諦聽天國的神秘聲音

一位朋友在來信感嘆說：“在這裏給人希望的不是希望，而是絕望。給人痛苦的不是痛苦，而是快樂。給人快樂的不是快樂，而是痛苦。這是眼下中國最奇怪之處。”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咀嚼的精辟論斷，因為它描述了長期以來我們真實的生存境遇，切中了我生命體驗中最深切的領悟。

我們生活在這樣奇怪的境遇中，出路多半只有兩條，那就是麻木和發瘋。我們如果既沒有發瘋，也沒有徹底麻木下去，算是得到了天之大助。我們應該為此慶幸，為此感謝上天的大恩大德。

我所寫下的那些文字，其實都可以看作是我出於逃避發瘋和麻木的需要而留下的些許痕跡。為了不至於發瘋我不得不用文字宣泄，為了不至於麻木我不得不用文字尋找感覺。今天想來，我的文字的功用竟然如此卑微瑣屑，真是有點羞愧難當。然而，為了在精神上挽救自己的覆亡，我確實不得不如此--以前不得不如此，今天依然不得不如此。

正因為不得不如此，我越來越感到自己沒有能力去面對那些為多數讀書人所關心所談論的問題，那些高遠而又博大的問題，那些玄妙而又抽象的問題。我對精神生命之外的事情，對精神自救之外的問題，好象越來越不關心了。不是不想關心，而是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心力來關心。甚至也不是完全沒有足夠的能力和心力，而是我還來不及組織起足夠的心力投入其中，我在內心的某一角已經感覺到了這些問題的虛妄。我不願意認為這些問題的研究可以解決我精神上的空虛、疲乏與絕望。

前幾年，我還有點寄希望於個人，我的一篇討論知識分子精神資源問題的文章，最後一節就叫“成為個人”。那時我還準備另寫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提倡在中國來一個精神哲學的轉變，以具有純真的本性和強大的自由意志的個人，作為我們重建精神文化的支點。可是後來，我對自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在幾百年間建立起來的人本主義傳統和個人主義精神，漸漸產生了懷疑。我終於知道，人、個人，決不象西方人道主義者所說的那樣光明純凈，也不象他們所說的那樣值得我們堅定地信賴。我不是想從道德的角度對人作什麼批判和清算。我只是想說，人沒有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當然也沒有貫徹、實施自己的心理願望和精神信念的能力。人幾乎完全受著人性深處隱秘的欲望和沖動的掌握、控制和支配，同時也深受與生命倫理相對抗的歷史邏輯的支配。盡管人類知道怎樣才是高貴、怎樣才是幸福，人類甚至一天也沒停止過把自己引向高貴和幸福的努力，可是人類所建立的一切理想，都被自己所毀壞。人類所建立的一切契約、禁忌和原則，都被自己所砸碎。比如說，人要求自己遏制暴力沖動，建立相互尊重、和平友好的倫理秩序，可是人類竟然沒有能力放棄戰爭與暴力哪怕一天或者一小時。人一有機會就掠奪，就使壞。你的筆下就寫到了西藏原始部落之間的搶掠問題。實際上這是生物界的普遍現象。法布爾的《昆蟲記》詳細描寫了屎殼郎巧言欺詐、劫掠同伴食物的情況。在遠古時代，幾乎所有的部落都是這樣掠奪成性、逞強欺弱的。一切戰爭最初的最根本的原因，都是掠奪。漢族與匈奴族之間的無數次戰爭，都是由掠奪導致的。中國商周時代弱者向強者進貢的規矩，實際上就是掠奪與征服的延伸。對於強者來說，這是一種不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一勞永逸的掠奪。周代用嚴格的禮制使得這種掠奪合法化、合理化，從此掠奪成了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文明行為，成了叫孔子眷戀不已的“禮”。孔子最急切的政治主張就是恢復周禮。人們甚至給“禮”賦予高貴神聖的意味，真是滑稽得很。這是人類的思想家在百般無奈中所作的萬般無奈的選擇。今天，我們已經很少有人註意到，這種制度化的掠奪，就是強者的一次性暴力所獲得的利息。

