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上）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４日，军代表进驻公安局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搜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题为《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３１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之后，又组织起从３００多人逐渐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人的班子，用一年多的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主要档案７７万余卷，零散材料１０５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８６２３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１５３３７４件，并将其中８５３４４件编印成１２２册，转发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严重失密，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专案组还在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的材料中，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闵步瀛定为“京津铁路局督察室特务”，焦昆定为“ＣＣ特务”，张烈定为“叛徒嫌疑”。更为滑稽的是，刘传新一伙竟然轻信曾在汪伪时期充任开封六路军中将副司令、远东国际民主联盟中央总局常务理事兼机要理事的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３９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还有教授、干部、职工等３００余人是日伪“华北兴亚民主同盟”的潜伏特务。这份假材料转发全国各地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受此案牵连的就有１０５人，其中９１人长期背着“特务嫌疑”的黑锅，３人被逼迫而自杀身死。

在康生、谢富治的亲自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捏造了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１２２７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１０９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１３４９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５６８９件”……一句话，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以及其他主要领导成员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７日，刘传新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８０００人“控诉批判大会”上，宣布对冯基平、邢相生等２４名公安局领导干部“逮捕法办”。

８月２３日，刘传新将８１４名公安干警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

８月２９日，刘传新将刘少奇、贺龙、叶剑英、彭真、李井泉、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子女７０人关进市局少管所，强令他们揭发其父母的“罪行”。

一阵“大拆大卸”之后，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发表了耸人听闻的讲话：“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１０８０人，还有４５９人待定案处理。”

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刘传新按照“四人帮”的旨意，把社会上流传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１９７５年底到１９７６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谣言”１０００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审查。

刘传新的这一系列表演，加深了“四人帮”对他的信任。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四人帮”下达了不准戴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设灵堂，不准开追悼会、不准写悼念文章等一道道禁令。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卑劣伎俩，激起了首都人民的强烈义愤。４月２日，北京出现了第一支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４月４日是清明节，又恰逢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出现了更为壮烈的场面。就在这天，“四人帮”下达了镇压的指令。于是，他们在公安部门的党羽亲自带人到天安门广场偷记汽车牌号，拍照诗词，还派人在历史博物馆楼上用长焦镜头进行录像侦察。公安局长刘传新特地布置“把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子夜时分，一队队民兵开进广场，纪念碑东西两侧穿棉大衣的人群渐渐拉开了阵势。广场东侧突然杀出一彪人马，迅猛地冲向纪念碑，等候多时的民兵和警察趁机一齐扑了上去，几个朗诵诗文的人很快被抓了。

紧接着，２００辆卡车开进广场，２０００多个花圈被洗劫一空。

发稿：2003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