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一律」有什麼好處？

中國的新聞出版作為「黨的喉舌」，不僅發出黨的聲音，還要控制別人的聲音。不是黨的聲音也是黨願意聽的聲音，於是就「輿論一律」了。

控制輿論的方針叫做「把握輿論導向」；「把握輿論導向」的執行機關是中共中央宣傳部。所謂「把握輿論導向」就是鼓勵和放縱某些輿論，反對和壓制某些輿論。根據毛澤東留傳下來的植物分類學，將所有的輿論分為兩類，不是香花就是毒草。是毒草，必須鋤掉；社會主義輿論陣地就成了香花滿園。其實，在花草之間至少可以分四類，而不是兩類：除了香花和毒草，還有不香的花和無毒的草，更何況還有不開花、不是草和既開花、又是草的植物。帶上這種簡單僵化的二分法的有色眼鏡，自然界的多種多樣、多姿多彩，一概不見了。社會輿論的自然狀態也是多種多樣、多姿多彩的，正像自然界不可能只有一種顏色，社會輿論也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

社會輿論是怎樣形成的？社會輿論形成於「思想言論的自由市場」。「思想言論自由市場」的理論是著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s）提出的。自由經濟是商品、資本、勞動力的自由市場，民主政治是思想、言論、信息的自由市場。思想、言論、信息的真假、對錯、美醜、善惡、優劣必須到自由市場上去見高低，按照競爭的原則，優勝劣敗。個別人的思想、言論進入自由市場，被人接受，物以類聚，形成不同的輿論。不同輿論的較量，逐漸形成主導的輿論。主導輿論的出現是以不同輿論的存在為條件，而不是壓制、消滅不同輿論。不同輿論和主導輿論的形成都是在自由市場競爭中的自然過程。按照「把握輿論導向」形成的輿論，前提是假定一部份人的思想言論高於全社會的思想言論，而且不允許挑戰，於是壟斷原則代替了競爭原則。事實證明，「把握輿論導向」的人，因為出於壟斷的姿態，他們的思想言論水平往往比常人還要低。50年代的「大躍進」、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允許不同輿論競爭的話，何至於產生如此嚴重的災難？

「把握輿論導向」的根據不是思想言論本身的正確性，而是憑藉政治權力。那麼，政府是否有權控制輿論？政府是人民授權的，它的產生和存在取決於人民的同意，也可以說取決於公眾輿論。選舉則是公眾輿論的數量化。人民授權就是輿論決定政府；政府決定輿論就不是人民授權。在中國，要人民「聽黨的話」；「聽黨的話」無非是聽黨的各級幹部的話。黨不僅管政治統治，還要管思想統治。這種制度把社會上的人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天生的教育者，一部份是命該的受教育者。所以，教育者必須為受教育者「把握輿論導向」。輿論決定政府或政府決定輿論，這是兩種制度的對立。

輿論不一律，是社會的常態；「輿論一律」卻是社會的變態。民主制度的存在正是以輿論多樣化為條件。「輿論一律」是專制制度對人民精神上的強暴。上面是「一言堂」，政策是「一刀切」，下面是「一窩風」，全國上下總是「一邊倒」；沒有制約，沒有靈活，沒有交流，沒有平衡。「輿論一律」從社會的變態漸成病態。

輿論本來是不一律的，一定要搞成一律，只有兩種可能，不是盲從就是作假。

盲從和作假首先嚴重腐蝕了人民。對政府是否有好處？

統治者是喜歡別人盲從的，提倡盲從的人就會得到獎賞。50年代上海市市長柯慶施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結果，柯慶施得以提拔為政治局委員。60年代林彪鼓吹「緊跟毛主席」，「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結果，林彪成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彪垮臺以後，出現信任危機、信仰危機、信心危機，盲從者從一切都相信變成一切都不相信。原先的一切都相信並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所以隨風跟進，也很容易隨風飄去。盲從的前提是追隨的對象絕對正確。事實上不可能有絕對正確。只要一旦被人發現不是絕對正確，盲從者就會走向反面。所以，任何人物、政黨、政府被人盲從不是好事，同時也潛伏著被人拋棄的危險。

作假更不是好事。要求人們不發自己的聲音而發黨願意聽的聲音，這就是演戲，根據劇情勾畫臉譜、扮演角色，不作真人、不說真話。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說，人們犯錯誤的原因之一是受了「劇場假相」的蒙蔽。所謂「輿論一律」就是由人們演戲產生的「劇場假相」。演戲的人是不會受蒙蔽的，受蒙蔽的是看戲的人，是對「劇場假相」表示欣賞、從中得到安慰的人。林彪上演「四個偉大」，毛澤東受騙最深。所以他後來恨恨地把「親密戰友」稱作「政治騙子」。

既然政府還要由人民來決定，人民發出什麼輿論怎麼能由政府來決定？政府決定輿論，輿論支持政府，不用選舉，不會下臺，有人認為這種巧妙的設計便能長治久安。實際上，「輿論一律」的制造者總是事與願違，其後果不是長治久安，而是危機四伏。輿論不一律，社會矛盾得以及時揭露，導致政策改變以至政府更叠，都可以在和平的程序中進行。這是民主制度的好處。「輿論一律」，掩蓋矛盾，社會危機往往在不可預期的時間、意想不到的問題上突然爆發。齊奧塞斯庫的一朝覆亡，蘇聯的頃刻瓦解，其實危機早已潛藏在「輿論一律」的迷霧之中。中國也經歷過很多了。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1999年的法輪功信徒包圍中南海事件，有誰料到？不是連「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驚惶失措嗎？「輿論一律」破壞了預警機制，政府也就失去了安全行事的保證。

「輿論一律」究竟有什麼好處？對國家沒有好處，對政府也沒有好處。那麼，為什麼還要迷戀？


發稿：2000年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