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创作手记（下）

【明心网】四

写作整个地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质。

但是，没有比这一切更美好的了。

在狂热紧张繁忙的工作中，主要的精神状态应该是什么？那就是认定你在做一件对你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工作，甚至是做一件前无古人的工作。不论实质上是否如此，你就得这样来认为。你要感觉到你在创造，你在不同凡响地创造，你的创造是独一无二的；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自豪，就是认为它伟大无比也未尝不可。

这不是狂妄。只有在这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下，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自己的能量。应该敢于把触角延伸到别人没有到过的地方，敢于进入“无人区”并树起自己的标志。

这样的时刻，所有你尊敬的作家都可以让他们安坐在远方历史为他们准备的“先圣祠”中，让他们各自光芒四射地照耀大地。但照耀你的世界的光芒应该是你自己发出的。

当然，绝不可能长期保持这种“伟大感”，困难会接踵而来。你一时束手无策。你又感到自己是多么可笑和渺小，抬头望望桌边上那十几座金字塔，你感到你像儿童在河边的沙地上堆起了几个小沙堆。

有什么可以自鸣得意的？难言的羞愧与窘迫。

不会长期颓丧。因为你身处战场。

写作是艰苦的。与之相伴的是生活的艰苦。

一般地说来，我对生活条件从不苛求。这和我的贫困的家庭出身有关。青少年时期我几乎一直在饥饿中挣扎。因此，除过忌讳的能填饱肚子就满足。写作紧张之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

但这里的生活却有些过分简单。不是不想让我吃好，这里的人们一直尽心操办，只是没有条件。深山之中，矿工家属有几万人，一遇秋雨冬雪，交通常常中断，据说有一年不得不给这里空投面粉。没有蔬菜，鸡蛋也没有，连点豆腐都难搞到。

早晨我不吃饭。中午一般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河对面的矿区也许有小卖部什么的，但我没有时间出去。

没有时间！连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不敢耽搁。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都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工作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定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违犯。

等凌晨工作完毕上床前，再烧一杯咖啡，吃下去这说不来是夜宵还是早点的两个冷馒头。

写作中最受折磨的也许是孤独。

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为了不受干扰地工作，常常要逃避世俗的热闹；可一旦长期陷入孤境，又感到痛苦，感到难以忍受。

一般情况下，我喜欢孤独。

我的最大爱好是沉思默想，可以一个人长时间地独处而感到身心愉快。独享欢乐是一种愉快，独自忧伤（模糊的）也是一种愉快。孤独的时候，精神不会是一片纯粹的空白，它仍然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情绪上的大欢乐和大悲痛往往都在孤独中产生。孤独中，思维可以不依照逻辑进行。孤独更多地产生人生的诗情——激昂的和伤感伤痛的诗情。孤独可以使人的思想向更遥远更深邃的地方伸展，也能使你对自己或环境作更透彻的认识和检讨。

当然，孤独常常叫人感到无以名状的忧伤。而这忧伤有时又是很美丽的。我喜欢孤独。

但我也惧怕孤独。

现在，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每每极其渴望一种温暖，渴望一种柔情。整个身体僵硬得如同一块冰。写不下去，痛不欲生；写得顺利，欣喜若狂。这两种时候，都需要一种安慰和体贴。

尤其是每个星期六的傍晚，医院里走得空无一人。我常伏在窗前，久久地遥望河对岸林立的家属楼。看见层层亮着灯火的窗户，想像每一扇窗户里面，人们全家围坐一起聚餐，充满了安逸与欢乐。然后，窗帘一道道拉住，灯火一盏盏熄灭。一片黑暗。黑暗中，我两眼发热。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当你竭力想逃避各种干扰以使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无数干扰却会自动找上门来，让你不得安宁。

最可怕的是那此沾亲带故的人。他们并不忙，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找你的麻烦。你在这里虚构别人的故事，他们在远方的山乡圪塔里虚构你的故事。据说我的“官”熬大了，为我设立了好几道岗，栽绒地毯一直铺到机关大门口，吃饭时用的是金碗银勺象牙筷子。于是，他们纷纷找上门来，叫你安排工作，问你要钱，让你给某某人写信解决某某问题。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有时真想对他们歇斯底里发作一通。

另一种干扰出自周围的环境。说实话，文学圈子向来不是个好去处。这里无风也起浪。你没成就没本事，别人瞧不起；你有能力有成绩，有人又瞧着不顺眼。你懒惰，别人鄙视；你勤奋，又遭非议。走路快，说你趾高气扬；走路慢，说你老气横秋。你会不时听到有人鼓励出成果，可一旦真有了成果，你就别再想安宁。这里出作家，也出政客和二流子。

但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文学形势。我知道，我国文学正到了一个花样翻新的高潮时期，其变化之日新月异前所未有。这种巨大的压力是相当严酷的。你感到你完全被抛在了一个无人知晓的黑暗的角落里，似乎不仅仅是用古典式的方法工作，而自己也已经变成了件入土的文物。这间黑暗的作坊就是象征。只差几张蜘蛛网了。

好在第一部全部完稿了。

五

第二部第一稿的写作随即开始。

这次换了地方，到黄土高原腹地中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县城去工作。

正是三伏天，这里的气候却特别凉爽。我在县武装部院子的角落里找了一孔很小的土窑洞，阴凉得都有点沁人肌肤，不得不每天生一小时火炉。三伏天生火炉可算奇迹——但这是真的。

