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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刚烈的于谦与凋微的棠棣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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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楚若薇

于谦(1398年─1457年),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官至少保,世称于少保。民族英雄。

土木堡之变后英宗被俘,郕王朱祁钰监国,擢升兵部尚书。于谦力排南迁之议,坚守京师,并与诸大臣请郕王即位。他总督军务,击退直抵北京城下的瓦剌骑兵,使明朝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转危为安。迫使瓦剌部首领乜(niè)先遣使议和,使英宗得归。天顺元年发生“夺门之变”后被冤杀。明宪宗时,于谦被复官赐祭,弘治二年,追谥“肃愍(mǐn)”。明神宗时,改谥“忠肃”。于谦与岳飞、张煌言并称“西湖三杰”。

于谦的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危急关头,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明史•于谦传》中:“赞曰:于谦为巡抚时,声绩表著,卓然负经世之才。及时遘(gòu)艰虞,缮兵固圉(yǔ)。景帝既推心置腹,谦亦忧国忘家,身系安危,志存宗社,厥功伟矣。变起夺门,祸机猝发……而谦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传说于谦到了6、7岁上,便聪明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出口皆成对句。有一天,他在门前闲步,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和尚,在那里相面,他便走近前去看。那和尚见于谦应对自如,老大吃惊,便对他人说:“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救时宰相也。”

据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成书的《西湖佳话古今遗迹》描述:于谦有一日路过关帝庙,想要知道自己的功名和事业,夜里果然关帝托梦给他:“你的功名富贵、终身之事,只问汝长嫂,她说的便是了。”忽然惊醒,却是一梦,到次日,忙走回家去问长嫂。长嫂听了,笑嘻嘻说道:“小小年纪,倒思量做官了,既想做官,莫怪我说,八、九品的大官料轮你不着,你只好捡一、二品的做做罢了。”于谦满心欢喜。又问道:“但不知却是何官?”长嫂又笑笑道:“无非是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侍郎,做尚书阁老罢了。你这天杀的,还想着要做到那里去?”于谦听了,愈加欢喜,一时也想不到“天杀”二字上去,直到后来被戮,方才省悟梦兆之灵。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于谦年仅17岁。相传有一天,他来到一座石灰窑前观看煅烧石灰。只见一堆堆青黑色的山石,经过熊熊的烈火焚烧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石灰。他深有感触,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咏物言志诗篇《石灰吟》,抒发了他对清白做人的境界追求,纵然是粉身碎骨,也要保持高尚的节操:“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考中了进士。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都御使顾佐对下属很严厉,唯独对于谦很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给了于谦展现的机会。那就是曾经深得永乐帝宠信的汉王朱高煦的反叛,他当年夺嫡失败后,受到永乐帝惩罚,徙封安乐州(今山东惠民)。但他不甘失败,趁着宣宗少主初立,汉王企图重演“靖难”故事,于宣德元年八月举兵谋反。明宣宗朱瞻基御驾亲征,朱高煦出城投降,护从宣宗出征的于谦当众口数其罪,义正辞严,声色震厉。朱高煦伏地颤栗,口称罪该万死。宣德帝自此十分赏识于谦。

后来按察江西时,昭雪数百件冤案。宣德六年(1431年),宣德帝知道于谦可以担当大任,亲笔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这一巡就是19年。在此期间,他“威惠流行”,甚得民心,连太行山藏匿的强盗都消失不见了,据《续藏书》记载,当他奉诏入京议事,临行前,属僚们都劝他难道也不带一点土特产?于谦笑着举了举自己的两只袖子说:“我只有清风而已。”并赋《入京》诗一首以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宣德三年(1428年)二月,刚过百天的朱祁镇就被册立为皇太子。由于是孙贵妃所生,为了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嫡庶之争,宣宗迫使胡皇后退位,改立孙贵妃为皇后。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日,宣宗驾崩,时年仅八岁的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由张太皇太后摄政。正统六年(1441年),英宗正式亲政。次年(1442年),张太皇太后崩逝,曾辅政四朝、开创仁宣盛世的著名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到了正统十一年,三杨尽皆去世,宦官王振开始专权,其党羽遍天下,百官为之侧目,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宦官专权。

正统十四年七月十七日,明英宗不顾吏部尚书王直等群臣反对,偕同王振率军五十余万御驾亲征。命皇弟郕王朱祁钰负责留守京师。虽然名为亲征,但军务大事皆由监军太监王振决定,将领处处受王振节制,而王振不懂军事,指挥接连失当,致使明军屡战屡败。班师途中又绕路贻误时机,最终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英宗被虏走。消息传到北京后,太后只好召集百官商议,确立朱见深为皇太子,由郕王朱祁珏辅政。于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固守京城,备战迎敌。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在于谦等大臣的强烈要求下,郕王承继大统,立为景帝。于谦的原话是这样的:“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虽国事确有情急之处,有违于明朝的皇位继承制度,为之后发生的棠棣之花凋落埋下了伏笔。

