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蓉蓉的申诉：严惩迫害法轮功者　还公义于天下(下)

【新生2月14日讯】八、7小时电棍电击　被毁容

2004年5月初，我有幸得到的师父的经文，被“包夹”的犯人毕淑华抢走。晚上我被叫到队长办公室，中队长姜兆华和小队长王吉昌逼问我经文从哪来的，我没回答，姜兆华用电棍电我嘴几次，还威胁说：“换个地方就能说了。”一直逼问了两个小时，我坚持不回答，他们先让我回去了。

2004年5月7日上午10点多，我被叫到二楼大队长办公室。我身体虚弱无法上工，姜兆华、王吉昌却逼迫我干活。此前姜兆华已威胁过我几次，说他不想打人，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等等。姜兆华开始踢我、打我耳光，并用两根电棍电我的脸、手，王吉昌把我铐在暖气上。

下午3点左右，我又被叫到二楼大队长办公室，唐玉宝气急败坏的说：“院里刚开完会，经文从哪里来的？还一直没找你呢，看你今天能挺过去不！”然后和姜兆华把我按在地上开始电我。

开始，他们想让劳教人员帮忙把我衣服撩开电击，因我穿得多，他们干脆拿了两副手铐，一副将我双手背铐在一起，另一副将我背铐的手固定铐在暖气管子上，我只能坐在地上。他们用四根电棍轮流充电。唐玉宝拿两根电棍，姜兆华拿一根电棍坐在椅子上电我。

他们边电边问：“经文哪来的？只要说出来今天就完事。”见我不说，又说：“只要干活、戴胸卡就行。”我仍然不答应，唐玉宝说：“我今天非整死你不可！”“我扒了警服也要跟你干，我有的是时间！”还说，不行他和别人换班（第二天不是唐玉宝的班），要连续长时间迫害我。

电我的同时，唐玉宝用穿皮鞋的脚猛踢我的大腿、小腿，用鞋跟跺我的脚，被打之处留下青紫色淤伤。下午4点，姜兆华下班走了，唐玉宝电我至晚上9点多。

漫长的6、7个小时电棍酷刑，我是在极度的痛苦和恐怖中度过的。

被电棍电击毁容的高蓉蓉（照片是受伤10天后（2004年5月17日）拍摄的）

唐玉宝一直拿两根电棍同时电击我的脸、耳朵、脖子，在同一部位电击时间很长，还重复电击，我在电流击打中浑身抽动，手铐和暖气管子不停的撞击震荡，手腕被卡出的伤痕至今还有，之后两个多月手臂发麻。眼窝被电后，我的眼睛一直干涩，眉毛轻轻一碰就掉，耳朵和嘴不知蜕了多少层皮。

期间，一大队大队长岳军来找唐玉宝借电棍，唐玉宝说：“不给，这还不够用呢！”唐玉宝还拿香烟烧大法书中师父的照片，还拿打火机烧经文。他们说：“不怕遭报，这几年这种事干多了。”

岳军又把劳教犯人“组长”石静叫来把我前额的头发剪得极短，对我进行人格污辱。值班警察腾吉良拿来一个“床头卡”作为胸卡别在我的衣服上，还翻出我父母的照片摆在办公室，说让我父母看我被电的情景。他们狠毒的说：“就让你父母看着！”警察曾小平进来，拿一面小镜子对着我，让我看被电击毁容的脸，他还说这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的整个脸、耳朵、脖子、后背、脚腕等多处被高压电棍反复电击，皮肉被烧灼得隆起、起泡、焦糊。脸肿大得高出一拳，严重变形。眼睛仅剩一条缝，有黄豆大的黄水不断从我脸上渗出。头发粘在脸和耳朵上，脖子上的泡有拇指大。特别是电棍重新落在伤处，那种痛苦的滋味真是生不如死。

晚上，当天值班的院长方金凯、管理科的警察、卫生科科长张晓秋等都看到了我被酷刑毁容，都未阻止。唐玉宝则得意的说：“反正都看见了，犯错误就犯了！我就当恶警了！”　

到晚上，有一劳教人员突发心脏病，唐玉宝去处理，这样他才暂时放下手中的电棍。我从下午至晚上铐在暖气上被电击，唐玉宝不允许我上厕所。唐玉宝走后我向值班队长腾吉良要求上厕所，在厕所遇到同监室的法轮功学员和两名劳教人员，她们看到我惊呆了，认不出我了。一个问“这是谁呀？”另一个说：“这是高蓉蓉吗？太可怕了！”

