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蓉蓉的申诉：严惩迫害法轮功者　还公义于天下(上)

【新生2月14日讯】[编者注] 高蓉蓉，36岁，原在在辽宁省沈阳鲁迅美术学院财务处工作，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迫害，最后被非法关押在沈阳龙山教养院。2004年5月初，沈阳龙山教养院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等恶警对高蓉蓉的面部电击六、七个小时，最终导致高蓉蓉毁容。2004年10月5日，高蓉蓉在正义之士的帮助下设法离开了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医大”）0533房间，摆脱了被毁容后近五个月的监禁。以下是高蓉蓉的申诉书全文。

1999年7月，江××出于妒嫉，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全国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以权力操纵、代替国家法律，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利用各级党、政部门及非法专设的 610办公室，威逼利诱不法人员出卖良心、胁从犯罪，形成上至中央下至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的，全国范围内无所不及的镇压法轮功学员的“一条龙迫害”。

1999年10月25日，江××凌驾于“人大”之上，践踏宪法，对法轮功先口头“定性”、而后立法，其荒唐的在法国对记者首次诬陷法轮功是“×教”，党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紧随其后，接着其胁迫“人大”、“两高”立法，整个过程都是违宪的。

江氏流氓集团打着“依法”的幌子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些所谓“法律依据”经不起任何推敲，如国务院行政部门推出的“民政部的决定”、公安部的“六禁止通告”等，这些“依据”从制定到内容上都是违反《宪法》等法律的。

江氏流氓集团还利用“一言堂”的新闻媒体，诬陷诽谤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和广大炼功民众，不断抛出造谣栽赃的伪案，以“天安门自焚案”最为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江××制定“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疯狂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

五年来，在以江、罗、刘、周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亿万民众被欺骗、毒害，江氏罪恶受到掩盖和保护，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持续至今。

治标需治本，正本要清源。镇压的指挥、组织者江、罗、刘、周和具体操作执行者，他们是真正的罪犯。根据国际公约和世界各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犯有：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酷刑罪，等罪行。各级政府官员乃至那些直接打手们犯有：侮辱、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搜查罪；刑讯逼供罪；虐待被监管人员罪；故意杀人罪等等。

为此我提请世界有关法律部门、相关机构、包括中国大陆正义的法律部门和个人，帮助依法调查和纠正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迫害行为，严惩犯罪责任人，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维护世间道德、正义和良知。我的申诉要求如下：

一、法办江泽民、罗干、刘京、周永康等迫害元凶
二、撤销对法轮功的一切非法文件、规定、决定、通告等
三、取缔中央及各级610办公室
四、恢复李洪志师父的名誉，挽回给法轮功造成的伤害
五、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赔偿给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造成的损失
六、追究毁容犯罪者唐玉宝、姜兆华、李凤石、王静慧等和沈阳市龙山教养院、市司法局、610、政法委等部门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我叫高蓉蓉，生于1968年2月1日，1990年毕业于沈阳财经学院会计系工业会计专业，先后在鲁迅美术学院纪检监察审计处和财务处工作。

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了法轮功书籍《转法轮》，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从此我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原来我做事比较散慢，法轮功的修炼，使我变得工作勤恳、认真，为人善良、诚实，领导和同事对我评价很好。我不争名争利，工作中处处谦让别人，一次单位评优秀职员，后来发现名额不够，我将自己的名额让了出去。

当时公园里来学功的人不断增加，我很乐意义务教功，看到那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我内心非常充实快乐。我参加了98沈阳亚洲体育节和辽宁工业展览馆万人晨炼，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在大陆洪传的盛况。

