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午的黑暗》有感（下）

（三）

　　小说再现了人性中的非人性——机械的物性甚至超兽性。

　　在美国和苏联的历史中，都曾出现过的那种冷酷的政治机器以及它们运作情况的构想，在奥威尔于１９４８年出版的政治幻想小说《１９８４》中曾作过相当精彩的概括性的描写。对于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来说，他可以是某种预见，但对于斯大林主义来说，他便只能说是旧闻了，甚至还可以说其真实性是不太够格的旧闻，因为作者尚缺乏把人类想象得那么坏的能力。如果作者奥威尔有可能早知道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苏联的内幕消息的话，或许他的《１９８４》会写得更深刻，并更具有对人类的刺痛的警醒作用。这个补充《１９８４》的工作后来由赫鲁晓夫和索尔仁尼琴从不同的角度（前者从政治角度，后者从文学角度）完成了。

　　实际上，早在１９４１出版的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比１９４８年出版的《１９８４》更充分地揭示过这一点，可惜的是，好心的人们仅仅把它看作是一部反共的偏激之作，而根本不敢相信，书中所描述的竟是完全真实的透露。

　　库斯勒在他的作品《中午的黑暗》中，上述矛盾亦展现得更尖锐，更撩人。从小说征引的题头语中也可以看到，作者自身的苦思并没有获得最后的解答，他不能不求助于历史上的思想者或者革命者。他首先征引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恶名昭著的政治权术家马基雅维利（１４６９一１５２７）的名言：“凡是建立了独裁政权而不杀布鲁图者，或者建立了共和政权而不杀布鲁图之子者，都只能统治很短的时候。”马基雅维利是主张统治者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只要达到统治的效果就行。他的关于政治权威的著名公式是狮子加狐狸，而狮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被征引的圣•约斯特（１７６７—１７９４），不到２７岁就陪同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登上了断头台，他是后者的主要助手。他说过：“无人能毫无内疚地进行统治。”换言之，即使是圣人，如果他一旦成了统治者，他有时也会变成背信弃义的小人的。

　　被征引的凡尔登主教冯•尼海姆（１４１１）说得就更露骨了：“在教会的存在遭到威胁时，它就可以不受道德戒律的约束。为了统治的目的，一切手段均可以使用，甚至包括诡诈、背信、暴力、贿买、监狱和死亡。因为一切秩序都是为了群体，个人必须为共同的利益作出牺牲。”

　　革命只要有了崇高的目的，就永远是合乎理性的、正确的，即使发生了卑劣的行为或无情的屠杀，也是无关宏旨。这些引语就已经暴露了作者本人的困惑，而这也是书中主人公鲁巴肖夫的困惑。

　　鲁巴肖夫是革命元勋，前苏共中央委员、人民委员，只不过对党内某些不正常现象产生了怀疑便被捕入狱，经过了一系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他竟然承认了种种凭空捏造出来的罪名，并最后被处决。

　　鲁巴肖夫是在做着被捕的噩梦中被催醒，然后真实地被捕的。被捕时既没有家人的哭叫声，也没有其他的喧嚣声，这里体现的是彻底的机械的物的游戏，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在牢房里，鲁巴肖夫进行了反思和回忆，他思考的方式是彻底的唯物的理性的哲学逻辑。他困惑地回忆起了“党”和“历史”在他的心灵中的分量。

　　他记起他曾用教训的语气对一位国外的年轻的党的工作者理查德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你和我可能犯错误，但党不会”，“党是历史上革命思想的化身。历史不知有什么顾忌和犹豫。它永远地、不犯错误地流向前面的目标。每次转折都留下它夹带的污泥和淹死的人的尸体。……对历史没有绝对信任的人，是不配留在党的队伍的。（ｐ３４）

　　由于理查德不同意他的意见，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表示了怀疑，鲁巴肖夫毫不犹豫地把理查德清除出了党组织。

　　他还回顾自己在内战时期，由他亲手杀死的人大约在七十到一百之间。

　　外国同志小洛埃历尽艰辛为党工作，却受到了党的官僚主义的不负责任的冷漠的对待。个人关心党，党却丝毫不关心个人。小洛埃抱怨说：“党越来越像一块化石了，它的每一条肢体都患有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这样来进行革命。”这也是对代表党中央的鲁巴肖夫的批评。

