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性的日子

【明心网】什么是文学的真实，什么是生活的真实以及怎样由生活的真实通向文学的真实进而达到艺术上的超越，这都是我们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时下却很少有人提起了，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沉浸在由酒吧、街道、时尚、小资生活等所营造的中产阶级幻想中，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成为创作和批评的无形而巨大的背景，我们陷于其中而有乐于其中。在脱离了原来的宏大叙事的限制后，我们似乎发现了被我们所忽视的"日常生活"，以此我们似乎日益走近了文学的"现代性"。然而在我阅读了大量的"新生代"文本之后，我却更多的发现了其中的匮乏和虚假，一种厌倦之感围绕着我。我似乎能够理解，然而却在生活面前日益跌落，飞翔的翅膀像是被突然折断，于是我不敢再看，所谓的大众文化离我越来越远。我永远属于底层，即便是幻想也让我感到奢侈。就在这时我读到了《日子》，一种阅读上的沉重的压力让我感到了某种希望，不是关于自己救赎的希望，而是对文本的某种希望。也许做到超越依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们是不是要一步步抵达呢，就像陈忠实一样从《日子》开始，除此，也许我们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只能在麻醉中靠幻想度日并将永远跌落下去。

《日子》为我们讲述了一对挖石头夫妇的故事，支撑起整个文本的是夫妇间辛酸而又不失幽默的对话，而在对话中为我们呈现的则是石头一般结实的日常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我感到一种久违的温馨，然而却又无力正视，也许我早已丧失正视的力量。在文中陈忠实说“我头一次来到他俩的罗网前是盲目的，两回三回也仍然朦胧含糊，现在变得明白而又单纯，看这一对中年夫妇日常怎样拌嘴儿”。在对话中这个社会芜杂的社会生活得以过滤和分化，一眼望过去仿佛就只剩下一对中年男女在日复一日的挖石头。这一对中年夫妇在这片河滩上挖了十几年的石头，他们在认命中感到一种坚持下去的无奈中的力量。在我们的大多数都在幻想中产阶级生活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却固执的选择了挖石头作为生活的主要意义，也许我们的生活真的在哪里出了问题。文中的男主人公也曾经有过挣扎和反抗，然而却都失败了，他不得不又回到了河滩又去挖石头，因为他是个“硬熊”，而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不适合“硬熊”的。最终他又回到了河滩以此来对抗外在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与老婆之间诙谐讽刺的对话中外在的世界的意义一一消解，贪官污吏、卖官得钱、三星宾馆、搓背按摩、双规壮阳等等无不显得虚妄与渺小，只有挖石头才真正成为他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然而挖石头并不是先在而发生的，它依然有它背后的东西在支撑着，那就是他的女儿能够考上大学，而考上大学的目的却依然又是她可以不再挖石头，由挖石头所形成的世界的意义也轰然崩塌，我不忍再看，我不忍挖石头的世界也是在悖论中形成，但谁又能逃脱呢？尽管男主人的愿望是那样的朴素。一种框架之内永远得不到救赎与超越的追求却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对此我们还能说些什么。也正是因此我能感受到《日子》本身所产生的巨大的文本的张力，留给我们永远的思考。陈忠实没有提供答案，谁又能提供答案呢？生活吗，而生活也是那样的虚假。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日常生活呢，也许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

日常生活是什么？它是生命的和文化的再生产活动，据说这是为了铸造尚未完满的渴望和尚未满足的本能。当然，由弗洛伊德揭示出来的本能说起来并不好听，更多的人的理论论证并不从弗洛伊德开始，而是将其溯源传统。然而，无论是中华传统还是古希腊精神，人们搬出来的老祖宗都脱离不了对肉身合理性的证明，在这种证明方式中，不是把道德撇一边，就是把日常生活美学化。人们发现，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日常生活的重建似乎第一次真正贴近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基本需要，因此，乐观主义派的学者们欢呼它代表着中国文化前进的方向。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陷入了深层的矛盾。可以说，这种乐观主义态度存在着颇多问题。这种问题源自对西方文化的普遍误读，也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解有关。特别是在当下，在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无边幻想中，我们的日常生活再一次变得匮乏和虚假。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已经被侵占了，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新的全面控制，在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里，人都是被操纵的，人都成为非人，异化为一种非自主的客体状态。这种新的异化工具是以符号和影像为核心的传播媒介，通过电台、电视和文字，使人成为虚假生活的木偶。人不是在生活，是某种非人的物占据了日常生活的场所。人在日常生活中丧失了自我，成为生活异化的牺牲品。这一点，他直接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恐怖主义”。列氏的理论对我们当下的生活依然有很多借鉴意义。在这里，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现代积累的过程，那么简单把当下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解放的象征，这是极为幼稚的。当然矛盾的是，由于日常生活是人的存在的根本，因此我们并不能在日常生活之外去寻找解放的根基。在这一意义上，有人试图用诗性来消解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是极为幼稚的，而用基督教从外面来解放中国也是行不通的。当然沉溺在对中产阶级生活的幻想中并以此作为目标，更是对本真生存的一种逃避和遮盖。这便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种暧昧状态。

而在《日子》中我则看到了日常生活的某种神性，我依稀感到了一丝获得救赎的希望。尽管"日子"中的日常生活依然充满了悖论，但一种坚韧的力量即便是在无奈中也存在了返回本真的可能。当下的生活中我们在新意识形态的幻想中一步步走向异化而不自觉，如何返回本真的生存而重建合理健康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自身和我们的文化的最大问题，我想《日子》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我们濒临绝望的信心，从而在走向超越的道路上获得某种启发。

（世纪中国）

发稿：2003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