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和文革暴力（上）

【明心网】刘少奇，1898年生，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最高权力圈子中的第二号人物，1966年8失去权位，1967年在中共报纸上被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10月被中共中央作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遭到长期囚禁和折磨。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宣布刘少奇已在1969年11月10日死亡。

１、百姓之死与高官之死

「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没有被北京封锁之前，笔者曾经收到两位读者的来信。他们说，「网上纪念园」展示了大批身为普通人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悲惨遭遇，三十年来媒体从未提起，现在网站上被明确记录和公布，是非常重要的突破；同时，他们也问，为什么这个网站没有列出身居权力高位的文革被害者？其中第一个就是刘少奇，还有陶铸等人。

确实，１９６６年８月以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陶铸则在刘少奇失去权位的同时上升为第四号人物，都在文革中被囚禁和折磨，然后悲惨地死去。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所记录的受难者，一般来说，都是普通人，不在权力阶层中居于要职，这些普通人在文革后虽然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从来不能在媒体上被公布和记录。

百姓之死的被隐瞒或被忽略，使文革的大图景因此而改变。普通人民遭受的痛苦和迫害长期不被记载，文革的罪恶在历史记载中因此变得轻浅。在笔者看来，千万普通人被迫害致死，才是文革图景的中心，因此笔者在过去十多年中，尽力查访这些普通人的名字和故事。

刘少奇不是普通人，但是也是文革的受难者。他的特殊地位，使他的名字广被人知。但是他遭受了怎样的折磨、他自己怎么看待他的遭遇，却成为极难澄清的事实。在民主制度的国家，获选而上台的领导人，广被人们所了解，他们失去了普通人所能具有的很多隐私权。在没有选举制的国家，情况恰恰相反－最高权力圈子始终是神秘的，领导人物绝对不被大众所了解。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保持神秘性乃是为了保持未获人民批准的权力。这种神秘性有助于强化那种权威。最高权力圈子不是人民投票选举的，也不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他们需要跟人民保持距离。

文革中，普通的「牛鬼蛇神」，被交给普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争」、折磨、甚至杀戮；但是刘少奇和陶铸这样的高层领导人物，却一直被另行监禁，是放在当时最高权力中心的直接控制下的。

也就是说，高层权力圈子的某人如果也成了「牛鬼蛇神」，仍是要跟与他们「斗争」的「群众」隔绝开来的。刘少奇被「打倒」之后，数十万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在中南外举行了一个月的「揪刘」行动，这一行动得到文革高层领导人的鼓励支援，却始终没有让这些「造反派」见到刘少奇本人。刘少奇只被交给他身边的中南海造反派「批斗」，这是有纪录片为证的。

至今，中国政府仍然不公开文革档案材料，即使跟普通人有关的档案都不准人们阅读，更遑论高层领导人，如刘少奇的了。

斯坦福大学的退休历史教授范斯莱克，在他的中国历史课上曾经讲到，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象是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他部分。

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只看得到一些脚的移动」。

２、一个被删去的细节：瘫痪后被绑在床上的最后六个月

在毛泽东死去四年以后、刘少奇死去１１年以后，１９８０年春天，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并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同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刘少奇生平及革命功绩的文章。

就在那期间，一位老作家和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一件事情：由于一篇和她有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她去访问该报总编辑胡绩伟。他们在延安时代就认识。在胡的办公室里，她偶然听到了这位总编辑和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电话上的谈话。

她说，胡绩伟和王光美在谈修改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是关于刘少奇的。那篇文章中写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以后，瘫痪了，还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人民日报》要删去写进文章中的这一细节，胡在电话上告诉「光美同志」，请她同意这样做，为了「党的形象」。

这位老作家对笔者提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激动，她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已经瘫痪了，不能走了，还要绑在床上，还是党的副主席，真是不像话。她说，她为这个党感到羞耻。

