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衡：社会道德观念危机的起源

【新生9月29日讯】[编者按]道德是社会规范的一种。人的规范有道德，法律，社会的各种制度，行政规范，各单位，部门的规章制度，某些技术规范，逻辑规范等等。道德是一种最抽像，最普适性的规范。由于它的普适性，即普遍的适用性，它是任何其他社会规范所不能取代的，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最基本的规范。一般的人，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根据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行事，尤其在自由的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只有相反，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也就是说在法律有规定，你必须遵守法律规范，没有违反它的自由的时候，或者你违反法律，事后受到法律追究时，法律才起作用。道德规范中，起基础作用的是良心，良心主要靠每个人的自律来维持，然后是一般的道德规范，靠社会舆论维持。把道德与良心混淆，认为道德靠自律维持，是不对的。道德，包括良心在内，当你违反时，社会舆论（包括人们的私下议论和媒体的公开议论等等）就可能谴责。而法律，与道德不同，靠政府的强制，包括警察，监狱，法庭等等的强制来维护。一个道德沦丧，良心良知泯灭的社会，不管法制如何严格，如中国历史上的法家社会，都是很可怕的。我们非常需要健全法制，但只讲法制不讲道德，就是本末颠倒。主张「告别革命」，「中产阶级」和「全盘私有化」，「全盘商业化」的错误思想体系，就有这种本末颠倒的倾向。当然，我们讲道德时，指的是先进道德，而不是落后陈腐的道德。我们需要的是先进法制和先进道德的统一。中共对中国最大的破坏，就是对人的素质，尤其是道德的破坏。──2003-9-26

在近代的中国大陆，每当一个社会问题发展到了某种严重的程度时就有人出来开始搞运动了。不过事实证明通过搞运动虽然当时可能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可是因为不能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往往会使老问题在重新复发时变得更加严重起来，于是就出现了逐波升级的现象，其结果必然会造成统治者根基的日益松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极权统治政权的寿命一般会比较短的原因，纵观历史，很少有暴政政权能够连续维持百年以上的。而这种社会矛盾逐波震荡升级的现象正是检验一个政权是否具有极权性质的基本标准之一。因为极权制度缺乏自我修正机能，所以必然会引发社会潮流的极端化倾向。社会矛盾的激化过程因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变化周期是各有不同的。例如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贪污运动以来，贪腐现像一直是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成长的，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始加速发展。按照社会的普遍运行规律，社会矛盾的恶性加速发展标志著一个时代的终结阶段正在到来。

除了腐败问题以外，中国大陆近年的一个重大危机是社会道德的严重滑坡。如果说腐败只能是当权者的专利的话，那么道德就是反映全民精神面貌的指标了。针对大陆道德的严重危机状态，当局在九月二十日搞了一个「公民道德宣传日」。《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对道德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播出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到参加讨论的人各执一词，人们普遍对道德的认识程度非常肤浅，特别是毛马流毒在大家灵魂深处的影响极其深刻，在这种背景下与会者根本不可能拿出来比较客观透彻的分析和建设性的主张。

[实例浏览]：9月6日的《北京劳动午报》刊载了北京顺义翁福义的文章：电视上有这样一条报道：一名上有父亲、下有孩子的中年男子，因一时想不开，醉酒后爬到楼顶企图自杀。于是有人报了警。警察赶到后对其进行劝说，终于有了一点效果，这名男子开始在楼顶上犹豫徘徊。这时，楼下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大约达到了两三千人，口哨声不绝于耳，并传来了大声叫喊：「快跳呀，我该上班了。」接著又有「快跳呀，我脖子都等酸了。」等引诱性语言此起彼伏。起初这名男子还用砖头愤怒地砸向那些叫喊的人，但他最后还是没有抵挡住楼下人的恶意叫喊跳了下去，离开了人世。楼下的「看客」们也就消散了。

[事件分析]：关于见死不救的事例近年来频频见诸于大陆报端，到现在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了，问题的关键是大陆人是怎么变成了今天这样的冷血动物的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在很多发达国家的国民道德水平是很高的。仅以美国为例，在「九一一」恐怖事件发生的瞬间就涌现出了大量的舍己救人、临危不惧的事迹，令全世界人民为之感动。而这样的一些「雷锋精神」在中国大陆则是非常偶然的现象，所以才被当政者如获至宝般地加以宣扬直到人民感到厌倦为止。是当今的媒体太开放了才造成个案的大量曝光吗？恰恰相反，我认为曝光的事件只是大量事件中的极少数而已。其实只要是长期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都会有切身的体会，道德危机确实是在严重地在恶化著。

根据《社会动力工程学》的原理分析，道德产生的起源是在于人类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保护需求，是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宣传、教育的结果，因为谁都知道道德高尚的行为是好事，在达到同样目的的前提下人们当然愿意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来参与社会活动。当然在正常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幼年的道德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使青少年为自己的精神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但观念的最后形成还是要依靠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那么为什么中国大陆近代会出现严重的道德滑坡呢？显然是因为社会的公平利益基础被破坏了。当一个社会的利益平衡心理被打破的时候人们会产生仇恨心理、报复心理和发泄心理，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动乱。这样就成功地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常常出现「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现象，也说明了许多「无缘无故的恨」是怎么来的了。例如在文革期间人们当然不敢将无名的心中怒火发泄到毛泽东身上，而那些被指控为「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的群体就成为了最佳的出气筒，这与古罗马的角斗残杀心理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才做出结论说中国在二十世纪发生了中世纪的大复辟。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位大学同学利用暑假一起去大连旅游。当时大连的有轨电车车票是全国最低的，只有一、二分钱，而我们上车时经常藉机会逃票。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钱不是大问题，但占便宜有一种荣耀感而不是羞辱感，大概只有这样才能发泄出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懑吧！这就是道德观念对社会状态的基本心理反映。

[诊治处方]：道德状态是社会综合状态指标的一面镜子，是社会质量的集中反映。当权者不应该将道德问题孤立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道德危机主要是源自于毛马瘟疫的长期感染以及社会不公正现象对百姓的强烈困扰。只有根除了这些痼疾以后中国大陆人民的道德水准才有可能得到逐步的改善。中国人需要的是对光明的期盼，当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时候道德水准就会陡然提升。我们都知道，在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发生了「小偷罢偷」的现象，北京市民突然变得互相理解起来，而且这种气氛在大屠杀发生一段时间以后才逐渐消失。这就充分证明了道德是人类对社会信心认同度的本能反应，而决不能通过加强思想改造而得以改善。在文革期间每过几个月就会公布一批罪犯的罪行以备召开公审大会处决掉一些人，记得当时传达文件时就曾经强调过不要一说犯罪问题就是社会造成的，说明当权者非常清楚谁是治安问题的始作俑者。做为当权者应该首先对自己的言行进行严格管理，从而能够充当社会的模范才能够给社会创造出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不能够像毛泽东那样从最基本的私生活开始就采取对人民严，对自己宽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在先进的民主国家里，每个领导人都必须检点自己的言行，而老百姓却可以在极为宽松的条件下生活。这也就是为什么每当邓小平听到三权分立的呼吁之声就脑袋疼的原因，为所欲为惯了的人当然不愿意去接受民主制衡机制的约束。所以中国的民主化问题的焦点从来都不是观念、制度的争论，而是利益的争夺。道德问题只是社会体制状态的一种反映。一旦当中国大陆的社会体制获得实质性改善以后，全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一定会自动地大幅度提升，真、善、美必将能够压倒假、丑、恶，我们就完全可能铸造出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中华盛世。

（《网路文摘》）

发稿：2003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