从厕所出来后，值班队长腾吉良没让我回宿舍，又把我关回办公室。

站在这个血腥的办公室里，唐玉宝随时回来会继续施暴。“整死你！”的威胁、恶警们恐怖的面孔和数次的身心折磨，让我心力交瘁，不知这漫漫长夜面临的是怎样的摧残。

在极度痛苦的煎熬中，我环顾四周：办公室的门口，腾吉良在门外把守，唐玉宝随时会从这个门口冲向我，办公室内摆着电击我用的电棍和手铐，只有我身后的窗户透出一线安全。我不能等死，我从二楼办公室的窗口跃窗求生。后来医院诊断为左腿骨股头骨折，骨盆两处断裂，右脚跟骨裂。

这次，二大队共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电棍电击、殴打，5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金科贵被电击毁容的程度甚至比我还严重，她的脸被电糊后，又被殴打，脸都被打烂了。因为被封闭关押在教养院里，外界和她们的亲人无法看到她们被酷刑折磨的惨状。

我被毁容后，龙山教养院将值班看守的劳教犯人增加到8人，接见餐也停了，大门口立着“食堂装修”的牌子。对法轮功学员的接见更是严格控制。

九、龙山教养院在公安医院逞凶、掩盖罪行

（1）半夜12点到军区总医院

5月7日晚10点多，为防止晚上做奴工回来的法轮功学员看到，龙山警察把我从侧门悄悄抬出。他们将抬着我的担架勉强挤放在车中间，半夜12点左右，将送我到沈阳市军区总医院（又名“沈阳陆军总院”）。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极其危险，血压低压降到40，护士立即给我下了导尿管，并输液，拍片子。医生被我焦黑的脸吓坏了，问是怎么弄的，我说是电棍电的。这时龙山警察在一边小声嘀咕“不该穿警服来，换便装就好了。”

管理科科长李生元和大队长王静慧陆续赶来，我要求通知家属，王静慧说：“该通知时会通知的。”

（2）连夜转到公安医院　市司法局人员次日赶来

5月8日凌晨两点左右，我被转到公安医院。医生看到我脸和脖子上的电伤己结了一层黑痂，说已经没有必要用药了，只用酒精和碘酒简单擦擦。

第二天（5月9日），司法局的处长刘波和科长史英俊（女）来了。当时我问他们是哪的，他们不说。

接下来的几天里，沈阳市司法局的处长刘波、科长史英俊、龙山教养院院长李凤石、政治部主任邓杨、管理科科长王学涛、李生元、姜玉波、二大队大队长王静慧、中队长林桂芝、队长腾吉良、一大队中队长段海英等轮番到医院。

（3）不通知家属　做假笔录　逼迫手术

李凤石、王学涛、王静慧、李生元骗我配合做笔录，由李生元执笔，说要与唐玉宝对质和通知我家属等。

李凤石还说：“我上面也有领导，我得拿笔录向上汇报，还得把笔录给你家属看，省得你见到家属又说别的。”我很奇怪：事情经过就是那样，事实就一个，怎么可能又有别的呢？

原来他们要做假笔录掩盖罪行。我说了事情经过之后，他们拿笔录让我签字，笔录上，他们根本不把我说的情况真实完整的记录下来，唐玉宝那些迫害我的言行，李生元一句也没记。

我拒绝在笔录上签字，他们就百般刁难我，根本没有通知我家属的意思。

我一再要求通知家属，他们根本不理会我的正当要求，反倒挖苦、嘲笑我。警察王春梅说：“从楼上跳下去时你怎么没想起来通知家属呢？”还讽刺我说：“你这下半辈子可怎么办呢？”

院长李凤石说：“你从窗户跳出去，是想逃跑啊，还是想死啊，还是要抓窗外的小鸟啊？”

我跟李凤石提出要把电击受伤的脸拍照片，李凤石却说：“不用，医生不是看了嘛。”