那时我根本不曾想到，1999年江××出于妒嫉发动的这场镇压的邪恶，更想不到在已持续五年多的迫害中，我的精神和肉体将遭受如此严重的摧残，甚至被酷刑毁容。

下面是我1999年以来被迫害的经历，从我的个案中，也可以看到这场迫害的非法性及其邪恶本质。

沈阳大法学员高蓉蓉

一、炼功点受干扰　失去工作　当地上访被抓

99年4.25后，当地公安警察统计各炼功点的情况，我所在的鲁迅美术学院（简称“鲁美”）内的炼功点受到干扰，在上面指示精神的压力下，学院领导不许在学校内炼功。我们到学院外的路边炼、到居民小区炼，单位的书记和人事、保卫处前来察看、监视。学院团委、学生处、宣传部等部门也因“没及时注意我们炼功的事”受到追问和批评。

我毕业后一直在“鲁美”的纪检监察审计处做审计工作，纪检监查审计处是党、政合属的部门，因为我修炼法轮功，现在此敏感部门不能留我了。99年5.1后，“鲁美”领导找我谈话，不让我义务组织大家炼功，我没有同意，随后我被分配到学校人事处报到，失去了工作。

99年7.20，我得知当地一些辅导员被抓、被抄家的消息，决定到辽宁省委上访。结果被抓到市体育场，有的法轮功学员遭到殴打，体育场关满了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又被送到区体育场，晚上被释放。

第二天，“鲁美”领导找我谈话到半夜，让我保证不上北京，我表示不会做任何保证。

我想再去省政府上访，结果在路上被警察拦截，劫持到一个体育场。随后，看到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及创始人的造谣宣传，很震惊。在当地上访无门，我只有上北京讨公道了。晚上，单位用不同号码的电话给我打传呼，问我在哪，说要用车接我回去，要给我分配工作等。第二天，“鲁美”的炼功学生都被院领导找去“谈话”，有的学生的大法书籍被搜走。

二、在京连续三次被抓　被打　被非法关押

在99年8月至10月间，我在北京三次被非法抓捕。

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警察问“是炼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即被带上警车送到前门派出所，后被辽宁省“驻京办”接到北京金山宾馆。沈阳警察逼问我同修的下落，我不说，被警察殴打，揪头发、踩脖子、打前胸等。被打后我只能慢慢的躺下或起来，胸腹处疼痛，持续一周。我在被送回沈阳前走脱。

第二次在天安门与别人说话，警察问“是炼法轮功的吗？”，我没回答，这样也被带上警车，把我拖进前门派出所。一警察骗我说：“报姓名就放你走。”我信以为真，结果没走出多远，被另一警察抓回，骗我的警察在一边躲起来了。我又被抓到辽宁省驻京办，不许穿鞋以防走脱，我被送到沈阳市大南遣送站，我于半夜时走脱。

十•一前，我在北京再次被抓。这一次为抓我，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的警察逼问我父亲有关我的下落时，竟动手殴打了70多岁的老人。我被送到沈阳市行政拘留所（五所），因坚持炼功被叫到办公室罚蹲，警察要用电棍电我，后来没找到电棍才罢休。

警察以“防止十一去北京”为由，要再超期关押我们半个月，大家绝食抵制，几天后我被单位接走，关在位于沈阳郊区的“鲁美附中”，我继续绝食到第7天时被送回家。单位24小时派人住在我家看守，为摆脱这种非法、荒唐的侵扰，我找时机从家中走脱。

三、天安门广场表达意愿被抓　京沈两地关押折磨

99年10月26日，我在广播中听到江××在法国访问时首次诬蔑法轮功为“×教”，看到国家元首凌驾于事实和法律之上、恶毒、独裁到如此地步，我决心为法轮功申冤。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法轮功学员只能到天安门广场表达意愿。天还没亮，就有武警到人群中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开始抓人。我们被一车车拉到前门派出所，塞到在铁笼子里，不让上厕所；后又被送到丰台体育场。最后关押在北京的看守所、拘留所等地。

我被连夜送到北京西客站拘留所，被搜身、提审，因大家不报姓名，每个人都被编了号，录音机大音量播放造谣宣传，警察甚至找来“语音专家”辨别口音。前来领人的辽宁省凌源警察误认为我是他们地区的，打我让我报姓名，一个重重的耳光把我打得站不住，撞到墙上的黑板上。

