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一生：谁来担罪？（上）

【明心网】“只要我的良心和那种微弱的心声还让我继续前进，把通往理想的真正道路指给人们，我就要继续拉住我遇见的每一个人，告诉他我的想法，绝不顾虑后果。”——苏格拉底

“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拉吉舍夫

一、一天，一生：一代人的罹难史和心灵史

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是前苏联的著名作家，中篇小说《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简称《一天》，下同。作者注。）是其成名作，也是前苏联“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这篇历经重重阻拦、最后由赫鲁晓夫亲自审批才得以发表的作品，1962年面世伊始就在全苏联掀起了轩然大波，并于1965年遭受了大规模的批判和禁止，同时也为自己迅速赢得了意想不到的来自几乎全苏联人民的支持。它被批判的原因即是其真正价值所在：首次披露了前苏联斯大林专制下的监狱生活内幕，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舒霍夫身上折射出了斯大林专制时期下的整整一代人的灾难历程。小说在尽量压缩的空间和时间里，由某个人的具体遭遇（舒霍夫在前苏联劳改营里的一天的普通生活）和精神状态（被强权扭曲而没有最终屈服的心灵）折射整个社会和时代的人类苦难史，是其得到广泛的称赞和众多的期许的根本原因。

无独有偶，中国作家尤凤伟的长篇小说《中国1957》（简称《1957》，下同）也以同样的原因获取了自己的价值。这部以罕见的力度成功地还原了一段精神意义上的历史真实的当代作品，不是第一部以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为题材的小说（或许也不是最后一部），却达到了中国同类作品中的最高水平。小说通过一个叫做周文祥的北京K大的大学生在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不幸遭遇，剖析了知识分子群体在强权的淫威下不得不渺小下来的身躯里苟且生存着的灵魂。这是一部一代知识者的罹难史和心灵史，一曲特殊年代里的普通人在特殊生活境遇和特殊形态下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深沉的悲歌。

将这两部同样是描写囹圄生活的同题材作品放在一起，似乎不具备深入分析的条件：相似点和不同点都很外在。相似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浅显的方面：故事的表层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一天》中的舒霍夫，前红军的一名普通士兵；《1957》中的周来祥，北京K大的一名普通大学生（当然深层次的主人公都是权力。）；都辗转生活在监狱和劳改场所：《一天》：监狱和劳改营；《1957》：政治犯看守所和劳改农场；都是在生存环境——权力的载体下接受肉体的改造，进而改造和重塑自己的精神和意志。不同点则主要是两个完全来自于不同背景的作家所进行的完全不同质的写作经历：索氏本人曾经身陷囹圄8年，《一天》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亲历；尤凤伟则不同：完全从“非我”处获取素材，创作属于非经历写作。然而，在对作品主旨的把握上两位作家却殊途同归：在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的同时，着重挖掘作为个体的人（知识分子）在特殊境遇下为什么会以异常形态表现的深层历史原因。

为什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了一起？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从无罪到获罪，本身就是一件荒唐的事情，而再到自觉有罪，这种角色的转换，心态的转换直至对非人的处境和状态的麻木认同，更是一件荒谬的事情。可是，当整个社会和时代都出现了这么一种荒谬的现象——多得难以想像的清白无辜的公民被他们的政府宣布有罪，而罪名竟然是有害于那个他们一直热爱着的——国家时，就不能不引起人的深思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集体获罪的荒谬状态呢？而且，几乎所有的人对这种瞬息间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惊人的改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能老老实实俯首认罪。在一个自己原本根本陌生的境遇里，一个人会软弱，会恐惧，会委曲求全，甚至产生苟活下去的念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状的发生，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充斥着整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这种心态和状态来面对那种完全是不合理的强加于人的境遇，就不够正常了。是什么造成了这样悲剧和灾难性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判断的能力乃至于人格和使命感的集体丧失？这个问题，无疑是两位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坚持进行着的思索所首要考虑的。

二、软弱和卑琐是否是一种必然

《1957》里，主人公周来祥多次听到和说过这样的话：“要活着出去。不能死。这样死了没有意义。”（P30《1957》）在经历了束缚、封闭、打击以后，曾经是知识分子的周文祥意识到，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像动物一样活着或者活下去是他们这些老右们所被余下的唯一“权利”。活着，哪怕像一条狗：像狗一样的听命于人，像狗一样的摇尾乞怜，像狗一样的不知羞耻，还有的甚至像狗一样的撕咬同类……只要能活下来，一切代价都不能被称为代价。老祖宗不是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古训么？人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三尺之躯，似乎就有了现在承受一切和将来成就一切的资本。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这条生存原则，而且甚至把崔老（和周文祥同住一个监室的犯人——作者注。）劝他的上面这句话奉为“囚人谶语”，并多次在书中强调，多亏了这个，才使得他自己得以活着度过二十多年的刑期。

