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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空間的權利啟示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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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辰 
 
人類無論進入怎樣的新領域,原先有權利(Rights)的依然還有,那些原先就沒有的,到了新世界,還是一個被權力(Power)控制的族群。 

 有一個時事知識小測驗問:哪一個國家,目前在國際互聯網的地位處於最底層,而到二零零五年會發展到一億四千一百萬個互聯網用戶,成為世界上電子商務最大的市場? 

 答案是:中國。 

 中國人在那些傳統的領域,如言論、結社、信仰等方面,沒有基本權利的保障,那麼,他們在互聯網,或者稱為Cyberspace的一個嶄新領域裏,表現了一種什麼樣的權利意識呢? 

 通常而言,新領域總是幹凈的、單純的、尚未被權力汙染的,當權力體制也還需要學習、摸索如何去控制它之前,那裏相對來說是人人平等的、任何人的權利都還沒有被剝奪的。可以說,那個浩瀚無際的電子空間,卻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權利的“試驗田”--那裏是被權力更汙染,還是權利更得到保障?全世界都可以從那裏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首先自然是中國的專制勢力如何不遺余力地迅速收繳、剝奪所有人在那裏的天然權利;但更值得深思的另一個現象是,中國人是否意識到保護自己的權利?是否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是在主動放棄權利?甚至在放棄它之前就糟踏了它呢?

長城築到電子空間 

 人類生存對資訊的依賴,從來沒有達到今天這樣須臾不可分離的程度,也因此,人們獲得資訊的權利,也變得比以往任何時代更為天經地義。在權利的意義上,資訊權比獲知權、新聞權,更加凸現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與限制。電子空間,是人類科技發展開拓出來的一條資訊高速公路,是無疆界、無邊境、無民族國家文化語言之區隔的“大同世界”,任何人只要擁有一臺終端機並付費,就可以自由地去那裏遨遊,也沒有任何權力體制有權阻擋、剝奪人們的這種自由。今天,即使在並非發達國家的中國,互聯網也已經成為那裏數百萬網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是他們獲取新聞信息、訂購機票、購買日常用品、處理商務、接收電子信件等等的主要手段。 

 但是,這個“自由領域”立刻同時成為檢驗所有專制體制的試金石。據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組織公布的一份報告分析,在四十五個限制國內互連網自由發展的國家中,有二十個“與互聯網為敵”的國家,包括中國、北韓、伊朗、伊拉克,還有許多前蘇聯國家和非洲國家,這些國家通過種種途徑,限制民眾使用互聯網的自由,其中包括強制民眾通過國家管理的網絡入站上網;要求網民登記詳細的個人資料,以掌握網民的信息;建立防火墻封鎖一部分境外的網站;以維護國家安全、主權完整等借口,壓制民眾在網上的表達自由,等等。 

 由此可見,對自由的壓制,不僅必定首先是以政府剝奪人民權利的侵權方式開始的,而且,一以慣之是傳統的控制手段,顯示了任何先進的科技都是工具性的,“科學”並不能自然地帶來自由和人權,毋寧說,它是一把雙刃劍,或者迪斯尼《阿拉丁神燈》裏的那個基尼,在誰手裏替誰效勞。中國自“五四”運動以來只喊“民主與科學”這兩個口號之誤區,從今天互聯網在中國的遭遇就可窺出一斑。  至今依然自稱“五四產兒”的中共,居然沿襲秦始皇修長城的故伎,來對付資訊高速公路,幾乎是二十世紀末傳遍世界的一個大幽默,同時也露出了鄧式“市場經濟”的專制底色:這個市場不止是“鳥籠式”的,更是被一道萬裏長城圈起來的,這道長城同毛澤東的“鋼鐵長城”的唯一區別是,老百姓破天荒被允許“發財”,但必須是在大大小小的貪官汙吏們“先富起來”之後;更要害的是,長城之內是不存在自由和人權的。中共的“改革開放”必須同時配備古老的“長城意識”,這大概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大屠殺之後中國傳統文化在大陸“復蘇”的最鮮明標志。 

