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后亲历记（上）

【明心网】中共建政五十年，就会想到它的政绩；说到它的政绩，就会想到它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说到政治运动，就会想到这些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无数冤魂；说到迫害致死的人数，中共从来也不敢公布，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外族入侵，以及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外国侵略所造成的死难人数的总和，都超过不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创造出的这个政绩。

在“被迫害致死”的这个概念中包含了两种死法：一种是由中共直接加害而死的，包括枪毙、杀头、用坦克辗死等等；另一种是在迫害中间接致死的，如在牢内外被虐待致死的，不堪虐待或种种原因被迫自杀的，因为政策失误导致老百姓死亡的等等，这种死亡现象被称为“非正常死亡”，当然也应该算在中共帐上。这些中共红旗下的亡魂根据保守的估计应该也在五千万人到一亿人之间。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大跃进期间死亡的几千万人，估计在三至五千万人之间，这些人算是“非正常死亡”。丁抒的作品对这些有诸多分析。这段时间正好是我读大学和刚毕业出来工作的时间，我的所见可说是井底之蛙，甚至是一叶障目，似乎没有东西值得揭露，但也正是在平凡中渡过那“火红的年代”，后来发现完全是在中共的蒙蔽下过日子，这种受骗的感觉，对不住自己良心的感觉，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我是在一九五五年从印尼回国读书，五六年考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虽然在印尼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的教育下思想左倾，读了一些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社会发展史等书籍，但在政治上其实是很幼稚的，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性更是不明所以，因此在回国后亲身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也就是整风反右，自己就栽了个筋斗，差点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得了一个“免予处分”的处分，也就是社会边缘人物了，按当时的说法，在站队上是个“中右”分子。

这场政治运动对自己如同五雷轰顶，在党的教育和洗脑下，也认为自己的确犯了严重错误，吸取的教训就是以后一定要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也就是后来文革中所说的“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实际上就是不许有独立思考的“愚民”。这种思想状态既是自觉的，也是被迫的，因为那些大小批判会的情况对当时十九岁的我已是够触目惊心了，哪里会愿意坠入那无底深渊？“反右”这种政治上的效果，为后面大跃进的盲目跟风，也就是“全民”这个那个提供了必要的土壤。

反右后对人的处理一直拖到五八年，但根据马列主义“不断革命”的理论，在该年的春天，先是在上海由柯庆施发起而由毛泽东亲自观察和肯定的“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在全国不知怎的又演变成“向党交心”，那是对“反右”的补充和继续，把反右时尚未向党交代的问题再彻底交代。固然在反右受过冲击的要继续交代，没有大错误的也要交代。到后来就再发展成为“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了。在这上半年，课也没法上，在运动中过日子。

五六年进校时，我们班级一班接近三十人，三分之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是调干生。因为这样那样的问题，调干生中有几个退学或转学，因此实际人数是二十五个人。我们革命史专业这一年级本来有十个班，因为反右中四班和八班的党支部犯了严重错误，有一个支部书记是右派，因此这两个班被解散，人员插到其他班级，以左中右“配套”进来，我们班本来有三个右派，新来的八个人中配了个右派，加上从二班又调进一个副书记，全班三十四个同学中就有四个右派，占11.76%，远远超过毛主席规定的5%以内的“一小撮”，后来成为北京著名作家的苏叔阳就是从四班调到我们班的，那时他的政治立场该是“中右”。

为什么调进一个党支部副书记，到二十多年后才听一位老同学说起那是因为原来党支部右倾而加强领导的，但在我看来，原来工人出身的支部书记已经够左了，居然上头还认为右。在“向党交心”中，我又受了一次小冲击。原因是五七年暑假时，同班的一个北越侨生回北越时带回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他私下借给我看，但在“向党交心”时他向班级党支部交代了这件事，也交代了给我看过，为此班级里又开了一次会“帮助”我，我只好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在这场运动中，班级里又揪出一个“反党分子”，使一个班里有五个“阶级敌人”。这个同学是班里的团支部宣传委员，为什么会成为“反党分子”，我至今都搞不清楚，看来党支部为了表明自己不右倾而再拿一个不是怎么听话的同学开刀。这个同学爱好音乐，表现斯文，我和他关系不错，因此在批判他时，党支部事先做我的工作，要我揭发，我苦于没有东西揭发，又不敢不揭，否则是我自己罪加一等，苦思冥想，终于想出当班级里揭发我看“黄色小说”时，因为再犯一次错误而心情很紧张时，这个同学来安慰我，于是我出来揭发他要包庇我，影响我自己对错误的认识。党支部同意我揭发这个内容，于是在会上故作声色俱厉的批判他一番，只有这样我才能自己过关，但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这个同学。