他们一起逼我做手术，还说最佳治疗期是14天，我知道他们想掩盖罪行，接着迫害我。王静慧蛮横的要替我在手术单上签字，我说：“你要替我签你就犯法了。”她才没签。

（4）导尿管扎上　憋尿21小时

我躺在病床上极度痛苦，龙山警察第一天连饭都没给我吃，看守我的警察有的大声说话、有的睡觉，对我的生死不关心。

一次，一大队警察赵英杰值班时，我的滴流瓶打空了，她也没看见。5月11日，二大队警察马再明值班时，把我的导尿管用绳子扎紧忘打开了，导致我憋尿21小时，剧痛后出现血尿，引起肾小球肾炎。

（5）家人意外得知我被毁容

5月14日，我的家人听说法轮功学员王秀媛被龙山迫害死的消息，不放心我的身体情况，去龙山教养院询问，家人哪里曾想到，我已经在一周前被他们毁容了。

到了龙山教养院，王静慧和唐玉宝对家人搪塞说我“受伤了”，但不承认用酷刑的事。家人问：“她没被打、被电，怎么会受伤？”唐玉宝最后只承认，他三月份电我、打我了。

他们威胁我家属马上在手术单上签字，否则就是我们家拿全部医药费，也不告诉我在哪家医院住院。我家人愤怒的说要告他们，不得已的情况下，王静慧才带领一帮警察将我家人带到医院。

家人看到我被毁容的惨状，吓得大哭起来，并质问他们为何把我迫害成这样？王静慧竟说我的家人：“没见过你们这样炼法轮功的。”

把我迫害成这样了，还不许我家人哭，龙山警察多么残忍和邪恶。

（6）龙山教养院散布谎言掩罪行

转到公安医院的第二天，打扫卫生的人问我的脸是怎么伤的，一大队警察王宏龄谎称：“跄的”。

在我家属到来之前，龙山警察匆匆将我挪到走廊尽头的房间，怕更多人看到我的情况。我病房的门玻璃都用报纸糊上，怕被外界看到。

我单位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来人看望，遭到管理科王学涛等警察拦截，不让进，说得沈阳市司法局批准才行。

龙山警察还对我单位说，我脸上的伤是摔的。我的家人质问王学涛为什么撒谎，他竟说：龙山教养院给沈阳市司法局的报告中就是这么写的。问他是谁写的，他说：“领导班子一起定的。”

十、龙山和市司法局“在医大”对我和家人的迫害

在家人的强烈坚持和努力下，5月18日我被转送到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简称“医大”）骨二科，先是在监护室，几天后将我转到一个单间封闭起来，就是0533病房。

住院期间，我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一直不好，曾一再出现危险。

（1）身体虚弱　打针维持

由于长期低烧，身体机能减弱，我肝痛、胃痛、恶心、干呕吃不下东西，人很瘦弱，消炎药就打了一个多月，医生怕再打有危险才停。

到6月以后，只好打“调理心脏”的药和其它营养药，时不时还得吸氧、监测仪监测。点滴一打一天，手上到处是针眼，血管都硬了，很痛。由于天热，身上出了荨麻疹和水晶痱（痱子的一种），奇痒无比。由于肾小球肾炎，导尿管一个月后才摘掉。

我胃肠功能不好，又怕出现肠梗阻，加上一直平躺着，进食量小，身体更虚弱，各科医生前来会诊，有的检查项目医生都说做不了、不敢做。因为我肌肉萎缩严重，骨科大夫则说“如果动手术，别说骨头，肉皮都很难愈合。”

（2）龙山警察在“医大”撒野

龙山警察整天围着，不时的对我家人无理取闹，甚至白天、晚上都有男警察轮番在病房沙发上睡觉。

刚被送到“医大”时，经常需要用手术车推出去检查身体。来看病的患者和家属围着问“这脸是怎么弄的？”我的家人讲龙山教养院电击的事，龙山警察粗暴的阻止，并威胁家属，说要报110来抓人。一次在电梯里，有群众问怎么回事，我家属讲述时，管理科的毕印红竟挥拳要打我姐姐，并威胁说报110。

龙山警察每次都驱赶围观的群众，群众不听他们的，不走。龙山警察气急败坏，多次当众大喊大叫。二大队副大队长梁真说：“电了，就电了！”警察苏志忠和王春梅在走廊大声说：“电就电了，电死！”

