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后亲历记（下）

【明心网】这年十一月的八届六中全会对人民公社有些降温了，但我们没觉察出来，还浸淫在张春桥有关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鼓吹供给制的战时共产主义文章中，当时还传达留在学校里的新闻系同学把所有大衣集中起来，谁出门想穿哪一件就穿哪一件。还好第二年一月我们从农村回学校已没有人再提起这个“共产风”的“先进经验”。

五九年一月回学校，这一年和五六年九月刚入学的大半年，是我们稍微可以静下来上课和读些书的时候，虽然政治学习也很紧张。但这年暑假回上海亲戚家度假时，看到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神经又崩得紧了。当时还不晓得矛头对著谁，但自己心里紧张，因为一搞运动，我们这些“问题人物”总有危机感。

暑假后开学，党内传达批判彭德怀的问题，但对我们这些党外人士保密。我也猜可能彭老总出问题了，一是他不出来了，二是这学期难得系主任何干之教授给我们上课讲专题其中大批抗战期间有人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口号，在以往的党史教材中，从来没这个内容，可见和八届八中全会的新精神有关。

但当时只能怀疑，不敢肯定，也不敢打听，因为打听党和国家机密，罪名可大可小，但是决没有想到斗争会如同文革当中所揭示出来的那样激烈，后来更知道毛泽东和彭德怀还操彼此的娘。

接下来，学校里也反右倾，还好我们在农村时头脑里的左倾思想还没转弯，从农村回来得早，没有看到共产党的恶果，也没有参加被好些人称之为“得不偿失”的大炼钢铁而不知详情，加上反右倾主要是党内的问题，所以我可以平安渡过。

但学校里可没那么平安。当时刚调去北京大学不久的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邹鲁风，带领北大和人大的调查团去河南调查人民公社时犯右倾错误，回来被党内批判。我看不到那份调查报告，既然党说错了，那当然错了，我们没有丝毫怀疑，也不敢怀疑。这位知识分子型而风度翩翩的一二九干部，不久竟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我听了非常吃惊，因为当时仍然不知道中共的党内斗争会是“无情打击”，连老干部都吃不消。党史教材书上说，在毛泽东掌权后批判了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换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一九六零年刚过完元旦，我们又下乡了，地点是北京东北郊顺义县的张镇公社，这次说是去整社，但又要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世界观，还要通过农村调查写毕业论文，反正我抱著去改造自己总没错，至于整别人是班里党员的事，我不去理它。

那个地区是冀东老根据地，还有些被封后的地道；四野进关时林彪和聂荣臻在那附近住过。因此我除了采访这些革命事迹，就是筹备农村的新旧对比展览会，以示共产党的英明伟大。那时我拥有别的国内同学所没有的德国相机，自己也有胶卷，所以找破房子拍下说明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找条件好的农户拍下他们的新房子、热水瓶说明他们“翻身得解放”。三个月很快混过去，每个人的毕业论文也莫明其妙都通过了。进校时发下来的成绩册上写的“国家考试”等项目在政治运动中被冲掉了。

在农村，我们的粮食定粮还没问题，仍是比城里多些，算“照顾”，记得有次过节吃馅饼，一顿吃了十二小两，农民情况不清楚，因为这是犯忌的事。不过猪已不行了，农村里规定猪要长到一百四十斤才可宰杀，但那时到一百斤就不再长了，老乡说“僵掉了”，玉米、黑豆都给人吃了，哪还有猪的份？我们从室外野地里拉好屎走出来，猪就走进去吃我们的排泄物。以往只听说“狗吃屎”，现在是猪吃屎了。所以那时就是难得吃上猪肉，味道也不好，没有弹性，真是僵掉了，其实等于我们自己吃自己经过猪肠胃提炼过的屎。有一次一头驴子死了，摆在村子的主要街道上膛开，肠子留了一地，非常恶心，但村子里有肉吃是高兴的事，我们也分到一点，但我还缺乏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竟然不敢吃。

