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下）

人们没有被吓退。９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２８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５万人，警察３千人、卫戍部队５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２８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８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９点２９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２００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１１５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８０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５８３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６．６万多份，照片１０．８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６００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１９８４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３８８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１５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６００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３０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３３００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２４００多支，棍棒１０５０根，机动车２７０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１９７７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７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５月１８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５月１９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

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１９７７年７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９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１１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７９３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

发稿：2003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