参与迫害我的两名警察曾小平、王吉昌也被安排在“医大”把守，我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9月下旬的一天中午，三大队30多岁的男警察苏志忠醉酒后躺在我病房里的沙发上睡觉，他把裤子也解开了，极其不雅。我母亲把女警察赵英杰叫来，赵英杰一看确实太不堪入目，把苏志忠叫到外面去了。苏志忠在走廊破口大骂，要打我73岁的母亲，其他警察自知理亏，拦住苏志忠，母亲才幸免于难。他又砸我的病房门，把其他病房的群众都吵出来了，看他双手拎着裤子，撒野2个多小时。

（3）对家人的无理限制

打到“医大”找我家属的电话，龙山教养院不让家属接，告诉医务人员找警察接。一次来电话赶上我姐姐过去，警察苏志忠和赵英杰急忙跟过去，苏志忠抢过电话，撒谎说：“我是大夫。”一会儿又说：“我是警察。”

家人还看见值班警察将一些信件交给王静慧。王静慧还要求我们不许在病房内使用手机，带来的物品要检查。

龙山教养院只准我母亲和两个姐姐照顾我，不许亲属来帮忙，近五个月来，我的三个亲人精神和身体都疲惫不堪。

龙山教养院还对每天病房里我家人的言行和我的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一天，神经科的医生来会诊，王春梅拿出笔记本来在一旁记录。女医生刚问我家人几句话，就看到她在记。女医生问王春梅：“我说的话你也记吗？”王春梅回答：“也记。”女医生看到此情况如此复杂、特殊，马上说：“这个病我看不了，让别人来吧。” 说完反感地走了。

（4）龙山警察欲揭伤疤毁罪证

龙山教养院和沈阳市司法局经常来人骚扰，不是逼我做手术就是观察我的情况，并把责任往我家人身上推，加剧了我的身体恶化。他们都很“关心”我脸上的伤，希望这迫害的罪证快点掉。

一天晚上，趁我家人不在身边，警察王春梅从外面进病房，用手摇我的胳膊，喊我，说我脸上的痂快掉了。她喊醒正在沙发上睡觉的苏志忠，给他递眼色，让他起来对我的脸采取行动，这时我家人找护士回来了。家人警告她不许随便碰我，有事要追究她的责任时，她自知理亏却大喊大叫：“五分钟我就得碰她一次，谁知她有没有气儿了。”我的家人说：“医生让你五分钟碰她一次了吗？” 她回答不出。

有一天，家人发现放在我柜子里的所有我体检的片子都不见了，到处找，王春梅在一边不吱声。原来是让警察给藏到他们用的柜子抽屉里，最后家人在龙山警察的柜子里找到了片子。

（5）生命危急　司法局、龙山做好我死亡后的准备

2004年8月，在精神、肉体双重迫害下，我开始出现生命危险。8月9日起，我进食困难，出现尿血，瘦得皮包骨头。随后，我不能进食进水，眼神不能集中，眼窝塌陷，一分钟都不能入睡。一天晚上，我特别烦躁，时而昏迷，眼皮合不上，恍恍惚惚的，感觉生命马上就要耗尽了。我的家人焦急万分，怕我随时都会离去。

医生一再下病危通知，让家人“做好准备”。护士长让我的家人要整个晚上盯着我的胸口，看是否停止呼吸，如果发现不行了，马上通知医生。

家人去沈阳市司法局说人已经不行了，要求放人。他们说：人不行了，就让医院抢救，不让回家。

龙山教养院的李凤石、李生元等叮嘱看守我的警察：一旦发生死亡事件，马上向医大要死亡证明，并报告有关领导。

随后，家人找到市政法委、市610，要求解决问题，得到的回答是：不归他们管。

这些执法部门根本不管我的生命安危，上下串通一起，欲将我这个“人证”销毁。

（6）初见好转又被龙山警察吓昏

幸运的是，在经历了生命的极度危险之后，我又顽强地苏醒过来。第一天，我喝了一、两口流食，感觉好了一些。两、三天后的一个早晨（8月26日），家人准备好一碗麦片打算喂我，突然龙山教养院管理科长王学涛、毕印红等三名男警察拿着摄像机和照相机冲进来，当时只有我73岁的母亲在病房。

