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孤星

【明心网】陨落于文革的暗夜的思想孤星――顾准，终于被后人所识，然而对大众来说，仅是略知其名而已。一个理论界的独行者，原本就不是众目关注的焦点。

反观顾准的一生，且不论其思想的刻度，就其命途际遇所揭示出来的人性深度，却是影视与文学都无法描画的。

本文不拟评介顾准的学说，只想平铺直叙地说说他的经历，就在履历表般简约而单薄的文字中，也能窥见时代的黑暗、人格的扭曲以及这盏思想孤灯的微茫。

*革命的祭牲

顾准并非"数学苦行僧"陈景润在人文学界的另一版本，他的青年时代也曾轰轰烈烈，虽然他在三十年代只是上海滩的一名会计师，但在十七岁上已秘密参加中共，１９４０年转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枪杆子也是拿过的，却主要从事财经工作，为华东一带的中共军政"财经首辅"，所以１９４９年上海易帜后，他即被委任为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还兼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

在中国学术界，能有过这等资历与高位的，只怕是凤毛麟角。不过，在１９５２年的"三反运动"中，时年３７岁的顾准被革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原因是他否定"民主评议"的征税方法，否定中国革命的法宝"群众路线"，而坚持按比率稽税、按法律交税，要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直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才读到旅美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及其后的著作《中国大历史》，颇有触动。黄仁宇先生的核心观点之一，正是指出中国未能向现代社会靠拢，就在于缺乏科学的税收制度与数字管理模式。

在革命胜利之初的"激情年代"，顾准就试图为中国的体制"铸鼎"立法，这种极具前瞻性的眼界与严谨思想，将会在别的领域顽强地抽芽破土，而不论加诸他顶上的罪与罚有多么深重。

*浊流的右岸

１９５３年，顾准被调入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他与这一行当仅有的关联是做过会计师，对数学甚有渊源，这实在是明珠暗投。如果他安于其位，或者反而能免去冗长的苦难，但中国的思想史上则要留下永远的缺憾了。

１９５６年，他申请调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获准，任研究员。就在这一单位，他于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６５年两次被划为右派。罪名倒不是向党"鸣放"，而是在他学术研究范围内提出一系列独特见解。譬如：中国为何不曾象希腊罗马那样，建立"城邦与共和制度"，成为西方文明的发祥之地？中国的"史官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它与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有何关系？革命胜利之前富于生气的理想主义为何蜕变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奉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来自动调节？新中国要采纳何种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并健康成长？

顾准言人所未言，对这些极为敏感的问题均作出了回答，既惊世骇俗，又有理有据。他大无畏的科学批判精神，终为当局所不容。中国几十万右派林林总总，都是无奇不有的冤案。唯有顾准倒是一个标准的右派，他的确是站立于泥沙俱下的时代狂潮的右岸，睿智的目光超越了喧嚣的浪花与泡沫……

至为遗憾的是，他的本行经济学的研究心得，却在文革的抄家狂潮中，不得不将全部笔记撕为纸屑，从抽水马桶"排放"净尽了。今日，人们读到的《顾准文集》，其思想精华主要集中在西洋史研究上，即为专著《希腊城邦制度》。

*挑战"史官文化"

顾准思想中至为光彩的部分，就是全面挑战"史官文化"。关于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这一论断，原是前人提出来的。但能如此犀利地剥开它的内核，却是有赖于顾准的如椽之笔。他写道："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顾准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特质，中国先秦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差别，植根于两者跟地理环境有关的社会制度之中，在马克思称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国家，通过征战建立领土王国或帝国，相应的政治特征是东方专制主义，知识与文化没有独立的地位。顾准尖锐地指出：在东方专制主义之下，知识无非是"求禄"，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儿，否则就消极退隐，明哲保身，"不是禄蠹，就是去出家。"

回顾大陆八十年代的"文化反思"热，也曾有金观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触及这些文化、制度的敏感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未尝拜读过顾准的遗稿，然而，这些后辈在思想桎梏之下迂回曲折、闪烁其词的"凿壁偷光"的言论，诚然难得，却远远不及顾准在六、七十年代的思想笔记来得锋快与明晰。

*独白与梦呓

在中国思想界，自三十年代起就曾为两大"悬疑猜想"而反复论证――古代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中国有无可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却在中共建政后尘埃落定，两者都有了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钦定结论。

顾准却在人人忙于革命又惧于革命的文革"红色恐怖"时期，埋头治学，放言无惮地写道：所谓古代中国的奴隶社会，完全是马列"历史唯物主义"教条的谬误。因为奴隶要占优势而成为制度，"这唯有在商品货币关系十分发达的工商业城邦中才有可能。"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均无此条件，在中国，有的只是鸳鸯、袭人这样的家奴或困苦的赋役农民。

关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自我生长，顾准的论断倒与中共的"史官文化"一致，不过他的论据却在官方的既定轨道之外。顾准写道："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因为"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他认为，在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城市自治体绝对不可能产生。

在文革"一月风暴"诞生的"上海公社"，掀起了夺权闹剧的帷幕，都宣称为比照巴黎公社模式而建立的"实行直接民主"的伟大创举。然而，顾准于惊涛裂岸的革命赤潮之下，再度直斥这类昏热梦呓，指出"直接民主"只能见诸古代的希腊城邦，而无缘实行于广土众民的民族国家。

*思想的血路

顾准在文革中傲霜怒放的思想，却是伸展在穷乡僻壤之中，因为他早已被逐出书斋，并于１９６９年发配到河南息县"监督劳动"。这一年，他开始咳血，劳改之外，还得挨斗挨打，病情急转直下。１９７２年回京，又遭命运的重击，妻子被迫与他离婚，旋又自杀；子女也被迫与他这个两次戴上右派帽子兼"反革命分子"的父亲划清界限，他用那枝记录过无数思想结晶的笔签具脱离父子关系、父女关系的两份声明，未几，病势便成了无可救药的沉疴。

人伦毁灭的悲剧，更被推至极端――顾准的妹妹与妹夫禁绝他与母亲见面，而年已九十的白发老母，是家庭中唯一不愿也不会和他"划清界限"的至亲。顾准的妹夫是当时的公安部代部长，只要是他出面阻挠，孝子顾准就永无希望迈进探母的门槛。

然而，顾准在弥留之际，不但仍深爱与自己划清界限的亡妻及子女，也十分体谅不近人情的妹妹与妹夫，认为他们只是巨大的国家机器上身不由己的一个零件，他们"也是坐在火山口上呀！"

顾准已被确诊为不治的晚期癌症，经济研究所五七干校的"连队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先决条件是：他必须签署一份"承认错误"的自白书。这对铁骨铮铮的顾准来说，是奇耻大辱，他曾在无数次拳脚交加的批斗会上昂首高喊："我就是不服！"如今英雄末路，顾准彷徨无计，他对干校邻室的"反革命"经济学家吴敬琏说，他为了身后能给子女稍微改善一点政治处境，只好就范了。然而，顾准在终于签名"认罪"时，却大哭一场。他明白，这是清白磊落的人生中留下的最后一点瑕疵……１９７４年１２月，顾准在癌症的剧痛折磨下黯然辞世。

十年之后，顾准的遗稿才被女儿发现。又过了十年，"顾准热"席卷大陆思想界。如同一位青年学者所说："这是当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一位优秀思想家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思想手记。也许被排斥的遭遇恰恰保护了真正的生命。"

一盏暗夜孤灯，终于被后人高高的擎起了。

（浴火凤凰）

发稿：2003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