经过这一阵政治运动的洗礼后，全校每个同学要制定“红专规则”，无非就是再强调要听党的话。对我们这些犯过“立场错误”的人，要订出如何转为“左派”的计划。但以后实际上支部也没有“验收”过。只是每学期要自己写“思想鉴定”。班级或小组里讨论，党支部背后再写评语。

这时也已在强调劳动改造思想的重要性了，开始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该年春天我们去十三陵参加建造水库的劳动，为了表现自己改造的决心，要争挑重担子，但到底自己从来没干过这些活，还是第一次挑扁担，加上平时缺乏锻炼，原来身体并不壮实；体育课的“劳卫制”一级都过不了关，所以在烈日下挑泥上坝时终于不支晕倒，有两天就照顾我只负责送开水。回学校后又到建筑工地参加了一星期的勤工俭学的劳动。那年好像没有暑假，学期结束前决定我们这个中国革命史专业改名为中共党史系，也因为革命需要，从五年学制改为四年，以便早日投入工作。七八月间，我们就去农村半工半读，贯彻党的教育路线。

一、二、三班分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生产队在玉泉山脚下，那里风景宜人，而且不少历史古迹。我们班住在一个已经废物利用的名叫普安店的庙里，有乾隆御笔题的匾额，用水在一口井里，吃饭到生产队的食堂，有人给我们烧，我们上午读书，自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下午去地里劳动，但有好些时候因为农忙而连续劳动几天，如抢收大白菜和用铁锹翻地供播种用，天未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

虽然有星期天，但很少出门，要洗衣服和做杂七杂八的事，甚至跑步测验，争取一级和二级劳卫制标准及格，因为这也是“红专规则”中的一项。晚上常有政治学习或生活检讨会，主要是围绕著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是政治讯息千变万化的时代，除了看报紧跟，支部书记还常常出去开会，回来传达各种最新指示。

大概是八月中旬，突然来个任务，每个同学分头去一个村子里帮助组织人民公社，因为毛主席视察河南说了“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一大二公”，反正是越大越有力量、越公越革命。我一个人被分配到西郊的罗道庄，在八里庄的北京师范学院附近，扛了背包就去了。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单枪匹马去执行“革命任务”，我胆子小，不善言词，也缺乏思想准备，心里发毛，怕出漏子。但又想我是犯过错误的人，如今组织信任，让我一个人出去执行任务，又觉得“光荣”。

其实这个任务没有想象中那样复杂，到了那里找了生产队长，晚上村民开会，队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号召，问村民有什么意见。毛主席的号召，谁会有什么意见？于是鼓掌通过。我在那里，扮演上头来的干部的角色，把报上看到的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传一遍就是了。当晚在村子里睡，第二天就回到自己的驻地。

我们所在地的人民公社就这样成立了，名字叫四季青人民公社，由当时著名的劳动模范李墨林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公社很大，几乎整个北京西郊的近郊都划进去了，香山则是公社属下的一个管理站，后来缩小规模，香山单独成立公社。

八月十七日到三十日的北戴河会议公报，有关年产1070万吨和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使革命热情更加澎湃。我们没参加大炼钢铁，而是置身于人民公社的狂热中。“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当时两件大事，一是亩产万斤、十万斤大放卫星的消息不断传出，二是相应的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

据说卫星田的秘诀是深耕，因此在普通田地里用人工耕地要挖两铁锹接近两尺深；当时还鼓吹领导人要种“试验田”，便搞了个一米深的“试验田”。为了取巧，找了个干枯的小渠，再挖深一些就是一米深了。我们是劳动力，只管挖深，怎么种和管理不干我们的事，这个领导干部试验田下场如何，我们没去追究。至于吃饭不要钱，因为我们是外来人，享受不到，只在国庆那天不要钱好好吃顿肉，不过我们仍花了不少时间鼓吹它的优越性。

当时河北省徐水县要跑步七年进入共产主义了，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有了几个先进公社的样板，上面要我们人人为公社做出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规划。于是我们用最高标准来作为争取的目标，规划写好交上去。印象所及，每人每天享有一瓶牛奶，两只鸡蛋，肉就记不清了。老人福利方面当时有“五保户”，我们向最先进的“十三包”看齐，反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什么都由公社包下就是了。现在想来，这些当然都是非常幼稚的事，当时却深信不疑，因为对共产党所说的一切不能也不敢有任何疑问。

（大纪元）

发稿：2003年5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