我绝食13天，被下鼻管灌食，身上的大法书被搜走。半个月时间里，几十名学员被当地公安带走，最后只剩下我和隔壁的一位老年同修。

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公安记者来了，当时监室里只关了我一个人，他在监室的铁栏杆门外支起三角架要给我拍照，让我摆炼功姿势，说是用于“内部参考”，我拒绝，他在门外说了很长时间，坚持要强行拍照，我用胳膊挡住脸，他才罢休。一个北京警察还拿出一张电脑合成的所谓“他与师父合影”的假照片来迷惑我，编造谎言。

99年12月29日我被警察直接带到火车上，不许我们留在北京。这60多天的关押没有任何手续，我还交了饭费和火车费300多元。

回到沈阳，我流落在外。2000年2月，我回家时被抓，警察说，他们在我家楼下蹲坑10多天了。我的一套大法书被搜走，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时正是大年三十，警察十多天后才通知我的家人，此前家人在担心和焦虑中四处打听我的下落。

在看守所三个月的时间里，我被强迫做奴工，加工出口用的祭祀手工花（看守所内俗称“死人花”）。我曾连续三天做奴工未睡觉，因干不出高定额的“产量”，还被罚蹶着“开飞机”。

四、马三家教养院里的心灵扭曲和精神控制――迷失的三年

2000年5月，我被非法劳教两年，送到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二大队四分队。当时女二所已成立半年之久，初期，马三家对法轮功学员的炼功学法疯狂镇压，我去的时候马三家主要以伪善和谎言欺骗手段对学员洗脑。第二天，我即被灌输了邪悟思想所谓的“转化”了，甚至还做了很不好的事情，当过所谓的“帮教”。

在马三家期间，打人一般在背地里进行，所以被曝光出来的很有限。马三家有的恶警在本监室学员面前表现很和气、很迷惑人，但在办公室里关上门打起别的监室的法轮功学员却非常凶狠。劳教犯人和被洗脑的人被警察胁迫、利用来打人。

有一名新来的法轮功学员，几个帮教围着她洗脑，她不听，被值班的劳教犯人冯林叫到厕所，给她来个“大劈叉”，回屋时她被折磨得眼里噙着泪水。

关在马三家教养院坚定修炼的男法轮功学员被男队的警察毒打，有的男学员后背都被打烂生疮了，又被带到“女二所”洗脑。对于这些，被马三家教养院颠倒黑白的说成为了让对方“清醒”、“挽救”对方。在这里，罚蹲、不让睡觉是最常用的所谓的最文明的手段。

当“真善忍”被从头脑中抹去后是可怕的。

在封闭的环境下，马三家掀起了学习“无神论”的狂热高潮，曾有50多人被洗脑后写入党申请书。马三家最后发展成拿“辩证法”、“毛选”、“雷锋书”等对学员洗脑。坚持信仰的高砚秋被罚蹲在地上，帮教人员将头凑在一起围成一圈把她押在里面对她念《党章》，并大喊一些污辱性的话。

由于马三家被关押的学员太多，女二所二大队曾搬到给男大队新盖的四合院，每个大房间住一百来人，吃、睡、干活都在室内。每房一百多学员被分成小组，由组长等监视组里人的“思想动态”，发现所谓“思想不稳定”的要洗脑巩固。电视经常播放造谣宣传，只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有诬蔑法轮功的节目，就组织集体观看，之后还要用恶毒语言讨论或写感想材料等，看谁“敢揭敢批”才叫“转化彻底”。

那时还做大量的奴工劳动，用鸡毛做手工艺品，满室都是鸡毛味，到处飞着呛人的小细毛。

苏境等恶警专门歪曲大法书，满嘴鬼话欺骗学员。苏境还在广播里讲什么气功常识，还组织学唱部队革命歌曲，煽动仇恨法轮功的情绪，把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遭受的无理迫害，诬陷为是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造成的，还时常让外面的帮教团来加强洗脑。

