪他人的人生,即意味自己不成其為人。”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是法庭,他們給受難者敘說自己的歷史的機會,讓受害者用自己的語言敘說他們的歷史--那被撕裂了的個人生命的真實,敘說便成為醫治創傷的一種有效方式,並對他們意味著恢復名譽,恢復人性價值與公民價值。許多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訴說的人,其長期不能解脫的心理痛苦,都因為傾訴和被人聆聽而感到如釋重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