我們總是用居高臨下的眼光審視古人，好象我們比古人文明了一些，聰明了一些。這是現代人一相情願的妄斷。發生在現代世界的那些戰爭，與古人的戰爭在性質上沒有什麼區別。現代人的殘酷，與古人的殘酷也沒有什麼區別。僅僅只是方式略有改變。當我們知道瑪雅人把人的頭皮剝下用於祭祀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嘲笑他們的愚昧無知，更不要產生什麼優越感。希特勒的焚屍爐與瑪雅人的剝皮刀，誰更殘酷？僅僅一顆原子彈，就可以殺害幾十萬個生命，這樣的殘酷，是古人做夢也不會想到的。為了一種虛妄的信念，不惜殺害十分之一的人口（如前蘇聯），甚至五分之一人口（如柬埔寨波爾布特政權），也是古人不可想像的。

不知道古人有沒有思想罪，反正現代社會常有人因為懷有某種思想而被剝奪生命，或者像胡風和那些右派分子那樣被剝奪做人的權利。有時候，甚至所有認字的人都要被關進集中營，這種有理說不清的痛苦，不會比面對瑪雅人的剝皮刀時的痛苦小一些。我真真切切地相信，現代世界的殘酷和罪惡，一點也不比古人少。僅僅只是方式有所改變。如此而已。

也就是說，人類掌握自己命運的能力，一點也沒提高。人類依然深陷在欲望的汪洋大海中，無力自拔，大多數時候也無意自拔。由於受到人本主義思潮的鼓吹，現代人很少考慮人類自身的有限性，很少面對人性中陰暗下流的東西。我們幾乎是無限誇大了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和高貴的一面，我們甚至常常相信人類是萬能的。

多年以前，莎士比亞劇本和詩歌中對於人性的禮贊，布克哈特對於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的自尊自信和人格理想的充滿詩意的描述，拜倫、普希金、萊蒙托夫對於精神自由的追求和捍衛，歌德、惠特曼對於人的內在創造力的展現與歌頌，盧梭和馬克思對於公正、平等、正義的呼喚和信賴，康帕內拉、布朗基、克魯泡特金、車爾尼雪夫斯基、傑弗遜改造人類生活的偉大熱情和偉大生命力，托爾斯泰、甘地、泰戈爾浩蕩無邊的人性之愛，--所有這一切鑄就了我的精神生活。所有這些人，都是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所誕生過的最偉大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是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最偉大的財富。很長一段時間，在最閉塞的地理死角和社會死角，我一直獨自承受著來自人性深處和社會深處最陰暗力量的擠壓和蹂躪。可是，由於對上述那些偉大的財富懷有堅定的信念，我一直保持著飽滿的神氣。我甚至形成了具有人格主義色彩的思想傾向，認為人有能力按照自己認定的理想人格鑄造自己的形象。二十世紀具有懷疑主義色彩的各種思潮，對我的影響很少很小。我常常不無驕傲地說，我是十九世紀的人，我願意永遠生活在十九世紀。可以說，我是近代人文主義精神傳統的最真實的作品和最堅定的信徒。

可是，最近兩三年來，我漸漸感覺到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沒法解釋我對於人類歷史、社會現實和人性的整體觀察和整體體驗。我所認識的人和人性，跟他們所描述的人和人性，差距很大。人類雖然一直在努力掌握自己的命運，可是這些努力的有效性很小很低。人文主義者對於人和人性的禮贊、信賴，越來越顯得不真實，顯得蒼白無力。人根本不象他們所想像的那樣意氣風發，燦爛輝煌，也不象他們所想像的那樣具有具有決定自己命運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

人是一種希望主宰自己的命運、但永遠主宰不了自己命運的動物。他不但是歷史的奴隸、社會潮流的奴隸，也是自己的奴隸。人主宰自己命運的願望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不真實的，或者說是自以為真實，實際上並不真實。歷史上許多了不起的人物，為人類的生存作出了各種各樣充滿光輝的解釋，設定了各種各樣引人入勝的生活意義，這表明了人性深處對於生命之虛無與虛妄的恐懼。但所有這些假設都沒法把生命本身的虛無填滿，也沒法使得人性中陰暗下流的東西得到實實在在的改變。人類對於生命之虛無與虛妄的恐懼將是永恒的。