心理状态异常紧张。因为我意识到，第二部对全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力和精神都竭力让其运转到极限，似乎像一个贪婪而没有人性的老板在压榨他的雇工，力图挤出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汗。

体力在迅速下降，有时候累得连头也抬不起来。抽烟太多，胸脯隐隐作疼。眼睛发炎一直未好，痛苦不堪。

想到了锻炼。方式却过分极端，每天下午晚饭后去爬城对面那座最高的山，而且不走正路，专门寻找了一条羊肠小道。山路崎岖，攀登相当吃力。这山被茂密丛林覆盖，也没有农田，大热天不会有任何人出现在这里。于是一到半山腰的树丛中，就脱得赤条条只穿一条裤衩，像非洲丛林里的土著生蕃。

爬上山顶最高处的那一方平台，先抽一支烟，透过小树林望一会县城街道上蚁群般走动的人，然后做一套自编的“体操”。如果当时有人发现太阳西沉的时候，此地有个赤身裸体的家伙做出一些张牙舞爪的动作，一定会大吃一惊。

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的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

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

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是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

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了，只有腿和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

终于完全倒下了。

在那些苟延残喘的日子里，我坐在门房老头的那把破椅子里，为吸进去每一口气而拼命挣扎，动不动就睡得不省人事，嘴角上像老年人一样吊着肮脏的涎水。有的熟人用好笑的目光打量着我，并且正确地指出，写作是绝不能拼命的。而生人听说这就是路遥，不免为这副不雅相大惑不解：作家就是这个样子？作家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种并不潇洒的职业。它熬费人的心血，使人累得东倒西歪，甚至像个白痴。

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

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

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成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记得临终之前，这位坚强的人曾央求医生延缓他的生命，让他完成《创业史》。

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一生中，我曾有过多少危机，从未想到要束手就擒。为什么现在坐在这把破椅子里毫无反抗就准备缴械投降？据说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很有名。为什么不去那里？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是最好的归宿。

黄沙包围的榆林城令人温暖地接纳了奄奄一息的我。我立刻被带到著名老中医张鹏举先生面前。

果然，第一服药下肚，带绿的黑痰就一堆又一堆吐出来了。我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甚至非常粗俗不堪地将一口痰吐在马路边一根水泥电杆上，三天以后还专门去视察了那堆脏物。后来我竟然把这个如此不雅观的细节用在了小说中原西县倒霉的县委书记张有智的身上，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第一个问题解决后，张老开始调理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100多服汤药和100多服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

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

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我知道，朋友们和亲人们都出于真诚地关怀我，才这样劝我的。

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

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物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我也知道，我目前的身体状况仍然很差，它不能胜任接下来的工作。第三部无疑是全书的高潮，并且所有的一切都是结局性的；它要求作者必须以最饱满最激昂的精神状态完全投入，而我现在稍一激动，气就吸不进去了。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

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六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不成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得也不错。

1988年元旦如期来临了。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地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

整个宾馆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

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身边，我感到深深地内疚。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

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

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需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徙，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另一张桌子上。

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七

在我的一生中，需要记住的许多日子我都没能记住，其中也包括我的生日。但是，1988年5月25日这个日子我却一直没能忘记——我正是在这一天最后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

尽管我想平静地结束这一天这一切，但是不可能也不由自主。

这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五月的阳光已经有了热力，大地早已解冻，天高远而碧蓝，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鲜花的气息。

延安的几位朋友通过我弟弟天乐知道我今天要完成最后的工作，一大早就都赶到了甘泉县招待所。不过，他们还不准备打扰我，要等待我从那间工作室走出来才和我分享快乐。甘泉县的几位领导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已张罗着在招待所搞了一桌酒席，等我完稿后晚上一块聚一聚，因为按计划，我当天晚上就要赶到延安，然后从吴堡过黄河，先在太原将复印稿交《黄河》，再直接去北京给中央台交稿。

当我弟弟和朋友们已经张罗这些事的时候，我还按“惯例”在睡觉。因为是最后，起床后，我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坐在写字台旁静静地看着桌面上的最后10来页初稿。

一开始写字手就抖得像筛糠一般。竭力想控制自己的感情，但实际上是徒劳的。为了不让泪水打湿稿纸，我将脸迈向桌面的空档。

百感交集。

心脏在剧烈搏动，有一种随时昏晕过去的感觉。圆珠笔捏在手中像一根铁棍一般沉重，而身体却像要飘浮起来。

过分的激动终于使写字台上的右手整个痉挛了，五个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张开而握不拢。笔掉在了稿纸上。

焦急万分。满头大汗。这是从未体验过的危机——由快乐而产生的危机。

智力还没有全部丧失。我把暖水瓶的水倒进脸盆，随即从床上拉了两条枕巾放进去，然后用“鸡爪子”手抓住热毛巾在烫水里整整泡了一刻钟，这该死的手才渐渐恢复了常态。

在接近通常吃晚饭的那个时分，终于为全书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

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

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细心彻底地收拾了桌面。一切都装进了远行的箱子里，唯独留下那10本抄写得工工整整的手稿放在桌面的中央。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以使自己的心情平静到能出席宴会的程度。

在这一刻里，我什么也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发稿：2004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