即使只是把“生存和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与“好死不如赖活着。”这样两句话放在一起，也是很荒谬的，然而后者却是对前者的一个绝对中国化的诠释。它们代表了中西两种文化对生命的不同理解。莎翁的这句论及生死的名言似乎只有西方（同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前苏联似乎应该除外：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东方大国。）的知识分子才能给予肯定和认同，而在东方，活着的意义要远远高于一切。（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舍生取义的传统，但是，传统上的那种取舍，更多的是为了某种功利性的需要，比如说效忠。）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书里的人物总是把“要活着，要活下去”几乎是时时刻刻挂在口边：无论是在周文祥入狱起始崔老劝告他吃饭，还是周文祥本人在适应了监狱生活方式以后在心中默念会面后该怎样劝告他的心爱的女友，“活下去”都是他们口中的一个关键词汇。

为了活着或者活下去，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饥饿。他们在监狱里的生活主题也主要围绕着拿什么填饱自己的肚子。为了一口食物，他能忘记了做人还有尊严：劳改犯人们有哪个饭后没有舔过自己的饭碗呢？《一天》里，舒霍夫吃饭时用面包皮和小勺刮自己的饭碗给每个读到这本书的前苏联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怎么会这样……！同样，《1957》里，草庙子胡同政治犯看守所给周文祥所上的第一课就是饭后所有的犯人都坐在自己的铺位仔仔细细地舔自己的碗。为什么会作出这样不堪的举动?没有经历过的人根本不能想像。这正是应了一句话：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甚至为了果腹，他不惜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舒霍夫在12个小时的强劳动以后，返回劳改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替同队的犯人采扎尔排队领邮包，为的是收到邮包的采扎尔能把当天的晚饭“赏”给他——一碗菜汤，一个200克的黑面包（《一天》P110）；午饭时利用食堂里拥挤嘈杂、炊事员无法准确记数的混乱多拿了两份粥汤：稀薄得光可鉴人的小米粥（同上，P60）……与此类似的，本书中没有很相当的例子，另一部同题材作品《绿化树》（作者：张贤亮）中男主人公章永磷的表现足可以与之相伯仲：劳改释放后，在农场食堂里用废罐头盒盛稀饭，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每次可以多得稀饭（他专门测量过：每次比别人多得100CC，他为之沾沾自喜。）；去镇南堡赶集，用在劳改农场惯用的手段愚弄老农，用老农的三斤土豆换取了五斤胡萝卜；因病不能出工，在宿舍里用打糨子的稗子面糊在铁锹上烙煎饼……尽管他本人在过后也痛悔地反思和责备自己：“我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竟然用这种手段去骗取一个老农？”“我的文化知识就用在了这个地方！”然而，他也不能不承认：人得活下去。

然而，他这么充分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而肚子填饱了以后，又什么样呢？答案却是：“什么都不能去想”，因为“肚子饱了，心里就会有一种比饥饿还要深刻的痛苦。”由此，他千方百计地活下去的目的就在于：低着头弯着腰，为的是获取一口吃食；吃饱了以后，为的是能够低着头弯着腰继续活下去——活着的唯一目的居然是千方百计地活下去，这难道还不足够荒谬吗？

为了活着，他们只能选择卑琐来作为自己的求生手段。而能顺利地活下去，还意味着他们不能反抗或者做出类似反抗的举动：他们必须弯着腰，温顺地（更多的是屈辱地）听从着来自所有代表着权力的人的吩咐和忍受着他们的践踏。有时是被迫的，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顺从：“人在屋檐下，怎么能不低头”“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都一样。”很少有例外。即使有，也会令人觉得奇怪：反抗？和当局？这种举动太不现实了，也太幼稚可笑了。（当然也更危险：正因如此，才会整体选择了顺从甚至卑从。这是我们的老传统：君子趋利避害，向来如此。夫子不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吗：不可与女人和小人斗，何况小人前面再加上政治二字，君子是肯定斗不过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他们选择软弱也就不奇怪了。

《1957》中提到的人，除了仅有的几个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顺从地走完了他们的“无罪-获罪-认罪”的劳改之路，无论此路之长短。当然他们有给自己做出这样的选择辩护的理由，但是这个理由好象并不足够充分。周文祥在和许多人的交往中都表达过这样的想法：熬过这一段痛苦和屈辱，将来作为一个“亲历者”把他所看到的一切说出来，以便“对历史负责”。可是，他的这个美好的初衷能实现吗？《1957》中，李戍孟（周文祥的同场犯人）对周文祥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亲历者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无法真正面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精神受到了损伤，精神中失去了高贵和骄傲。这种损伤是无法修补的。”(《1957》P239)软弱和卑琐本身就已经让人失去了太多，那些靠软弱和卑琐而得以幸存的人怎么能够再有足够的心理资源来使自己完成这个使命呢？更何况那种心灵的扭曲和精神的阉割已经完全渗透到社会生活和个体生命的枝枝节节，妥协和苦熬只能使自己意志崩溃，精神麻木以至于粗鄙化、非人化（周文祥和一些这样的犯人在后来的日子里已经自觉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并积极配合改造就是明证。），腰弯下去了，却再也直不起来，这样的结局，怕是那些当初选择弯腰屈膝的人所没有料到的吧？而有的人在妥协和苦熬中甚至堕落成黑暗势力的帮凶，用践踏别人的方式来保全自己（如张克楠、李祖德等人），这样的卑劣的妥协和苦熬，更是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发稿：2003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