看清了人類的有限性，並不意味著對人類的幻滅和蔑視。我所幻滅的是對於人性的過於光輝過於單一的禮贊和信賴。我的文字如果像你所說的打開了一個什麼口子，這個口子就是幻滅。人性深處的痛苦和無奈，時時都在啟示著我們調整對人類的態度。盡管人類也有值得禮贊的東西，可是更根本地說，人類更需要悲憫。盡管人類必定要為掌握自己的命運繼續付出不懈的努力，但人類更需要得到某種內外相通的力量的拯救。跟禮贊比起來，對人類的悲憫是更為深刻的感情。這是領悟到人類別無出路而生長起來的最真摯最溫柔的愛心。當我們這樣愛人類的時候，內心已經體驗到了精神得到拯救的可能性。

在沒有出路中尋求出路，這也許就是人類唯一的出路。這唯一的出路不在於幻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於看清人性自身的有限性，向人類之外尋找拯救。人類的根本缺陷決定了人必須放棄人類萬能的虛妄信念，必須到人類之外和人性之外去尋找精神出路。這就要求人學會真實，學會謙卑，學會虔敬。如果說人性確實還有光明因素可言，真實、謙卑和虔敬就是其最充分的體現。說到底，愛的力量，拯救的力量，依然要通過人類生命的內部起作用。

這就是我這些年來的思想歷程。我的這些思想變化，並不是突然發生的，而是在最近兩三年間，一絲一毫地逐漸出現的。這期間是我精神上最虛弱的時期。對於人本主義思想傳統的幻滅感深深地折磨著我。這種折磨還沒有完全過去。用悲憫的眼光悲憫自己也許是有效的，可是用拯救的態度拯救自己卻難於做到。在我從人本主義精神資源中漸漸退出的時候，沒有另一個同樣豐富的資源為我提供支持。我企圖從宗教世界汲取營養，企圖從基督、佛陀、托爾斯泰、甘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得到啟示。可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環境使得我們與宗教隔得太遠。盡管我想盡快跨過去，卻感到步履沈重，虛弱無力。我只能遠遠地打量他們，極力從他們模糊的背影裏感受希望之光，同時盡可能地敞開心靈，細心捕捉來自上天的神秘聲音。我幾乎為此耗盡心力，無法去關心更加廣泛的問題。我不知道這種虛弱感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總該好自為之才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應該永遠保持最大的善意，保持最真誠的祝福和祈禱，但永遠不要抱有什麼指望。指望太多，其實是為難自己。即使是對於自己，我們也很難有多少期待和信賴。人性如此，歷史和現實如此，我們作為人性的承載者，作為歷史傳統和現實環境的創造物和體現者，怕是也難於超越諸般缺陷和罪孽吧。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取消人的主體性，更不是主張自甘墮落，成為心安理得的無賴。我只是說，對自己也要低調一些。低調不等於放棄對自己的要求，而是明確意識到自身境遇的荒謬和精神的局限。意識到自身境遇的荒謬和精神的局限，並不是為我們自身的麻木和瘋狂尋找借口，相反，我們需要以更強大的心力擔負起我們對於世界和對於自身的責任。在每一個最關鍵的時刻從麻木與瘋狂的臨界點上奮身騰躍、毅然返回，這就是我沒有對自己完全絕望的惟一理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放棄對自己的要求，不放棄自己愛的責任，這就是我對人類依然保持某種程度的敬重和希望的惟一理由。如果有一天，我能感領到天國聲音的召喚，如果有一天，我能親自看到人類得到拯救，我相信一定也僅僅是出於上述兩個理由。

生命樹文叢
《因幸福而哭泣》摩羅 中國工人出版社，
2002年1月第1版

發稿：2001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