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还是福音（下）

【明心网】三、技术乌托邦
　　
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不同，前者要求排除主体的主观因素，力求趋向客体；后者则不仅要求主体趋向客体，也要求客体趋向主体，即它们的关系不仅是单向映射，而是双向互动。这使得科学与哲学的理性内涵是不同的，后者的理性包含得有价值，或者伦理因素。
　　
技术作为科学的实用表现方式，基本上排除了价值判断，它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技术理性主义。这种技术理性主义已排斥了理性中的人本之维。它就是“逻各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各种物化的表现形式。它本质上不是一种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指南，而是人类用以改造自然的工具，是人的身体器官的延伸。
　　
人从自然里走出来，并且无法离开自然而存在。因此，他先在地具有与世界同构的属性，人的认知、理解的逻辑结构自动地切入世界的客观逻辑结构中，它们的同构性使主、客体的逻辑结构具有一种“连通性”。正因如此，人才能把握、认识世界。技术理性也才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功能。
　　
由此，可以探寻到技术理性的三个意指。第一、由于人的理性与世界的同构，人可以通过洞悉世界的规律，通过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的狡黠”让自然物相互作用，产生人需要的创造物。第二、技术理性是一种实用性的东西，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第三，人无法离开技术理性，也不能违背技术理性，它是“科学”性的东西，与“真理”接近，甚至就是“真理”本身。因此，技术理性在它的逻辑演绎中内含着这样的指令：它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它因能给人带来物质享受的幸福而确定了生活的意义，它的发展存在着解决人类的生存困境的可能，它可以创造一个人间仙境，就像是上帝的千年王国。
　　
这种技术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象征。人们对技术理性所造成的人性异化，以及它的“结晶”核武器宁可视而不见，也要依靠它踏上通往想像中的“千年王国”的长征。上帝被杀死了，人也死了，技术理性成了新的上帝。它获得了一种自律运转的力量，逐渐失控而取代价值理性，获得了规范的权力。
　　
其实，技术既然只是人的身体器官的延伸，那就只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有限的工具，这种有限的工具不具无限的属性，而是可由人把握的客体，虽然它已取代了人的躯体的功能。它也不具规范的权力，它不能确定价值，而只能强化或弱化它。从这种意义上讲，技术的作用领域和效用都是有限的。可是，如果人不满足于这一有限的目的，而非要将自身的人之无限的属性投射到它身上，进行一种技术理性主义崇拜，则修改了技术的有限属性，将它变成了一种万能的工具，或者说新的上帝。而一旦技术变成新的上帝，它便变成了目的，人则了工具，人的主体性和自由成为它的奴役下的牺牲品，导致人仰赖技术而进入一个美好社会的梦想只是一个乌托邦。
　　
技术意味着对人自然的控制，人通过技术而与自然是单向的支配、改造、利用的关系。这种严格的主客体划分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阻止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和无休止的索取，将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人类的生存陷入困境。因此，真正重要的已不在于技术的控制之维，而在于控制的重新定义。在这方面，如果有什么能让“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保持必要的张力，使技术改造的自然不致成为人类的葬身之地，那么就不是用技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四、发展的属人本质
　　
福柯曾经对人类的“进步”、“发展”提出质疑。他认为，人性并不会在持续的社会发展中进化，人类的所谓“进步”不过是从一种暴虐形式转化为另一种暴虐形式而已。
　　
整个社会历史支持了福柯的这种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自从出现国家，出现以权力压迫、经济剥削、意识形态奴役为特徵的统治以来，少数人利用大多数人的实质并没有多大改变，改变的不过是形式、花样、程度而已。变来变去的意识形态眼花缭乱，但终究是人吃人。
　　
当然，人性并非没有进化，不过比起生活环境的改变来说，它的进化是相当缓慢的。它远远滞后于人类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不仅在于精神、意识相对于物质变化的惰性，还在于至今人类从未能提供出一个良好的、适合它进化的环境。甚至，我们看到，它还出现了倒退。人想进化很难，想倒退回禽兽，则是相当容易的。
　　
这就隐约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真正是人的发展，倒可能是人之外的物的发展。正如发展学家F.佩鲁在他的《新发展观》里指出的：“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社会和人都曾沉浸于定性价值中……对平均值进行统计、加减和计算并把它们组合起来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身不由已，都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物和物质对象上。但此路不通，因为不论社会还是人，都不是物。”
　　
佩鲁这些话已经不客气了。无论是极权主义国家，还是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不言而喻的发展都是经济的增长，发展不发展看的是经济指标，不是人，而是那些冷冷的数字。不管怎样，人曾经是统治机器的工具，他是附着于统治机器之上的，这种所谓的发展不是人的尊严和自由的获得、人的需要的满足，而是人吃人的秩序的稳定。到现在，仍然如此，只不过，对经济指标的强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经济机器的运转本身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论证统治者的统治合理性的标准。发展首先意味着统治的稳定，其次是享受的可能，再其次才是被统治者付出代价以后分得的一杯羹。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人的需要的满足也被强调，但由于是与人类群体的分裂作为潜在背景，它的人本主义关怀仍然显得虚伪而毫无意义。
　　
在这种畸形的发展观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也许用不着设想，一个在视野里没有人的观念体系，同样是没有自然的任何地位的。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实际上也不是以“人”是中心，而是以某类人为中心，以物为中心，它并没有给自身赋予人本之维。这样的发展观必然会在客观的生产活动中，加大对自然的掠夺。如果说财富的来源一是对自然的掠夺，二是对人的掠夺，三是技术创造的附加值的话，那么，对自然的掠夺仍然，并且可以预想在遥远的将来仍然是根本性的。而这种对自然刻薄寡恩的行为由于缺少人本关怀，缺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以及长远利益的考虑，掠夺将是毁灭性的。矿产资源的枯竭、能源的短缺、草原的沙漠化、淡水的污染、酸雨的出现，以及天气的异常，既是对人类的报复，也是人类在畸形的发展观下不计后果地破坏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的证据。
　　
佩鲁认为，一旦接受了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就可望出现人类价值观念方面的相应变革：“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似乎意味着，在新的发展观里，人本身和自然本身必须统一起来，即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必须置于这一观念的中心。非常明显，人作为一种绝对价值，构成了一切社会物化过程的“阿基米德点”，而所有的物化过程都只能是人的发展的手段。这样，发展便被置入人的解放和进化的轨道，人本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价值判断的前提。
　　
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结合将使人的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平衡之内。以破坏生态系统为代价的任何过程都是危险的，人类向大自然的进军必将遭受毁灭性的报应。就此而言，人类文明的“罪孽”如果同样得不到清洗，并将一切超人的异化力量和实体，以及看起来已不可控的进程置于理性和人的手里，那么人类越发展，越能加快危险的进程。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人类社会历史就像是一列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向不知是福是祸的前方飞驰而去。

发稿：2004年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