一次值班查夜的警察说，所长苏境不让打人了。大家很奇怪，因为以前没听这么说过。之后才知道，原来被关押在马三家的18名女学员被投入男监的事曝光了，有外国记者要来马三家调查，迫于外界压力，苏境怕出现纰漏，采取此缓兵之计制造假象。

苏境等恶警对被关押的人散布谎言说明慧网造假，还欺骗从北京送来的法轮功学员。后来有的学员越来越清醒坚定，不易被转化，苏境等恶警撕下伪善的面具，马三家又大量使用暴力。

有一次开会，恶警代玉红让一名不转化的学员在上百人面前蹶着，晚上还把这样坚定的学员弄到厕所或食堂去背地里迫害。

中央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首恶之一刘京多次亲自到马三家教养院行骗，对学员以“姐妹”相称，讲话稿中也经常是“姐妹们”的字样，还胡说什么“你们是受骗了，转化后会成为更好的人。”还编出很多低级粗劣的谣言，诋毁我们师父。

马三家还大肆散布“是党挽救了你们，要是在外国，你们早就被政府‘肉体消灭’了、被武力镇压死了。××党最仁慈了。”

恶警们也知道马三家黑窝里的那一套骗人把戏和邪恶手段是见不得外面阳光的，为防止被蒙骗的学员明白过来，在被释放回家前，我们被召集起来打“思想预防针”。

警察说：“回家后，单位、社会不理解，你们要认错；家里不理解，要认错；如果面对离婚等问题，也要认错。”（指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当初炼法轮功造成的） 还说：“发现思想不稳定了，你们可以回马三家住几天。”

我记得当时一恶警问我们：“回家后如果遇到问题了，心中的红旗倒不倒？”回答“不倒”恶警才放心。

马三家教养院的洗脑就是将正常人的思想掏空，把善良、诚信从人们心中驱除，这种精神迫害多么可怕。

在三年放弃“真善忍”的日子里，我没有了人生的真正意义，非常压抑、痛苦。

五、回家后被监控和心灵的苏醒

2001年1月，我被提前“解教”回家，但等待我的并不是象宣传所说的“政策如何好”，而是继续迫害。

回到单位，正值寒假，单位按“上边”的意思对我“约法三章”、非法监控：不得去北京；去外地要与单位打招呼批准；不得和炼法轮功的人接触；每天要给人事处处长打一次电话，证明在家。

街道、派出所明里、暗里的监视骚扰不断，或打电话或上门。2001年春节，我去北京哥哥家过年，社区和派出所的人执行“上面”的要求，竟跑到北京查看。

有一位处级干部曾说学院为了我的事花了近20万。书记也表示，只要我“转化稳定”，就给学院“争光”了，否则“上面”以掉乌纱帽相威胁。一次，学院在美术馆搞“反×教签字”活动，我去了，结果也没与我打招呼，一个摄影系的学生跟着我不停的拍照。学院想把这当作工作成绩拿给“上边”，我真是不应该去。

有关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写认识材料、出去做“转化工作”，包括上电视做“典型”，被我回绝了。还有一次上级主管单位市科教工委的一位书记来找我谈话，动员我入党，我拒绝了。

由于我的表现令单位“不满意”，4、5月间才给我安排到财务处工作。一到年节，书记还要找谈话，平时遇到保卫处的人，经常被问及“最近怎么样？”

尚有的一点良知善念，使我希望在世间还能找到一个做好人的标准引领自己。我发现冥冥中“真善忍”还在规范着我，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警示着我。经过漫长时间的迷茫、挣扎，我终于认识到生命离不开“真善忍”。2003年5月末，我开始清醒了。我决心从新开始修炼法轮功。

六、被抓到沈阳市看守所折磨

2003年6月20日，我向一名“鲁美”研究生讲应该坚定修炼的事。他随后回家向妻子讲“天安门自焚”真象，其妻向“鲁美”告发了我。“鲁美”领导、市公安局十处、市科教工委书记一起找我谈话，要求我不要与学生接触、谈论法轮功，我的解释未能得到理解。

