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生：谁来担罪？（下）

【明心网】三、俄罗斯比我们多什么

“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人性的社会是允许人软弱的，因为它理解人承受压力的能力有限，也就会致力于解除加在每个人身上的压力，使每个人尽可能自由轻松地活着。”（谢有顺《《话语的德性.尤凤伟：1957年的生与死》P63）而在一个强权社会里，软弱是一件可怕而令人绝望的事情。它只可能被强权肆意践踏和蹂躏，而不能给使用者一点点哪怕是最不可依赖的保障。所有那些在强大的压力和死亡的威胁面前曾经选择了软弱和卑琐的人，并不一定要受到什么谴责，也不一定将忏悔挂在口上，更不必要哪个人或哪些人为一个时代负责或因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软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在那样的环境下，要求人人都必须具备以生命抗争强权的勇气和举动，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还是不能不提到一些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的人来。他们也不是在那种情况下非得高高昂起自己的头，但是他们不愿意匍匐自己的灵魂在地任人践踏。《一天》中有一个着墨不多但形象非常鲜明的人物，我们甚至都无从知道他的名字，只有从一个只能让人联想起耻辱的印记“尤.81”——他的犯人代号把他从人群里分辨出来。这是一个个子高高的老头，在监狱里生活的年头已经无法统计（共和国的哪一种赦免令都不适合他，蹲满一个10年，又接着给他另一个10年——他只能是一个政治犯，尽管书里并没有直接这样称呼他），但是他的直挺挺的腰杆在犯人里面很突出：因为劳改犯人都是驼背。作家在文中写到：“从他那又黑又大、满是裂口的双手可以看出，多年来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他变得迟钝。他的内心告诉他永不妥协。”这句话，正是索氏本人的真实写照。

索尔仁尼琴因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有不满最高当局的言论而被捕入狱，被判8年监禁，刑满释放后又被流放。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流放地，索氏本人始终没有匍匐下他那不屈的灵魂。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最艰难的境遇下创作的，有的甚至是在监狱里：没有纸，没有笔（有也不准用来写作），没有写作的空间——物理上的和心灵上的，都没有。有的只是牢狱、孤苦、监控，被抛掷在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之外，为了能够写作而东躲西藏，时时为自己的手稿担惊受怕，有时甚至不得不毁掉它们：“把剧本烧掉我心痛得流下了眼泪……”(《牛犊顶橡树》P9)。然而，他还是选择了这种除了危险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可以预料的回报和保障的职业：地下写作。他的回答也是：“写作的目的只是在于不忘怀这一切，指望有朝一日为后代知晓。”（《牛犊顶橡树》P5）。仅仅为了这一点，他象一条深潜水下的深水鱼，在劳改营、流放地和地下深处整整躲了15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而这些作品的命运几乎就等同于作家的命运：小说《一天》发表后不久就遭到公开批判，旨在暴露斯大林时代阴暗面的长篇小说《癌病房》、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和以揭露十月革命以来“非人的残暴统治”为主旨的《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在国外才得以出版，在国内根本没有面世的可能，索氏本人则被苏联驱逐出境，去国20年。

他的笔下的所有主人公也是那种腰杆笔直的人物：舒霍夫，虽然似乎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也做出过不那么光彩的举动，但是，他没有告密过，没有低三下四地围着派工员转以减轻自己的劳动强度，也没有象那些已经失掉了所有的做人的尊严的人那样去舔别人的饭盆，更没有承认自己有罪，而在干活的空隙里在思考造成他蒙难的根源。科斯托格洛托夫（索尔仁尼琴的另一作品，长篇小说《癌病房》的男主角），即使已经身患绝症，也没有放弃对使整个民族罹难的深因的探究以及在最恶劣的环境里对真理的坚守和对美的守护：这个人生经历极为坎坷的前劳改犯人，几乎可以说就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他们同样沦为了极权的囚徒，但是，他们没有轻易认罪。有罪的是当局：他们常常以一种轻描淡写的口气跟同伴们聊起自己被关进来的经过，这些平淡的文字给我们的信息却是有力地痛斥极权的专断和野蛮。他们和索氏本人一样，从未也决不屈服：“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牛犊顶橡树》P228）”这句话，也是索氏的内心永不妥协的一个响亮的宣言。

而《1957》里面，能做到这样的人，几乎没有：软弱成了他们的一种权利。或者忍辱偷生（如周文祥一再说自己的女友不思变通，认死理），或者顺应时势（如苏英每次来看望周文祥都带来礼品分送管教），或者装疯卖傻（如吴启都假装精神失常而免造迫害），或者谄媚管教（如陈涛向管教送蛇以求尽快改造好自己，以便早日脱离苦海）……所有这些费尽心机的举动，为的只不过留得自己的一条命在。固然趋利避害是一种本能，但是他们这种做法已经有一个先决条件：他们是在自觉意识到自己有罪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仅此一点，就和索氏笔下的人物有了相当的距离。

