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动乱怎样在专制高压下实现“串联”

【新生8月10日讯】中国的独特现象──广泛的局部不稳定（每年几十万起群体反抗）和全局的超稳定之所以并存，在于专制政权能够防止反抗力量的串联。只要局部反抗存在时间差，专制政权就可以利用现代交通的速度，迅速集中起针对局部的优势力量，将反抗镇压下去。今日政权掌握的武器、通讯、机动性等绝对优势，可以确保任何局部反抗都无成功可能。唯一可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是众多局部反抗能在同一时间起事，变成全局动汤，造成政权首尾难以兼顾，镇压力量分散为杯水车薪，优势也就化为乌有。然而局部反抗同时起事的前提是事先串联，在这一点上，专制政权把串联视为大忌一点也不奇怪。专制措施的很大一部分──不许组党结社、禁止民间办报、严控NGO、把持宗教组织、设立网络警察等，追根溯源，都是为了防止在其体制外的串联。

当局除了防止行动和组织方面的串联，还着力切断思想的串联。思想具有更广泛的串联能力，可以把局部反抗的不同内容集合为共同目标，上升到对专制制度和统治集团的否定，成为联合行动和整合组织的基础。行动与组织的串联尚可一定程度在底层自发进行（如历史上的帮会组织），思想串联却离不开知识精英，因此当局在六四后采取多种措施吸纳知识精英，使其为统治者而不再为被统治者提供思想资源，成功地结成康晓光所说的精英同盟。同时阻断知识界异议人士与底层民众的沟通，基本做到让底层反抗失去思想灵魂，仅仅是就事论事，不成气候。

这造成一种无可奈何的状态，日益精致的统治技巧和不断加强的技术手段使得专制政权似乎可无限期维持，没有任何办法和能力破解。然而这如同烧着火的锅炉把所有出口焊死，纵然一时像光洁耀眼的奖杯，最终结果却只能爆炸。这不仅是一种形容，从串联角度可以进行分析。

专制政权能切断社会在政治上的串联，却不能切断社会日常生活和经济生活方面的串联。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普及经济串联的过程。因此也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某个覆盖经济总体或人们共同生活的事件，突然成为动员整个社会的总号令，引发各处的积怨和反抗在同一时刻爆发。这在效果上相当于实现了共同起事的串联。在信息不畅的古代，这种串联往往被人人可见的彗星、日食或自然灾害引发；在政治动汤的年代，这种串联可以由政治人物的死亡（如周恩来、胡耀邦）、谣言或小道消息形成；在经济一体化日益紧密的今天，这种串联最可能通过金融危机、股市崩盘、大规模失业等实现。而这一类串联却是政治镇压无法防范的。相反，政治镇压的效率越高，社会越是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政治串联。

这种方式的串联虽能普及广泛，却是无法提升水平，几乎只能停留于闹事层次，盲目而无理性。由于压抑太久，爆发会形成一呼百应、百呼万应的局面，社会对权力体系的不服从连锁扩大，往往权力体系来不及反应就会陷入瘫痪乃至崩溃。而这种墙倒众人推的暴乱，恰恰不需要知识精英介入也可以发生。因此权力精英不会由于对知识精英的成功收买就可以从此高枕无忧。

发稿：2003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