三月底回学校后又有新的运动，那就是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思潮，除了批判国际上的苏修、南修，国内一批作家也被点名批判，包括“洞箫横吹”的作家海默，责问他吹的是什么调；诗人郭小川感叹星空的伟大和自己的渺小则是悲观主义情绪；连我在印尼时的中共驻当地大使王任叔，他的笔名是“巴人”也被批。我们的共同罪名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他们的超阶级人性。于是一大堆马恩列斯毛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出版物发给我们学习。虽然我认为不可能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的审美观，但哪里敢说出来，只能人云亦云，改造自己去迎合党。

到那年暑假毕业，北京还看不出饥荒的迹象，只是买食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五九年农村回来后，学校已关照党团员革命群众不要排队去吃东西和买东西，平时我们也以“艰苦朴素”要求自己，不乱上馆子，但临毕业前想想在北京呆了多年，鼎鼎大名的东来顺涮羊肉都没吃过，毕业后离开北京，再也吃不到太没意思了，于是和平时相处较好、也还比较有人性的党支部宣传委员“串通”，几个“知己”在某个星期天早早进城到东来顺排队，总算吃到仰慕已久的涮羊肉。当然，把平时引以自豪的校徽拿了下来，免得被人打小报告。

毕业分配虽然各有各的小算盘，但共产党有本事让每个同学贴出自愿去边疆锻炼的决心书和请战书。不过总的分配结果还是大城市多，我因为上海有亲戚，加上对华侨的照顾，便分到华东师范大学，在政教系的中共党史教研组任职。在师大工作了几年，印象深刻的是比北京还左，重用工农出身的干部，特别是本校毕业的工农子弟，对我们外来的有不信任感。第一年不给我教党史，而是和一位非党的中年教师教中国近代史，所幸我本来就对通史的兴趣多过政治性太强的党史，因此倒也自得其乐，第二年才转回本行。

人大读书重资料，师大重观点，只强调学毛著和做学生的政治辅导员。我备课很快，然后钻到阅览室找当年中共的刊物看。其他同事虽不说，但我感到他们当我不务正业，甚至是“异端”。这埋下了没多久我就被逐的命运的原因之一。有一次人大的党史教研室主任胡华来上海，我们几个同学和他叙旧，不久上海市委批判他只专不红，不重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显然也有对我们警告之意。

这年的冬天，物质供应开始明显的紧张，有钱买不到东西吃。学校食堂吃“双蒸饭”、烂糊面，再就是用化学用品做的酱油汤来填饱肚子，浮肿病盛行。我住在朝北的集体宿舍里，明显的抵不住寒冷，穿上了长期备而不用的丝棉裤和棉鞋，仍然不够御寒，唯有早早上床躲在被窝里。六一年初的春节和一同分配在上海的同学去南京拜访在南京大学工作的同学，在大三元吃一碗四粒宁波芝麻汤圆，当作天下第一美食。这一碗两块钱，当时月薪四十八块五角，等于一天多的人工，但好过上海什么也吃不到，而北京的同学带话来，他们吃的馒头和窝头已掺了榆树叶了。

后来“三高政策”出现，可以买五毛钱一只的鸡蛋或水晶包。大饥荒的消息传到国外，但我保证没有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写信给印尼家里总说一切都好，但印尼家里还是寄钱和食品来。食品在海关检查时常被搞得一塌胡涂。寄钱是外汇，有油票、肉票等奖励，还可以到华侨商店买特殊供应的商品。六一年妈妈亲自来上海，问我要不要出国，我则是官式回答，要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共渡困难。

姨父是复旦大学一级教授，又是学部委员，有去锦江饭店附近文化俱乐部不用粮票吃饭的优待，因此周末我常到他们家里去那里增加油料作物的营养，但回学校后又常常因为虚不受补而拉肚子。时至今日，我的肠胃仍具相当的弹性，可以忍饥挨饿，又可以撑到动弹不得，就是那时练出来的。

不过我也一直为这种“特权”待遇而心有不安，五九年的“共产风”还没有从头脑里消失，因此还会将优待买来的食品和同事及朋友共享。一位同事得了肺结核，我把五百粒一瓶的外国鱼肝油丸送给他，但后来全国抓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我这些做法有“腐蚀革命干部”之嫌，把我调走可能也与此有关，免得连累他人。