龙山教养院找了三名女护士，让她们手拿滴流等医疗器具在那儿，龙山警察对我和屋内的场景录像和照相。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骇人举动惊吓，当即抽搐，之后昏迷、小便失禁，身体几乎不能动，靠打脂肪乳、白蛋白等营养药维持生命。当我姐姐进来质问王学涛时，他们慌忙撤了出去。

直到从医院脱身前的一个多星期，我才逐渐恢复，能吃少量东西，停止了输液。我从未坐起过，瘦得皮包骨头，体重只有60斤左右，胳膊举起来就发抖，大小便在床上躺着，底气不足，每日低烧，左腿不能动，肿痛，医生说是“陈旧性骨折”。

十一、市政法委、610等阻挠　家人申诉被中断

我被电击毁容的消息在媒体曝光后，引起海内外正义力量的关注。但有关司法、法律部门对我被电击毁容一事一直没有任何公正的说法。

（1）司法局包庇龙山教养院　家人向市检申诉　省市检察院验伤

先是沈阳市龙山教养院不通知我的家属、隐瞒我被电击毁容的事实。家属知情后，要求龙山教养院院长李凤石等有关领导给说法，李凤石三番五次失言，拖了一个月也没谈上，还对外界搞谎言欺骗的那一套，给沈阳市司法局打假报告说我的脸是摔的。

家属只好向龙山教养院的上级主管部门沈阳市司法局反映，要求：1、给我验伤；2、追究直接犯罪者唐玉宝等人的责任；3、解除对我的非法劳教，赔偿我被伤害而造成的损失。

沈阳市司法局没有进行正确作为，不安排验伤，只推说一直在调查此事。5个月来没有向我这个当事人做过任何核实性调查，而背地里沈阳市司法局和龙山教养院通过“医大”党委向“医大”给我治疗的医务人员施压，其实是以治疗为名目延续对我的迫害，即使死了也不放人。

鉴于沈阳市司法局对龙山教养院的庇护，又赶上从2004年5月－2005年6月是全国检察机关在全国开展“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侵犯人权犯罪”专项活动，家人向沈阳市检察院提起申诉。

经一再催促，2004年7月1日， 4名沈阳市检察院和沈阳城郊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来“医大”对家人的申诉情况进行核实调查，做了笔录并给我拍了照。

7月8日，沈阳市检察院请辽宁省检察院的法医给我进行验伤、拍照，那些检察机关的人看到我被电击毁容的脸，对现在的文明社会发生这么残酷的事，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敢相信。他们在事实面前很震惊。

（2）市政法委、610成立“专案组”　检察院无权过问

本来一、二周后等验伤鉴定出来时，就会有相应的处理结果，但却迟迟没有了消息。再去问时，沈阳市检察院负责人说沈阳市委、市政法委成立了“专案组”，市检察院已经无权过问了。

两个月后，辽宁省检察院也告诉家属：案子归“专案组”了，验伤结果不在省里，上哪儿找也没用，中央610直接操控此事。

在7月1日检察院的人来医院调查后，沈阳市610、市政法委等部门当天马上也来人，7月1日、2日，市政法委的人频繁前来，7月2日一天就来了三次。

这种频繁到场的“积极”反应，是要全面阻止司法程序的进行。

（3）“专案组”成员频繁到场　政法委领导揭黑痂

在市检察院7月1日上午来做调查时，“专案组”成员王惠（女，市政法委的）、刘革（女，从沈阳市沈河区检察院公诉科抽调到“专案组”的）就赶来了解情况。

当日下午，王惠等4人再次来到病房，对我说有人向他们反映了我的情况，并拿出我的申诉书和受伤照片。我问：“谁反映的情况？”他们没回答，只是说得对我调查核实做笔录。笔录由刘革记录，一名男子提问。

在做笔录过程中，我提到此次二大队共有五名法轮功学员被电棍电击时，他们不往笔录上写，那名男子单独记在一个小本上。这些人对龙山警察违法的事实不想多听，而是一再问我：“照片在哪拍的，谁拍的，别有心理负担，你得相信‘组织’，会解决你的问题的。” （2004年8月份我病危期间，家人找到市政法委、市610要求解决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归他们管”。）

我说：“谁拍的都是合法的，我没有什么负担，你想的太复杂了。”那人忙说：“是合法的，但照片没什么用，说明不了问题，有你这个人在，就是证据。”过后，他小声自言自语：“不是有戒护吗？怎么拍的呢？”（注：“戒护”指看护的警察）