 “網上長城”不再是用厚實的秦磚來壘砌的了,而是用“電子位元”修築的一道“中國大火墻”,但是,構成這道大火墻的,還有比這些數碼更要害的東西,那就是政府行政手段――每一個在乎自己權利的人,可以不必理會那些神秘的數碼,卻不能忽略赤裸裸的、帶有強制性質的法規文字。中國政府制定一系列規章制度,規定上網民眾那些內容能夠瀏覽、哪些內容看都不能看,公安部也頒布了《中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其中第五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制作、復制、查閱和傳播下列信息:包括抗拒破壞憲法和法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捏造或歪曲事實,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宣揚封建迷信、淫穢、色情等。依據這種規定,民眾上網查閱、復制和傳播新聞、信息、知識等等,哪些屬於“違法”,這個尺度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裏的,而所謂“破壞”、“煽動”、“顛覆”之類的政治定性,在這個共產黨專制的社會裏,全都不過是“良心犯”的代名詞,並且全都可以“莫須有”。一言以蔽之,從這個僅僅作用於互聯網範圍內的法規就可以看出,剝奪資訊權成為可能,前提是從剝奪人權開始;剝奪人權,又必須首先剝奪政治參與權;凡是剝奪權利,就是一種徹底的剝奪。另一點比較值得人們研究的是,事實上,無論什麼類型的現代化,“資訊社會”也好、“數碼時代”也好,獨占社會資源並掌握國家機器的政治勢力,說什麼都比赤手空拳毫無權利的老百姓,更容易學會、創造並駕馭一套新的控制技術手段。中共在這方面的“成熟”是驚人的,西方媒體譏諷道:在中國的“信息大躍進”中,公安部門居領先地位。從硬件方面來說,國家公安部特別成立了所謂“網路警察局”,訓練特殊警察專門監控互聯網,既嚴密監督國內網絡服務商丶電腦用戶,也封鎖境外新聞媒體丶政治網站。因此,正在中國迅猛發展的網絡社會,是無所不在地處於政府監控之下的――這是在任何一個開放社會都不可能發生也絕對非法的行為,卻在中國很自然地出現了,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反對。 

 本來,信檢、電話監聽一類侵權行為,在中共制度下是司空見慣的,據來自香港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的消息,這次中共對法輪功的圍剿,又在互聯網上公然大規模使用這種嚴重侵犯人權的手段,公安部門從去年九月起,已經開始抄錄許多法輪功網友私人電腦中存放的電子郵件通訊錄,並與中國最大一家免費提供電子郵件信箱的公司配合,檢查網民的郵件;各大城市公安機關的互聯網部門,也都從ISP(網路服務業)網路服務業獲取法輪功網友的賬戶密碼,利用特殊軟件二十四小時閱讀他們的往來郵件。不過,中共除了明目張膽的監控之外,也摸索許多更不易為人覺察的控制手段,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他們的專制“軟件”,這包括政府壟斷信息產業,既不許民間經營,也不準外國公司投資,後一條,曾經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中美談判的主要障礙之一,雖然如今已經簽字,但對中國電子商務市場垂涎已久的國際網絡公司進去以後會遭遇什麼,還拭目以待。中共在這方面有很多靈活的“招數”,對國內官辦信息業者的控制,已經使他們積累了很多經驗,比如,強制民眾通過國家控制的網絡入站上網,用戶必須提供詳細的個人資料,包括雇主姓名,而且必需簽署一份聲明,表示用戶絕對不會傳閱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的資料訊息”,等等,都是非常粗糙的手段;到九七年,也是官辦的“北京電訊”,推出了一個服務叫“首都熱線”,用戶無須登記或者預先付款,只要撥號就可直接上網,而費用會顯示在用戶每月的電話賬單上,一時很受歡迎,但用戶們很快發現,到那裏只能閱覽中國內地的網址,要閱覽外國網址就要付很高的費用。這種兩層付費法,假如用中共的官方語言來形容,大概可以稱為“用經濟手段”把中國老百姓和外部訊息隔離開來,以減低“危險思想”進入中國的機會。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