其实，报纸删去这个细节，也是应该感到羞耻的。

笔者查阅了１９８０年给刘少奇平反前后的《人民日报》，果然没有读到任何文章中谈及刘少奇最后六个月是被绑在床上的。这一个细节，已经被删除了。

在同年年底发表的刘少奇的儿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工人日报》，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５-８日）中，也没有提到绑在床上的这个细节。

但是，六年以后，在１９８６年出版的高臯、严家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道：「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７８页）。

《文革十年史》在上市以前就被禁止公开出售。两位作者在１９８９年流亡国外。笔者曾经询问他们上述引文资料来源。他们说一定有出处，只是写作此书的材料都留在北京无从查找。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文革档案》（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一书中，也有这个细节（２８６页）。这本晚出的书里保留了这个细节，显然因为不像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么醒目，或者因文革已经过去多年，刘少奇的事情不再被人注意，所以出版物审查者未再注意这样的细节。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刘少奇是否被绑在床上，相比于他被迫害至死，似乎仅仅是个细节问题罢了。

但是，《人民日报》删除这个细节，在保卫「党的形象」方面，确乎是有作用的。

把一个已经瘫痪的人绑在床上，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唯一的解释，是故意的残忍，是虐待！

在刘少奇子女的文章《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中，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别的细节，也相当可怕。其中一个是，１９６７年９月，把刘少奇的妻子逮捕并且把刘少奇的子女赶出家以后，在中南海刘少奇的家里「连夜筑起一堵高墙」，不准刘少奇再步出房门。

中共其他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也住在中南海。在那里连夜动工构筑一堵禁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象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因为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胜利的鲜花献给您》一文中还有另外的一句话，「他们又把爸爸服用多年的维生素和治疗糖尿病的Ｄ８６０也停了」。停止糖尿病的药，是比停止维生素，会带来严重得多的后果。

《文革十年史》中写道：（１９６９年１０月）「患有糖尿病的刘少奇，由于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长期卧床，又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上又脏又臭。临离开北京时，看护人员索性把他的衣服剥去，包裹在一床粉红色的缎面被里，被上蒙了一条白色床单。」（１８１－１８２页）这本书的作者之一高臯是一位医生，比一般人对疾病更有知识。

连夜筑墙禁闭、禁止糖尿病用药，也是很残酷的手段，但残酷程度，都没有把已经瘫痪的老人绑在床上那么直观、具体，一听就懂。所以，《人民日报》首先删除这个细节，因为这确实是最为阴森可怕的一个细节。可以说他们「删」得非常符合他们的用意。

《人民日报》在１９７８年以后的否定文革的过程中起了正面的推进作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们能公开地发表声音，绝大多数人民只有沈默。但是《人民日报》依然投鼠忌器。而且，在多年刊登满篇谎言之后，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删改大惊小怪。

这只是笔者极偶然听到的一个情节。　

作为红墙外的老百姓，应该问，还有什么被删节了？还有什么从来都没有写下来？

实际上，不会有回答，而且，在下文中可以看到，这种对历史事实删节和对文革罪恶的删节，继续在进行。

３、解释刘少奇之死

从官方媒体公布的材料中，可以看到刘少奇的最后经历大致如下：

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从第二号人物变成了第八号。不久以后，学生「造反派」贴出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１９６７年１月，刘少奇在中南海里面被「斗」，刘的专用电话被拆除。４月，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在清华大学被３０万人「斗争」。刘少奇则被《人民日报》不指名地称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７月，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中南海墙外「揪刘」一个多月。８月，刘少奇和妻子在中南海中遭到大会「斗争」并且被殴打。９月，刘的妻子被逮捕关进监狱，子女被赶出中南海，刘被新筑的高墙禁闭在原住处。

１９６８年夏，刘少奇病重。１０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刘少奇处在随时可能死亡的病危状态，被送到河南开封，放在开封政府的大院内，继续监禁。１１月１３日，刘少奇死亡。

７年以后，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死亡，毛死后又过了三年半，刘少奇得到了「平反」。他的罪状，也都一风吹了。