　　共产国际号召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组织某国码头工人起来抵制装卸运往某敌国的货物，可是却有五艘从共产国际中央的国度开来的货船装满了要运往敌国的军用物资。这种以革命的名义所干的反革命的勾当令工人们大为反感。码头工人指责鲁巴肖夫：“你们嘴上说什么团结、牺牲、纪律，但是你们的船队却在干破坏抵制的勾当。”小洛埃同意这种意见。三天后，码头支部几个领导人被开除出党，小洛埃被党报揭发为“奸细”，再过三天，小洛埃上吊自杀。作为领导人的鲁巴肖夫对革命的理解是，中央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革命只需要工具的理性，决不要道义的理性。他本人对人们的生命也是毫不关心。

　　鲁巴肖夫在狱中的日记写道：

　　……最终的真理在最终之前总是谎言。据说第一号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为他永久同榻共眠。他理该如此；……我们是以普遍真理的名义实践的新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就是我们的伟大之处。……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必然的逻辑的原则。（ｐ７６）

　　我们比别人更加彻底地学习了历史。我们与别人不同在于我们的逻辑的一致性。……在历史上对于人类的前途，从来没有像我们这样把这么多的权力集中在这么少的人的手中。……因此，我们必须惩罚错误的思想，就像别人惩罚罪行一样：用死亡。（ｐ７８）

　　鲁巴肖夫的女秘书阿洛娃就曾是他的机械物工具，既是他的好用的机械工具，又是他的随时可用的性工具。“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的表情就像平时一样：‘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ｐ９１）这是标准的机械物的语言，像有情，却无情，真是彻底的唯物性质。“鲁巴肖夫不论白天还是夜晚都生活在她的丰满懒慵的肉体的气氛中。”人与机械一体不分。可是由于阿洛娃受哥哥被捕的牵连，被撤销职务并奉召回国，他却没有为她辩护一声。不久，阿洛娃被处决。

　　鲁巴肖夫的反思透视革命、透视党、透视历史、透视自己……但他用的方法却是彻底的唯物的哲学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我愿意付出代价”！

　　审讯总共进行了三次，前两次的审讯员是伊凡洛夫，他是鲁巴肖夫的老战友。审讯中，尽管伊凡洛夫自称不带怜悯心，然而，他不想用酷刑来对待老战友，他相信革命逻辑本身的力量。他要鲁巴肖夫用共同的逻辑促使自己屈服，自愿认罪。可是结果却不等审讯完毕，审讯员本人反而比鲁巴肖夫先被处决。

　　接替伊凡洛夫的审讯员格列金，是年轻的“新石器时代人”。他只相信从体质上对被审讯者进行折磨的物质性力量。他反倒满足了鲁巴肖夫自我表白“忠诚”的光荣感，并称党还要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痛痛快快地认罪，“你的任务是避免引起同情和怜悯。对反对派的同情和怜悯，是对国家有害的。”

　　格列金使鲁巴肖夫自愿地“付出了代价”，自愿地受辱，自愿地放弃了作人的自尊，最后是自愿地去死，死了之后还要戴上“反革命分子”、“祖国的叛徒”等凭空捏造的帽子。这种对人性的彻底的唯物性，真是让人难以阅读下去，更对鲁巴肖夫的“自愿”禁不住要感到恶心甚至呕吐。

　　《中午的黑暗》用艺术展示了人性中的非人性，彻底的机械物性，甚至超兽性。这里的黑暗并不是“第一号”一个人制造的，被害者们本人——鲁巴肖夫、伊凡洛夫们本人也同样积极地参与了制造，所以他们“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故事与中国古代判案故事中的“屈打成招”并不是一回事，因为本书中的故事还贯穿了一种哲学，一种严格地按照机械物性原则的逻辑，这种逻辑可以使人不仅忘记自己是人，甚至忘记自己是动物，而只认定自己是可以任人摆布的物，简简单单机械的物。如书中阿洛娃对鲁巴肖夫所说：“你愿意怎么样待我都行”，极而言之，甚至让“我”去死，不仅去死，而且死后还要戴上使人的尊严受到种种侮辱和蔑视的帽子：叛徒、奸细、间谍、反革命分子、小丑等等。正如本书最后一节所表明的：“我”只不过是“语法虚构”。

　　最后，我想再重复一篇马丁•路德•金的话：历史上真正可悲的不是少数坏人做了恶事，而是大多数好人对这些恶事保持沉默，甚至逆来顺受。我想再加上一句：当少数坏人还运用一种哲学把人彻底变成物时，这种悲剧就不仅是部分人的悲剧，而是人类的时代的悲剧。

　　（《中午的黑暗》，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版）


发稿：2002年9月25日