俄罗斯比我们多什么？这个问题，是作家尤凤伟，同样也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尤凤伟在剖析这些知识分子在苦难面前的软弱行为时并没有一味采取责难的态度。很显然，在他的平淡的叙述中，他对他们的不幸境遇还是抱有深深的同情的。然而，这种同情不能遮没作家的内心的思考：谁来为我们那个苦难的时代和时代的苦难承担罪责？

完全有权利说是权力意志肆意践踏和戕害了人的尊严，因为正是整个国家机器的联合运作和集体意志的强制管理才造成了民族和时代的悲剧。但是，也不能不考虑这样一点：如果作为客体的每个人不都是那么软弱，不都是那么主动地配合权利意志的话，极权能那么容易就封死了整个民族和时代吗？人的过分软弱难道不应为这一悲剧承担一定的责任吗？软弱给了政治以可乘之机，集体的喑哑无言换来了灵魂匍匐在地的必然结局：这种结局是我们应得的。我们太缺少俄罗斯传统上就具有的那种永不妥协的精神。

当然，这种永不妥协的精神在《1957》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的。冯俐，周文祥的女友，就始终没有低下她那颗高贵的头颅。一直到被害都没有承认自己有罪，这个底线，是多少应该坚持的人都没有做到的，她却用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做到了。她本来是一位对政治并不是很关心的人，但是因为男友周文祥的原因也身陷囹圄。在狱中，她没有像明智的人在灾难临身时通常表现的那样委曲求全，什么“既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什么“瓦罐井上破，小腿怎能扭过大腿”的古训，对她全无用处：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在劳改农场，甚至在面临被处决的威胁时，都不顾性命地向当局抗议、争辩。像这样一个弱女子，以自己的生命来为那个时代涂抹上一点亮色，当然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可惜，这样的亮色比起那个时代的集体喑哑无言、忍辱偷生，未免太微弱了。而把一个时代的历史重负都搁置在一个弱女子的肩上，不也太令那些本应该挺直腰杆的人汗颜了吗？

四、历史是一面空镜子

索尔仁尼琴在创作《古拉格群岛》时，许多人劝告他不要做下去，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并举出俄罗斯的一句著名的谚语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回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记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P262）忘记是对历史的批判，因为历史的苦难只有被人记住的时候，才有可能不被还原成当权者所希望的那种空白的状态。记住我们的苦难，应当是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人所不能回避的。然而，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现在也不过三十多年的时间，漠视和遗忘便已成了它最大的敌人。

责任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如今已经是非常陌生的字眼，而一个民族的一段苦难的历史又多半和政治与权力联结在一起。记住并再现这种苦难无疑要承担一种特殊的责任，尤其是在与这段历史有涉的执政者希望和鼓励这种忘记的时候，这种承担，更需要良知和勇气。谁来担负这个反抗集体遗忘、警惕失忆的这个责任？谁愿意面对历史的黑暗角落，进行心灵的逼问和审视以免历史被轻易地篡改，归于虚无？无疑，那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不能将加在自己身上的历史重负像普通人那样轻松推开——无论是被历史和时代强加于身还是出于自己的良知感受到某种使命感而自觉背负在肩。这一点，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做到了，中国作家尤凤伟也做到了。

知识分子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班达曾经给知识分子作过这样一个著名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kings），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根据这一定义，真正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受到真理和正义的感召时，都应敢于斥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权威。有时甘冒被烧死、放逐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P43）这样的说法虽然不免有极端之嫌，但是，我以为，这才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本色，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依然应该呼唤的一种特质。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选择这样的题材进行创作，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笔力所及又这样锐利深远，《一天》和《1957》在这个意义上，已经是那种集体失忆症的最大的敌人。而在困境里坚持作出这种选择的两位作家，索尔仁尼琴和尤凤伟，他们的头颅上，应该是配得上戴起“人类的良心”这一桂冠的。

历史是一面空空的镜子，需要由人的记忆串联起一个个复杂的段落，并将这段落如实地回映在上面。而怎样在那面空空的镜子里再现那些已经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距离的历史的真相，仍将是我们所不得不继续面对的一个问题：这需要真诚、良知和勇气。索尔仁尼琴和尤凤伟，已经走在了前面。

参考书目：

1．索尔仁尼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2000年1月第一版
2．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2000年1月第一版
3．索尔仁尼琴《癌病房》2000年1月第一版
4．尤凤伟《中国1957》2001年1月第一版
5．张贤亮《绿化树》，《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1994年12月第二版
6．班达《知识分子之背叛》2002年4月第一版
7．谢有顺《话语的德性》2002年5月第一版
8．张晓强《索尔仁尼琴———回归故里的流亡者》1996年第一版

发稿：200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