人民不准询问：这一切是到底为了什么？中国官方很快就有一套关于文革和刘少奇之死的理论：主要责任在林彪四人帮，不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

接著，在１９８０年新发行一百元钞票上，印上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四个侧面头像。有人觉得这种排列很奇怪，为什?周恩来在刘少奇之前？文革以前周排在刘后面的，也有人说，周在林彪死后，也是第二号人物，和刘一样。其实，这也是一般人无可置喙的，人们不过议论议论罢了。在没有电脑互联网以前，普通人不可能用书面文字讨论这样的问题，只在口头谈谈而已。

官方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称之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钞票上，他们四个人紧紧相依，亲密无间，好象阴谋、迫害和谋杀，从来没有在他们之间发生过。

有一本名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巨型画册，在１９８８年出版，编辑者是「中共中央研究室」和「新华通讯社」。其中有「刘少奇生平大事年表」一章，关于刘少奇在１９６７年，只有一句话：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１９８８，２８５页）

已经１９８８年了，还在如此煞费苦心地制造这样的谎言，为毛泽东的责任开脱。这是为了什么？

如上所述，打倒刘少奇，是一个长期策划运作，并且不惜发动全国性运动乃至内战的一个过程。从刘少奇失去第二号人物的位子到他死亡，其间有三年多的时间，全国的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１９６７年７月中旬那几天毛泽东不在北京，就能说明什么这一切不是毛泽东策划的吗？

何况，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８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　Ｍａｏ，　４８９─４９１）。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到了１９９９年，新版的一百元钞票又改变成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的头像了。也许岁月流逝，年轻一代已经不知道刘少奇是谁了，何必还要提这个人，以及可能因此引起对文革的记忆和疑问呢？毛泽东一个人足以象征、代表权威。

历史如果不被纪录，不被分析，就会在人们的记忆中退色、消失，或者被歪曲成另一幅图景。随著时间推移记忆淡化，谎言反复讲述，不同声音被禁止，对刘少奇的官方解释，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４、中国古代君臣相害的延续，还是史达林主义的中国版本？

刘少奇一案，是第一号人物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残酷斗争，应该怎样解释？

一种思路，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专制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和大臣之间的谋害、杀戮的血腥史实，是大量的，特别是在新朝代初创的年代。

春秋时代，吴王杀伍子胥，越王杀文仲，都是例子，成语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对皇帝立有大功的大臣，后来被杀的，可以数出一长串。秦代有李斯，汉代有韩信，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害死了从小一起放牛的大将军徐达，处死了宰相胡惟庸，并且从此取消了宰相制度。太平天国一在南京建都，称「万岁」的洪秀全就杀了「九千岁」杨秀清。

这是军事杀戮、获取政权以后的又一次杀戮，可以称为「第二次杀戮」，是杀戮内部高层领导，最高领袖的战友。与土匪的内部火拼有所不同，这些杀戮是通过某些司法程式的，如审讯和判刑，对被杀戮者，也都诉诸文字的罪状罗列，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些理由和根据，尽管理由和根据，实际上都可能是伪造的。

司马迁《史记》的《李斯列传》载：「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尚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他到秦国，辅佐秦始皇攻打吞并天下，被任命为丞相。之后他又建议焚书坑儒。秦始皇死后，他帮助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夺得皇位。两年后，李斯被以叛变罪被判决死刑。「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

司马迁记载了李斯被杀前说的话。我们不知道司马迁怎么了解到李斯关于带狗打兔子的临终谈话。不过李斯是当众被处死的，所以有这种可能性。刘少奇死前说过什么，至今没有任何报道。这是很奇怪的。现在官方报道的刘少奇最后的话，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由他的妻子王光美在文革后给他平反时说出来的。他们被强制分开，直至刘少奇死亡，中间有两年多的时间。他在最后的两年里说过些什么，从来没有见到任何记载。显然，他所受到的监禁非常严密，没有同情者可以接近。在这方面，文革也比暴秦还要残忍。