中午回家后，学院不断来人敲门、打电话让我去单位，楼下也有公安守候。次日早上，我被沈阳市公安局十处和我住地所属派出所、“鲁美”联合劫持到派出所，铐在暖气管子上，晚上被送到沈阳市看守所。

2003年6月23日早上，我在沈阳市看守所“过渡房”（关押新来人员的房间）喊“大法好”和一些真象内容，被警察拉出来带上“背铐”，按到走廊大厅地上，4个警察用4根电棍电击我，一根电棍专电嘴，之后我被抬到“已决房”（关押已被判决者的房间），一路上被一警察不断重踢，造成身体大面积黑紫色淤伤。大队长徐艳（女）又拿电棍电我的嘴。我被戴上脚镣，定位在地板的铁环上。我的手被手铐卡破，流很多血，滴滴答答往下淌，房里的犯人吓坏了。

2003年6月末，我因绝食抵制非法关押，被下鼻管灌食，灌掺了大量咸盐的苞米面粥，直灌得不能再灌、造成我窒息。拔出管子后，我的头部痛得象裂开似的，并立即上吐下泻。每次灌食还要扣50元钱。

2003年7月8日，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将我非法劳教三年，当天出看守所时，我向被关押、观看的人说“大法好”，看守所警察用“苍蝇拍”打我脸几十下，苍蝇拍都打折了。

七、在沈阳龙山教养院遭非人摧残

（1）殴打、4昼夜罚蹲、洗脑、奴工

2003年7月8日，我被送到沈阳市龙山教养院。那里的警察为逼迫我放弃信仰，采取了各种体罚和洗脑手段。当天，在门口由于我喊“法轮大法好”，二大队副大队长唐玉宝过来两拳打在我脸上，当时脸就肿了，一只耳朵听不清声音，持续了好多天。

之后，我遭受了四天连续二十四小时罚蹲的折磨，控制我喝水、上厕所。当时我的脚后跟都压扁了，两腿的筋和肌肉疼痛难忍，持续了两个多月。又由于压迫胸、腹腔，腰、腹部拉扯得火辣辣的，内脏严重挤压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唐玉宝还用本夹打我的脸，并安排人轮番向我灌输谎言，我的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一度头脑不清，又落入谎言欺骗的陷阱。后来我清醒了，2004年2月16日写了坚定修炼的声明。

我被迫参加每天十几小时的劳动，干的活有毒，比如做蜡、做花等手工艺品，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前胸、后背、颈肌、肩胛都很痛，手、胳膊都累伤了，眼睛疲劳得不行，衣服都洗不动。特别是2004年春节前后，我感到恶心、干呕、肝疼、胃痛，跑跳几下心脏都承受不住，浑身无力，人瘦得皮包骨。在这种情况下，二大队大队长王静慧却说我身体没事儿，思想有问题。

（2）电击半小时　脸被电糊

2004年3月22日，龙山教养院将一、二大队的四名法轮功学员转送到马三家教养院迫害，下午二大队召开大会，副大队长唐玉宝谎称她们被批捕了。我拒绝参加大会，被唐玉宝从二层铺上拽下来，掐着我的脖子，拳打脚踢把我扭到前面，我一直光着脚，三个警察把我按在椅子上。一名法轮功学员上前阻止，被唐玉宝一拳打在眼睛上，眼四周紫红一大圈。

会后，唐玉宝让王吉昌、曾小平两名警察将我拖到管理科，唐玉宝进屋对我拳脚相加，又开始电我。管理科和一二大队许多警察在场，都未阻止。我要求见院长，他们陆续溜了出去。

之后，唐玉宝把我双手铐在暖气上，用电棍不断的电击我的脸、头、脖子、手、脚、腰等部位。电棍所到之处疼痛难忍。唐玉宝还将吸剩的烟按在我手背上，至今伤疤还在。半个多小时后，唐玉宝扬长而去，让王吉昌看着我。