寒暑假时分在华东地区一些要好的同学会聚一聚，大家交流“小道消息”。有关大饥荒是“天灾人祸”和大炼钢铁是“得不偿失”之说也是那时听来的。但那时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斗争，因此在政治学习里也谈出一些，以示对领导封锁消息的不满。相信因此也惹事。六四年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吃饱了饭就要搞斗争，因此我的命运也有变化，“组织”把我调到一个半工半读的技工学校教政治课，可说是连降两级。当然调走我的理由是“革命需要”，要我到那里当“骨干”云云，我仍坚持服从党的分配，没有任何讨价还价就去了。到那里一看，教研组里除党员教师之外，都是教龄满长的教师，我在那里算小辈而已。听到我离开高校的消息，外地一位同学给我抄了一份中宣部关于整顿高等学校政治教师队伍的文件，我才明白我是不适合担任而被“整顿”出去，“组织”调走我所说的话只是一片谎言。

不过这也是因祸得福，两年后爆发文化大革命，我在这单位因为是新来的，讲话比较谨慎小心，没有什么反动言论和修正主义言行，所以逃过一劫，这是后话了。

但是这几年中我虽然也算得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却没有听到饿死人的消息，主要是生活圈子比较窄，亲友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同事中就算知道，也不会同我这个身份敏感的人说，万一捅到海外，这个“泄露党的国家机密”的“里通外国”和现行反革命罪可不是玩的。而彭德怀反对极左路线的重要意义自然也无从知晓。

就算文革结束彭德怀平反，清算毛的罪行，主要也是文革部分，大饥荒问题并没有同人命连在一起向毛和中共清算。

我到了香港以后，虽然对毛早已深恶痛绝，但对大跃进大量死人的事还是半信半疑，后来陆续看了一些分析文章才深信不疑。而大陆内部，后来也偶有出版物提及，死亡人数比海外估算的要低，但也有两千五百万左右。

不幸被谋财害命的上海女作家戴厚英一九八八年来香港时送了我一本她写的新长篇小说“流泪的淮河”三部曲的第一部“往事难忘”，三部曲以她的淮北老家作背景，第一部是从抗战胜利后写到大跃进结束，对家乡怎么饿死人有所叙述，结果是虚报产量该负责的干部成了忠臣，讲实话救了家乡人命的干部反被惩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陆作家以文艺作品的形式揭露中共和毛泽东在大跃进的罪行。当然，大陆不能出版，要在香港才能出。

可是号称“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负责”的中国共产党，至今没有对事关几千万“人命关天”的事向全国人民作任何交代！官方还禁止公开讨论这些事件，继续推行愚民政策，以保住他们的特权统治。

戴厚英在最后一章不无沉痛地写著：“淮河边上最悲惨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舞台上没有流下多少血迹。而不流血的死亡是很容易被人忘记的。偶然，有人在刨地的时候、挖井的时候，发现了当时埋藏得不深的饿殍，便又把它们用土盖起来，接一个地方去挖去刨。中国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众多的人口自然应该用自己血肉之躯去丰润自己的土地，使大地生生不息。”

和大多数中国人来比，我是幸运的一个。但良知不能使我忘记他们，更不能因为他们已化为灰土而遗忘他们。“忘记过去就意味著背叛。”而我更因为长期以来自己的被欺骗而愤怒，可是至今仍有不少人在重走当年我的“愚民”道路，好几月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责问说大跃进死那么多人，有照片为证吗？我在这里可以回答：没有。当时城市里没有多少人有相机，何况农村。就是有相机的人，敢去拍那些饿殍吗？五七年整风开始大字报满校园，我感到新鲜，说了句该去拍张照，也只是说说而已，但反右时的就追查我想拍照的目的。悲哀的是中国人自己奴性太强，不懂反抗，甚至做了“愚民”还振振有词向他人兴师问罪，就如当年我也去批判“帝修反”那样。这当然是中共愚民政策的成功。所以我要以亲身的经历来说明，只有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解开那些“愚民”的枷锁，中国才有得救。这需要我们做耐心细致刻苦的工作。

（大纪元）

发稿：2003年5月20日    更新：200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