在二十世纪，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这种血腥杀戮，发生在苏联、中国、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内部。史达林是这方面的鼻祖。史达林在「农业集体化」和「肃反」中残酷迫害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民，而且，最高权力圈子「政治局」中，除他本人之外的其他六个成员，都被他清洗了，不是被迫自杀，就是被刺杀，或者被判处死刑。这六个成员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

１９３７年布哈林被投进监狱。１９３８年２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阴谋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布哈林在审判中承认了某些被指控的罪行。他被判处死刑，在１９３８年１４日被枪决。有人分析，布哈林承认有的罪行，是因为他的小儿子才两岁，为了保护家人，他不得不这样做。也有人说，那是布哈林上了史达林的当，以为合作认罪可能保全性命，他帮助史达林制造谎言，但是仍然被处死。

１９６７年刘少奇被禁闭在中南海的时候，他的最小的女儿只有六岁。刘少奇分别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和１９６７年７月作了两次「检讨」。他没有对抗文革，但仍不能免除他被「打倒」。

史达林的另一个手法，是起用某个人来清洗别人，然后再起用另一个人，把这个人打下去。在最高圈子里，他一直使用这样的手段。史达林先与布哈林联合行动清洗了托洛茨基，然后又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然后是布哈林自己。史达林的秘密警察头目也如此数度替换：先是雅戈达，然后杀了雅戈达任用叶若夫，又杀了叶若夫任命贝利亚。

中国的情况相似。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到５月２８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文革的指导性文件「５１６通知」，清洗了高层领导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李雪峰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中写道：

「５月１１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听见有人在后面拿著什么材料念。彭真一听就火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来朝著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李雪峰在彭真被「打倒」后接任彭的北京市领导人的职务。原文发表于《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四期。收入《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３７－３８页）

在刘少奇主持的把彭真清洗出去的会上，彭真表白他第一个喊「毛主席万岁」，结果无济于事。而且，一年以后，轮到刘少奇来做这样的辩白了。

据刘少奇的子女说，１９６７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攻击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刘少奇非常气愤，对他的儿女说：「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见上引《胜利的鲜花献给您》）

刘少奇在１９４５年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说法，对"E高毛泽东的权力地位有大功劳。但是，取代他的第二号人物的林彪在１９６０年代发明了一大套关于毛泽东的辞令和生活仪式以及规则，比如「四个伟大」、「顶峰」、「万寿无疆」、「天天读」、挥舞小红书、到处建立毛泽东的巨型塑像，到处张贴毛泽东语录，等等。彭真和刘少奇在这一方面要跟林彪竞争，显然是劣势。

林彪红极一时，被称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在共产党党章里写进了他的「接班人」地位。不过他在其位只有５年，然后遭到毛泽东的废黜，１９７１年９月逃离中死于外蒙。

重要的是，尽管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权力圈子中谄媚最高统治者的竞争，显然已被证明会给竞争者带来灾难，但他们却依然竭尽全力。

这样的历史让人惊异：毛泽东不但可以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被饿死、被打死、被枪毙，被「斗争」、被侮辱，而且，对政权的第二号人物，从刘少奇到林彪，也都能让他们悲惨地死去，而且极其顺利，不遭到任何抵抗。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毛泽东若不在１９７６年死亡，一轮一轮的清洗还会继续下去。似乎只有他的死亡才能停止这种恐怖。苏联也如此，史达林死亡后，最为积极执行他的恐怖政策的贝利亚被处死，此后政治局委员们不再被杀戮。

这是偶然的相似吗？

不过也不尽然仅仅是相似。中国的皇帝虽然杀戮「功臣」，却并不曾也不可能像毛泽东那样动员全国上下，包括老人和孩子都来挥拳高呼「打倒刘少奇」。史达林虽然杀害政治局委员，但是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让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三至六年，让学生参与「揪刘「和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毛泽东为其「打倒刘少奇」的事业而让老百姓付出巨大经济和道德代价的做法，是古代皇帝和史达林都望尘莫及的。

发稿：2003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