一大队大队长岳军和杨敏先后进来问了句“怎么了？”管理科科长王学涛也进来看，说些无关紧要的话。随后李凤石来了，先劝我“转化”，见我不为所动，就开始诬蔑法轮功及学员，最后恶狠狠的说：“专制机关是干啥的，手铐、电棍是干啥的，不信治不了你小小的高蓉蓉。”　

后来王吉昌让人把我的鞋拿来（此前我一直光着脚）带我到食堂，我的脸被电得一块一块的黑糊，看到我的脸的学员和劳教人员都露出惊愕、害怕的表情。直到4月19日接见日，我脸上的电伤还在，我家人来了他们不让见面。

唐玉宝还用胳膊肘猛击我的后背，当时凿得我五脏六腑剧烈疼痛。从那以后，后背和腰走路就直不起来了，越走越慢，后经到“医大一院”拍片，脊柱已经弯曲变形。

（3）十多天剥夺睡觉　洗脑体罚　犯人殴打

在我身体损伤这么严重的情况下， 3月23日二大队副大队长梁真还让劳教人员石静硬把我背到奴工车间。两天后，又把我送到一大队，由龙山和张士教养院组成的帮教团对我洗脑近半个月，不让我睡觉。

3月25日下半夜两点，我准备睡觉，一大队中队长段海英与几名帮教人员强行给我套上衣服，段海英拽着我，暗中使劲掐我的胳膊，还说了许多难听的话（后来在公安医院，她毫不脸红的当众说对我不错）。我要求停止体罚，队长岳军、杨敏和段海英说这不是体罚。岳军说，找谁也没用，他说了算。他说，只要我不跟给我洗脑的人谈话就不让我睡觉。

后来我缺乏睡眠到了极限，要昏过去了，他们为了继续给我洗脑，才让我每天睡2、3个小时。有一次，一个帮教不让我坐在床上，把我拽到地上坐在我身上，我腿上的筋被坐的痛了好几天。

他们还用纸卷成纸筒对着我耳朵大声喊叫诬蔑法轮功的话半个多小时，还用判刑、电疗、上刑等威胁我。这种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对我伤痕累累的身体无疑是雪上加霜，我开始持续低烧。

回到二大队，警察让劳教人员毕淑华和王艳玲24小时“包夹”监视我，不准与其他学员说话。在奴工车间，由于我身体虚弱，一直靠边坐着，小队长马再明和腾吉良刁难我，让我换地方坐小凳，我没听从，结果在2004年4月26日，劳教犯人毕淑华在四楼奴工现场对我进行殴打，用拳头打前胸、后背、掐脖子。

滕吉良等警察在场，不阻止。过后说，就是看我不干活不顺眼。之后，唐玉宝给劳教犯人“组长”和“包夹”开会，当众表扬了打人的犯人毕淑华，说：“做得对！就这么做！”唐玉宝对那天没动手的犯人石静说：“你不干活，白吃饭！”“你得管，不好的把脑浆打出来！”

（4）龙山为晋升“省级”大肆造假

龙山教养院为晋升“省级”教养院，开始大肆造假，让全院从警察到被关押者补齐两、三年的“材料”。劳教人员要帮助补齐两、三年的“作业”，即：以前两、三年被关押人员的“作业”都得她们给写。

法轮功学员不写警察就让劳教犯人代写、激化矛盾。犯人把怨气撒到学员身上，对法轮功学员叫骂。劳教犯人毕淑华则让屋内的法轮功学员陪坐到半夜，直到她们补完为止。

龙山教养院还逼迫学员补拍床头卡、胸卡照片。2004年4月26日，为应付沈阳市司法局的检查，龙山教养院逼迫学员背教养院的“两规一则”。因法轮功学员抵制，二大队警察王春梅丧心病狂的拿出大法书，让劳教犯人毕淑华烧，并扬言一天烧一本，说是院里定的。

发稿：2005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