景帝十分信任于谦,他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但也有御史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事,多次上奏弹劾他,全靠景帝力排众议,他才得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此一腔热血,意洒何地!”他为北宋文丞相画像的题词中也有这样的内涵抒发:“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实际上,于谦对自己的个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在他的“小像自赞”中这样描述自己:“眼虽明不能见机,腹虽大不能容人。貌不足以出众,德不足以润身。其性虽僻,其情则真。所宝者名节,所重者君亲。”

从于谦所处的时代来看,他还是受到了盛极于南宋、元朝和明朝的程朱理学的影响。正如他在《读易》这首诗中所写的那样:“太极本无形,阴阳互消长。……濂溪论理微,康节推数广。程朱述传义,明白非惚恍。”诗中“濂溪”指散文名篇《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世称濂溪先生,还著有《太极图说》以及《通书》,因此被尊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程朱”是指程颐、朱熹,他们发展出来的程朱理学,把天理和人欲从根本上极端的对立起来,程朱理学在清朝中叶以后逐渐没落。

于谦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无欲则刚,为了社稷安危,没有半点私欲,“粉身碎骨浑不怕”,可以舍生取义,觉的这样做就是合乎天理。其实,还是没有充分理解“中庸”的精义乃是中正和中和所致。“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论语•雍也》)殊不知,中庸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才是至德。诸葛亮在《心书•将刚》中也阐述过这样的道理:“纯刚纯强,其势必亡;不柔不刚,合道之常。”

再说棠棣,古称唐棣、常棣,现在也叫郁李,属蔷薇科樱属的灌木。棠棣花则有白色和粉红色,两三朵为一缀。《诗经•小雅》中的“常棣”是用来歌咏兄弟之情的诗篇:“常棣之华,鄂不韡韡(fūwěiwěi)。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诗毛序》说是周公针对周朝初年平定的“管蔡之祸”,由此兄弟相残而有感而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则认为是召穆公所作。

景泰元年(1450年),兵部侍郎于谦成功抗敌,并与瓦剌议和,景帝将英宗迎接回京,置于南宫,尊为太上皇。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帝废原太子朱见深,并立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为新太子。却有汪皇后谏阻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遇,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诏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直惹得景帝动恼,最后只得将后位让与见济的生母杭妃。真乃有其父必有其子,怎奈世事难料,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皇太子朱见济夭折朱祁钰已无子却也没有复还储位。

夺门之变发生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适逢景帝病重,石亨、徐有贞等带兵撞开南宫宫门,迎接太上皇朱祁镇复位。之后于谦遭难,景帝与杭皇后先后病重离世。《明史•于谦传》中记述:“皇太后初不知谦死,比闻,嗟悼累日。英宗亦悔之。”后来在曹石之变前,在李贤提醒下,英宗才恍然大悟:“景皇帝不起,群臣自当表请陛下复位。此名正言顺,无可疑者,何至夺门。假事泄,此辈固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于何地?此辈藉陛下图富贵耳,岂有为一毫社稷之心哉。”清朝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五卷评论道:“夺门”二字,英皇不得正始,景皇不得正终。授受之祭,弟兄交失。……独惜于谦者,百折不回于社稷无君之日。

或许有人会问:“于谦功在社稷,若不这样做,大明还能续命二百年吗?”事实上,对于这段历史,刘伯温在《烧饼歌》中早有预示:“失算功臣不敢谏,生灵遮掩主惊魂。国压瑞云七载长,胡人不敢害贤良。相送金龙复故旧,云开日月照边疆。”前两句说的是土木之变;“国压瑞云七载长”一句意指景帝在位仅仅七年;英宗回归也在其中。剧本早就有了,演出中的即兴发挥只会补充不同版本的细节罢了,此非人力之功,也非人力所能逆转。

于谦在“刘侍讲画像赞”一文中写道:“铁石肝肠,冰玉精神。超然物表,不涴(wò)一尘。”特别赞美了“冰玉”精神。荀子在《劝学》篇中阐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细细想来,四摄氏度的水体积最小,结冰的过程,便是体积自我膨胀的过程。冰虽寒于水,但也硬脆易碎。这也是偏离中和的文化导向对人的思想观念造成的潜移默化影响。为了实现目标“善假于物也”而不择手段,忽视过程中的守正和不偏倚,背离的却是中庸这一传统价值的守德之道,最终对人的福份和未来产生某种不利影响。

历史也是一部最好的教科书,但要看是从正面还是负面去读,由此也会得到提升或下滑两种截然不同的启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