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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学革命”到“挖祖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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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抒

【明心网】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品。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著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著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著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著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50)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著红旗,举著《毛主席语录》,沿著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51)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52)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53)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毛主席的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54)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55)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56)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57)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58)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59)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60)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61)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著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62)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63)

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加了一段话:“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64)六月七日主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时说:“我们农口(即农、林、牧、渔业各部门,丁注)有许多单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要扫除他们的毒害。……大家都要积极投入这个斗争。”(65)农口的“反动学术权威”便成横扫对象。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6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著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1896-1925),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1899-1935)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著他留下。(67)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68)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著,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69)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著《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70)言外之意,瞿氏是个“叛徒”。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瞿秋白的墓碑,本是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既给瞿氏定性,他便跟风转向,在政治局作报告说瞿秋白出身于大官僚资产阶级,晚年叛变了革命。红卫兵得知周恩来报告的内容,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周赶紧表态:“碑上有我的题字。我当时认识不清。”“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学习……”(71)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72)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但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殓尸造坟本是“四旧”。可十年后毛泽东死去,中共却把他的僵尸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占据了原来广场上仅有的一块供人休闲的绿地。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历史讽刺吗?


注释

(50)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51)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9-3页。
(52)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53)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54)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5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56)《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57)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58)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59)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60)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61)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130页。
(63)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64)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65)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66)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67)《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68)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69)《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70)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71)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72)同(70),第一二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