7月2日上午10点，刘革陪同市政法委领导卢静臣（男）、市610办公室魏军（男）来病房，称“市领导重视此事”。

下午两点多，刘革、王惠同一中年男子来到病房，说中年男子是政法委的领导，姓李。这名政法委领导问我脸上的伤痛不痛，伸手在我脸上结痂处到处按，并快速揭断一块黑痂，因结痂上有纱布纤维，揭断的那块结痂没掉下来。当护理我的家人制止他不应该这么做时，三人匆匆离去。

当天晚上7、8点钟，刘革、王惠等四人又来到医院，要给我姐姐做笔录，姐姐拒绝了，他们显露出很不高兴，还说他们“专案组”很忙、调查时间排得满等等。因姐姐仍然拒绝做笔录，他们之后离去了。

（4）申诉被中断　罪犯逍遥法外

7月2日下午，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宪生和李荣琛、史英俊、姜晓兵，龙山教养院二大队大队长王静慧、卫生科科长张晓秋及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田野，先后来到医院在一起“商谈”。

有两个穿便装的陌生男子来到病房，不打招呼直接在床前观察我，家人问这两人是哪里的，他们匆忙的一边往外走一边说“医院的”。

家人后来曾到检察院去咨询，工作人员说，在办案期间，龙山教养院和司法局作为被申诉对象，有关人员不应该到医院来。

家人继续向省里申诉，辽宁省检察院监所检察处负责人第一次表现热情，说：“别以为衙门口，门难进、脸难看，我们会严惩违法之人”。还说下午省里来人开会，已经将我的脸部受伤照片复制多份，大家一起研究，两个月后会有结果。

当再去问时他就开始推托。家人要验伤报告，他说不给家属，只能告诉结果。当被问及我的脸是否鉴定为电棍伤时，他不直接表态。家人随后问：“龙山教养院给沈阳市司法局打的报告是假的，对吧？”他同意了。

后来得到的就是前文提到的答复：案子归“专案组”了，验伤结果不在省里，上哪儿找也没用，中央610直接操控此事。

我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有关执法部门却没有一句公正的说法，司法程序又被阻碍，无法进行。

至今迫害我的直接责任人唐玉宝、姜兆华、李凤石、王静慧等不法警察仍逍遥法外，而沈阳市司法局副局长张宪生2004年8月对我家人表示：“到目前为止，没发现龙山教养院对高蓉蓉有什么不好的行为。”

十二、江氏“灭绝政策”在我身上实施

江××制定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在我身上都实施了。

名誉上搞垮：我被酷刑毁容后，沈阳龙山教养院对市司法局打假报告，说我是畏罪潜逃、自伤自残，说我的伤是自己造成的，诋毁我的名誉。本来单位一直对我印象很好，单位到公安医院看我时，在没见到我的情况下轻信了警察的谎言，对我和我的家人产生误解。

经济上截断：从1999年5月到2001年4、5月近两年的时间，单位只给我开过几个月的部分工资。从2003年6月被抓至今，工资全部停发。我数次被抓还被克扣各种名目的费用。

肉体上消灭：我所遭受的奴工、体罚、殴打、酷刑毁容，以及被毁容后病危时有关部门也不放人等事实，都是“肉体消灭”的表现。

我的遭遇只是千千万万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事实中的冰山一角，更多被掩盖的迫害至今无法被世人所知。在中国大陆邪恶的劳教所、监狱、看守所、洗脑班、精神病院，酷刑和虐杀时时都在发生。

从镇压的开始，江氏集团对法轮功学员就根本没讲过法律，相反，法轮功学员被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诸多合法权益，失去了上访、信仰、言论、人身等自由，至少一千多人被迫害得失去生命，被监禁、酷刑折磨、精神摧残者不计其数。

这场浩劫给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带来的巨大伤害，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对“真善忍”的迫害，是对人类善良本性最残酷的践踏、对人间正义和法律尊严的蹂躏和摧残，每一个良知尚存的生命，都有责任为公义和道德在世间的屹立长存而发出正义的声音。

我恳请全世界的正义机构和个人，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帮助制止酷刑和虐杀，将迫害法轮功的罪犯绳之以法，还公义于天下。

发稿：2005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