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百姓不再关心腐败？

【新生8月31日讯】据一项“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统计调查表明，几年来一直名列前茅的腐败问题，今年一落千丈，几乎快要排挤出前十名。网络作家翟羽佳先生为此写了一篇《危险的信号：百姓不再关心腐败》（见“凯迪网络”之“猫眼看人”2003年8月5日）的文章，从学理上对该现象进行了分析。翟文所表达出来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笔者不妨接过这一话题，从自己的思路，再来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老百姓对腐败的关心，我认为，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低层次的，亦有高层次的。低层次的关心，主要体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议论这一形式。这种议论，不断地聚集，往往会形成一定的、甚至强大的民间舆论。从理论上来说，此种强大的民间舆论所产生的民间压力，将会对腐败的官员起到极大的震慑、警醒和监督的作用。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老百姓名义上“当家作主”而实际上卑微如草芥的极权国家，民间对腐败的议论，常常如“清风”掠过“一沟绝望的死水”，而“吹不起半点漪沦”（闻一多：《死水》）。在中国，民意何尝被人民的公仆们倾听过、关注过、恐惧过。不过，当民间议论腐败的怨声沸腾到令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不得不在乎的时候，统治者们也往往有着自己的一些对策。比如，装模作样地搞一些“雷声大，雨点小”、“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反腐败假象，以糊弄民意；或者，把民间的声音视为“蛊惑人心的谣言”和“影响稳定的因素”，而予以压制和封杀。老百姓对腐败的议论，是民间力量主动地参政、议政活动的一种正向行为。如果此种行为不能产生正面的效果甚至遭到压制的话，参政的积极性受到挫折的老百姓，就只能消极地选择沉默。看来，单向的政治热度，注定是不可能持久，并最终会冷却下来。

老百姓对腐败高层次的关心，主要体现在老百姓通过上访、申诉或者其它的公开形式来揭露腐败、同腐败抗争。这些形式已经走出了那种仅仅停留在言语上对腐败的低层次的关心，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同腐败进行面对面的博杀。因而，这种对腐败的高层次的关心充满了危险性，时常有牢狱之灾，且往往有生命之虞。这方面的例子，近年来可谓不胜枚举。比如：1998年《山西青年报》的记者高勤荣因投书《人民日报》揭露山西运城“假渗灌”腐败工程，而被指控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判处十二年徒刑，至今仍在监狱关押。另有一个叫姜维平的记者，在担任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站主任期间，写了三篇揭露东北地方官员腐败的文章，而被秘密判刑八年。湖南益阳的李尚平老师更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因揭露教育腐败而遭到了犯罪分子的枪杀，此案迄今未破。高勤荣、姜维平和李尚平等一个一个勇士们关心腐败的壮举，不但没有对腐败者们的腐败行为产生丝毫的震慑，相反，他们的悲剧性结局，将使老百姓在失望、甚至绝望和恐惧中对腐败关心的热情骤然降低，并最终趋于对腐败冷漠和麻木。谁还愿意步高勤荣们的后尘呢？正如著名学者任不寐先生所言：“政治冷漠症的实质不是对‘政治’的厌恶，而是对权力的恐惧”（任不寐：《灾变论》）。

老百姓对腐败的关心，无论是低层次的议论或忧愤，还是高层次的揭露或抗争，都是一种于社会发展有利的积极的政治能量。如果这种政治能量没有正常的“政治文明”的机制让其公开释放的话，那么它就很可能转化为一种消极的政治能量，并通过其它极端的形式释放出来。轰动一时的山西胡文海案，就是一个典型。胡文海是在状告他所在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等腐败利益集团“三年挥霍贪污了至少五百万”等腐败行径无门、且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最终选择了疯狂杀害十四人这一野蛮的刑事犯罪行为来宣泄自己对腐败、乃至对整个社会的愤懑和不满。但愿胡文海案能够对当权者起到某种警醒的作用，否则，老百姓长期游离于正常的政治渠道之外，不再关心和参与决定他们生活的政治，这个国家的政治空气就将变得具有潜在的爆发性。到时候，希望将连同一切在爆发中灰飞烟灭。

完稿于2003年8月9日中午

发稿：2003年8月31日    更新：2003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